文言经典与语文教育钱吕明文学教育2011年第1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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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 2011年第1期 ID: 151035

[ 钱吕明文选 ] 　　

文言经典与语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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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经典与语文教育

◇ 钱吕明

　　内容摘要：文言文要不要教，教多少，从什么时候开始教起，这是语文教育界争论不休的老问题。最近，在网上读到韩军与王尚文就这一问题的争论，我感到还有许多话要说。我认为，学习文言文的主要目的既不在于掌握词汇句法，也不在于了解一下古代文化的文采与辉煌，而在于传承我国特有的文化。
　　关键词：文言经典语文教育文化传承
　　
　　一.从韩军与王尚文的争论说起
　　文言文要不要教，教多少，从什么时候开始教起，这是语文教育界争论不休的老问题。最近，在网上读到韩军与王尚文就这一问题的争论，我感到还有许多话要说。
　　就中小学生文言文的学习问题，韩、王二位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何时开始学，学多少，二是为什么学。王尚文先生认为，我们现代人说现代语，写现代文，中小学生要用主要的精力学习现代语。文言文应该学一点，目的在于了解一下我国古代文化的文采，认识一下我国古代文化的辉煌，让他们有点兴趣，产生民族自豪感。韩军先生认为，小学阶段可以了解一点文言文，初中阶段可以了解多一点，高中阶段就应该文白并重，各占50%。韩先生认为学文言文，目的在于写现代文。只有学好文言文，现代文才能写得简炼、漂亮、文雅。现代文学史上很多文学大家，像茅盾、鲁迅、郭沫若、徐志摩、梁实秋等等，他们都是在青少年时期大量地学文言文，然后才成为白话大师的。如果他们从小只读白话文，白话小说，到了五四时期，他们绝不可能成为文化大师。
　　对于韩军的意见，王先生认为古汉语中有生命力的字词句法，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扎了根，同样可以学到，没有必要舍近求远，爱好文言文，应该从大学开始。五四时期的文学大家，他们之所以成为文化大师，白话大师，是因为他们批判、抵制了文言给他们造成的落后的结果。韩军的这一种意见，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吕叔湘先生早就驳斥过这一种意见，说不学文言文就学不好白话文，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实际并不支持这种理论，五四以后一段时期，很多受过长期文言训练的人，改写白话文就是写不好，现代有很多文人并没有受到文言训练，白话写得挺漂亮。韩军认为，吕叔湘是语文教育大家，他是反对学习文言文的，但他是深受文言文滋养的，他活用了文言中很有生命力的词语句式，才使得他的语言文字那么优雅，简洁。在美国，高中生用整整一年的时间来学习古英语，学习莎士比亚的原著，写古英语，循着古英语的音乐来填诗填词，自有他的道理。
　　韩、王二位各执一词，谁也没有被对方说服，但谁也没有摆出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对于文言文从何时学起的问题，二位基本上是想当然耳，属于“我以为”，而非“应该这样”。对于学习文言文的目的问题，韩、王二位的意见各有偏颇。我认为，学习文言文的主要目的既不在于掌握词汇句法，也不在于了解一下古代文化的文采与辉煌，而在于传承我国特有的文化。
　　二.是文言经典而不是文言文
　　我觉得，我们将课文分为文言文与白话文的两分法，问题很大，这样一分，凸显的是语体，于是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在语文课程中就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在淡化语法教学之后，古汉语知识的教学，在实际教学中并没有淡化，因为这种古汉语语法现象的归纳，被视为培养文言文阅读能力的惟一法宝。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被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我们该学的是文言经典，而不是所谓文言文。
　　对于文言经典教育，我们是有悠久的传统，并积累了行之有效的教学经验的。根据王荣生先生对文选型教材选文的分类，文言经典应该属于定篇范畴，属于语文课程的内容。奴隶社会的学校教育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内容，其“礼”“乐”“书”中包含着许多语文课程的内容。封建社会学校教育，是先教蒙学读物，集中识字，然后学习以“四书”“五经”为主体的儒家经典，再以文选作为补充读物和写作范本。整个封建社会的教育，汉唐侧重于“五经”，宋代以后侧重于“四书”。“五经”包含了古代政治、教育、文化、哲学、伦理等方面的内容，“四书”是儒家经典的代表性著作，虽说它们在思想内容方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但它们对语文教育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毫无疑问，“四书五经”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课本，《文选》《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之类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读本，“课本”管文化传承，读本管开阔视野与获得写作的知识，封建社会几千年的教育，重点在传经，这里面有深刻的道理在。张志公先生在《关于改革语文课、语文教材、语文教学的一些初步设想》一文中指出，我国传统语文教育有三大经验，一是建立了成套的、行之有效的汉字教学体系，一是建立了成套的文章之学的教学体系，一是建立了以大量的读、写实践为主的语文教学法体系。我以为，最主要的经验不在这里，最主要的经验是诵读经典，背诵经典，在背诵基础上理解的教学方法。
　　倪文锦教授指出，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在于它以独特的无与伦比的方式触及、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其深度和广度为后世难以超越，对人类具有永久的魅力。学习经典，并不在于保证它的真理性或实用性，而在于它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和体现。经典是文化之母。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只能从阅读经典开始。在《经典常谈》的序言中，朱自清先生特别强调：“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
　　文言文，是一种很笼统的说法，也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给人的感觉，似乎就应该学习古汉语那一套。但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没有选用《清史稿》，没有选用《汉文学史纲要》，更没有选用《管锥编》。我们的选用标准，大体接近于《古文观止》，说白了，就是文质兼美。只是，作为以给学生打下精神的底子、培养中国的文化人为目的的选文，仅仅停留在文质兼美的层面是不够的，它必须是真正的经典。
　　三.文言经典的首要功能在传承文化
　　学习文言经典对于学习白话文的作用，我想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提出了学习语言的三个途径，第一是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第二是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第三是学习古代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毛泽东所说的学习古代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很显然是指从文言文中学习。新文学阵营的周作人，就曾批评不承认古文是华语文学一分子的态度，提出“把古文请进国语文学里来”，他在考察现代白话文时发现，白话中常缺少形容词助动词一类以及助词虚词，这就不得不采纳古语。事实上，不少东西仅用口语是很难表达清楚的，因而白话文不得不接纳诸如恍惚、惆怅、悱恻、惝恍、憧憬、崎岖、峥嵘、崔嵬、憔悴、懵懂、怂恿、忐忑之类的连绵词，还有数以万计的成语，以丰富白话的表现力。五四以降的文坛大家，接受新思想、新理念固然是他们成功的主要原因，但丰厚的文化积累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因素。那种以为五四作家仅仅在文言中汲取了精炼、典雅的语言的意见，未免有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
　　韩军的有一个说法我很赞同，文言文有3000年的历史，现代文只有不足100的历史，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文言文，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根，是用文言写成的，文言文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全国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提出，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观念审视古诗文，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性。要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就不能只是了解一点，见识一下，必须下切实的功夫。
　　实事求是地说，中华民族的道德伦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念，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主要存留在文言典籍里。有人认为，继承传统文化不一定非学文言文不可。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跟瓶子和酒的关系一样，一者是载体，一者是载容。一种载容可以受载于各种载体，一种载体也可以承载各种载容。中国的传统文化大多记录在文言作品中，但文言可以翻译成现代汉语，了解传统文化并不一定要读文言文，就像了解外国文化并不一定要读外语原著一样。热心于继承传统文化的人应该重视文献对译工作。现在市场上白话《史记》、白话《聊斋》、白话《易经》、白话《论语》等著作越来越多，广大群众完全可以通过这些作品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可以组织专人编写传统文化课本，挖掘传统文化的内在精髓，那种不学习文言文就不能继承传统文化的忧虑，是没有必要的。
　　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任何语言本质上都是抗翻译的。通过翻译文本阅读外国名著，肯定不如直接通过外文阅读。有些白话翻译唐诗宋词的尝试，对理解文句有一定帮助外，但很少有不破坏原诗诗味的精品佳作，即便先秦诸子散文，翻译成现代汉语，也给人索然无味的感觉，直接阅读文言典籍，应该成为中国文化人的基本功。作为非拼音文字的汉字，早就为中国人直接阅读文言经典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条件，只要训练得法，学习文言经典并非难事。传统语文教学中的文化教育，并没有妨碍杨振宁、竺可桢、华罗庚、梁思成成为一代巨匠，倒是很少文言经典训练的一代，极少成为各个领域的巨人。还是毛泽东说得对，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学习文言经典，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既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的归宿点。
　　四.背诵文言经典能够开发儿童智力
　　我在上文说过，传统的语文教学最重要的经验，应是背诵文言经典。自幼背诵文言经典，不仅可以打下精神的底子，而且能够开发智力。
　　犹太民族被公认为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自从1892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犹太人获得这个奖是最多的。他们的人口占0.3%，但获此奖项的人数占17％，这个比例是其他民族的100倍。他们的成就与其童年大量背诵经典高度相关。犹太人特别重视早期教育，童年教育中的背诵极大地开发了犹太儿童的智力与潜能。犹太教有三部经典，一是《圣经·旧约全书》，二是《塔木德》，三是《米德拉什》。《塔木德》是犹太人的智慧宝库，在犹太人心目中其权威性仅次于《圣经·旧约全书》。《塔木德》全书共20卷，250万字，内容几乎涉及人生的所有问题，而且对每一个问题都作了详细论述，是犹太民族三千多年智慧的结晶，是犹太人超凡智慧的源泉。犹太人5岁开始学习《圣经·旧约全书》，大约50万字，10岁诵读《密西拿》，几十万字，13岁接受诫命，15岁研读《塔木德》，250万字。通用的教学方法是背诵，先熟记后理解，有所谓“读10l遍比读100遍好”的说法。教师在学生熟记后逐段讲解，有时也采用讨论的方法，巩固所学的知识。犹太教育家认为，6岁以前的记忆能力可以说最为发达，学习的效果也可以说是事半功倍，最为理想。背诵、记忆是古希伯来教育最通用的教学方法。在学者们当中，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圣经》是最值得夸耀的事情。孩子的记忆能力是犹太人早期教育的最好结果，是犹太人的父母和老师帮助孩子建立了最优秀的记忆系统。
　　人脑研究表明，人脑的每一项功能的发达与否，完全取决于一种神秘特殊的物质——脑突触。如果把神经元比喻成一个个城市，那脑突触就是连接各城市之间的道路，脑突触越多，神经元与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越发达，脑功能也就越发达。人脑的每一项功能，都是由一组神经元共同完成的，脑突触越多，参与工作的神经元越多，功能就越发达。比如说人脑在记忆时，有的人有100万个神经元参与工作，他瞬间可以记住4—5位的数字，而有的人脑突触发达，有200万个神经元参与工作，那么他瞬间可以记住的数字是8—10位。脑突触的数量决定了人的大脑的发达程度。三岁的孩子大脑的联络就要完成50％到60％，六岁就要完成60％到70％，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要不断给以优良的信息刺激，背诵文言经典无疑是最聪明的选择。德国医学博士林助雄先生从生理医学层面阐述了儿童读经的科学性。他指出，儿童读经不求理解，只是背，从表面上看来，这还是左脑的训练而已。然而，由于儿童在背经的过程中完全松驰，有趣味，致使脑波从β波转换至α波，整个读经过程同时动用了左右脑功能，使左右脑动作得以同步，学习效能可增加2-5倍。
　　中国有一句有关教育的警示性格言：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是我们的祖先千百年观察人生教育得出的结论，可惜很少有人参悟出其中教育学意义上的深刻内涵。中国古代的孩子，从小便要开始背诵许多经典和诗文。丢弃经典诵读，不重视婴幼早期教育，不在“孺子”最需要精神食粮开启智慧的阶段，主动给予经典的营养补充，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深刻反省的一个惨痛教训。国学大师南怀瑾老先生认为，教小孩子熟读背诵，这是中国人已丧失的基本教育方法，人类原始的教育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背诵。尤其是读中国书，更要高声朗诵。朗读多了，音韵和字义等因素都会逐渐影响读者，慢慢悟进去，长大后才有广博的学问。全国著名特级教师于永正于此有过肺腑之言，他说，我始终坚持一点，语文能力和素养不是老师“教”出来的，而是学生“读”出来的！只有大量诵读经典，为孩子们储备一座文化的富矿，孩子们的语文能力的发展才会有宽厚的根基。
　　五.文言经典训练应从儿童开始
　　对于文言经典训练，我不赞同韩军先生小学阶段了解一点，初中阶段多一点，高中阶段文白并重，各占50%的安排，更不赞同王尚文先生大学才爱好文言的主张。我的意见，小学安排《老子》《论语》《易经》（部分）《黄帝内经》（部分）唐诗宋词的背诵，部分学生可以增加其他典籍的背诵；初中阶段背诵50——100篇历代名篇；高中阶段开展专题研究训练。
　　五四之后，废除文言文的呼声很高,但从继承文化遗产的角度看,儿童学习文言文又显得特别重要。为此, 教育心理学家艾伟先后做过三次实验以探明儿童学习文白的能力。1926年，他在沪杭宁三地测验学生的理解力,认为文言文确实很难,小学不应教文言文,初中开始教授,要从易到难,而且文白之间的比例应当恰当;1928年，他扩大测验范围至平津、苏北等地,经过几年的统计分析，他认为从初一开始就可以不授白话文,全部教文言文，因为统计结果表明无论在理解力还是速度方面,文言文的进步明显而白话文的进步则较缓慢。1940年后,他主持中大实验学校,在小学高年级进行文言文的教学实验成绩斐然,又提议文言文的教学应从高小开始。艾伟对初中国语教材的意见，曾写进当时的大纲：初中三年，“语体文与文言文并选,语体文递减,文言文递增。各学年分量约为七与三,六与四,五与五。”这一规定一直维持到1941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景山学校也曾有过文言文教学的实验。据当年在景山学校参加这项教改实验的教师回忆，实验了几年，效果是好的，一是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很浓，阅读文言文的能力提高很快，例如几个普通初中班集中学习了两年文言文之后，80%以上的学生能够借助工具书独立阅读《资治通鉴》中的一些篇章。二是文言水平的提高，加深了对白话文的理解，也促进了学生作文能力的发展。在进行文言教学实验的班级里，涌现出一大批作文高手，他们的文章思路开阔，内容丰富，章法谨严，文笔简练，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文风。三是文言文学习的突飞猛进，扩大了学生的知识眼界，也活跃了学生的思想，他们在口语和笔谈中，经常抚今追昔，谈古论今，旁征博引，浮想联翩，头脑似乎变得“复杂”了一些。另外，他们通过学习文言，对祖国语言文字的优美，对民族文化宝库的璀璨，有了进一步的亲身感受，一种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也就油然而生。景山学校自1960年至1966年的文言教改实验初步证明：从小学到中学，只需花费约400课时，就能初步学好文言文；实验得到的基本经验是：学比不学好，早点学比晚点学好，集中学比分散学好，文白分开比混合学好，以诵读为主比以讲知识为主好。
　　可惜我们的文言文教学，全然背离了传统的经验与做法，小学基本上不学文言文，延误了学习文言的最佳年龄段，致使学生视文言为畏途，初中依旧没有把文言当成教学的重点，却在高中提出培养学生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力的要求，殊不知高中学科门数多，语文课时少，学习压力大，尤其要命的是——此时学生已经丧失了语言学习的最佳季节，记忆力和专注力远不如儿童、少年时期，教师企图靠大讲古代汉语知识，凭借文言“规律”让学生举一反三、一以当十、一通百通，事倍而功无，何足怪哉！
　　
　　钱吕明，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在省级以上专业报刊发表教科研论文100多篇，其中有13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转载，2005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教研专著《关键是培养语文意识》，获镇江市第三届优秀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江苏省第二届优秀教育科研成果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