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水浒传》一书蕴含着著者深刻而矛盾的思想，展现了处于特定历史时空的著者矛盾的内心世界。困惑映射于梁山众人物之上，使得他们具有了各不相同的鲜明个性和充满争议的群体性格。本文试图从百回本《水浒传》书中所展现的梁山人物的信念、所举旗帜、招安选择、最后结局四个方面，来探讨著者矛盾的内心世界。
　　关键词：《水浒传》 困惑 著者心态 矛盾
　　
　　引言
　　《水浒传》历经数百年，备受赞誉和诋毁。赞之者，如明之李贽：“《水浒传》者，发愤之作也……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1]毁之者，如清之龚炜：“施耐庵《水浒》一书，首列妖异，隐托讥讽，寄名义于狗盗之雄，凿私智于穿窬之手，启闾巷党援之习，开山林哨聚之端，害人心，坏风俗，莫甚于此。”[2]《水浒传》一书本身蕴涵着作者深刻而又矛盾的思想，展现了处于特定历史时空的著者矛盾的内心世界。
　　
　　一、信念：侠与法的困惑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与法自古不相容受，游侠也是与正统的法纪纲常相对立的。《水浒传》便是一部为古代游侠招魂，要求多元的社会力量以保障人生价值的一部书。[3]
　　侠者不但武艺高强，还要有功业和正义感，刚正不阿方显英雄本色。景阳冈上打死猛虎的武松也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夜走蜈蚣岭，痛快淋漓，可见侠者还要善恶分明，快意恩仇，杀富济贫，然而也难免好勇斗狠，争强好胜。以至于作者安排一个极端的嗜血英雄李逵形象，李逵在寿张县公堂上竟然说，“这个打了人的是好汉，先放了他去。这个不长进的，怎地吃人打了？与我枷号在衙门前示众。”可见作者对侠者勇力的追求已到了痴迷的境地，以至于“不分是非，胆大妄为”。总体来说，侠所要求的是正义、公平、有用武之地，而现实社会并非如此，所以梁山好汉要抗争。然而国家有法纪作为正统规训力量存在，这便构成了侠与法的矛盾。梁山好汉大都触犯过法律，亡命江湖，是朝廷通缉的要犯。《水浒传》的作者苦苦寻求了一条出路——招安，以此来化解矛盾。故而有论者指出，《水浒传》是一部关于游侠精神与法外力量的政治收编与文化规训的书。
　　
　　二、旗帜：“重整乾坤”还是“清除国蠹”
　　
　　宋江等人齐聚梁山，既不甘心为盗，又不甘心引颈就戮，于是在忠义堂上做醮，恳求上苍指点迷津，忽然天眼一开，一道火光，凿着龙章凤篆蝌蚪之书的石碣从天而降，“侧首一边是‘替天行道’四字，一边是‘忠义双全’四字”[4]。自此这帮啸聚山林的好汉有了共同的纲领和人格取向，同时却又陷入了一种前途未卜的困惑之中。就“替天行道”而言，这个口号本身就具有两重性：既含有“重整乾坤”的动因，又隐伏着为朝廷效命的倾向。
　　在此，不妨作稍远一点的追溯，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董仲舒为了给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政体提供一种合法性的论证，循着“天人相副”的类比方法，推演出一套“君权天授”的理论：“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5]由此确立了最高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法理地位。天子要成为圣君，必须“法天而行”，不然“天”就会以灾异示警，所谓‘灾异’也就是天子失道的表现。天子如若执迷不悟，“天”就有权力来夺取他的权位，而天夺取君权的方式是通过人民“以有道伐无道”的革命手段来实现的。在这里，董仲舒又把孟子的“人民革命论”的观念融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由此可见，董氏“天人相应”的思想一方面为专制政体服务，另一方面又在限制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一方面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形成提供了合理的论证，另一方面又为非官方的、批判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学术依据。
　　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思想交织于全书，困扰着梁山好汉，也困扰着作者，使人掩卷长叹。革命与报国两种倾向在文本中均有体现，小说一方面在多处指出“朝廷不明”、“天子昏昧”致使恶人当道，天下大乱。而另一方面，梁山好汉又一再说，只因滥官当道，奸臣弄权，“蒙蔽圣聪”，致使下情壅蔽不能上达天听，所以这乱世的责任不全在皇帝，把天下大乱的责任全部推给高俅、蔡京等辈奸臣头上。所以当索超被擒后，宋江亲解其缚，置酒好言抚慰：
　　“你看我众弟兄们，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盖为朝廷不明，纵容滥官当道，污吏专权，酷害良民，都情愿协助宋江，替天行道……”[6]
　　宋江所谓“替天行道”，用小说中另一处歌词来说，即“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7]。
　　由此可见，这两种矛盾的叙事，恰好反映出“替天行道”这一纲领本身具有二重性。那么，如何确定替天行道的最终走向呢？其根本在于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如单纯以“义”为指导，则有可能导向重整乾坤的革命之路；如以“忠”为指导，就必然走向“招安”的道路。众位梁山英雄意见分歧，致使他们最终走了“忠义”的圆融道路，这也为他们的悲剧性结局埋下了伏笔。
　　
　　三、招安：朝廷的收编，抑或梁山的妥协
　　
　　问题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从朝廷方面看，梁山上的叛臣贼子扰乱了“清平世界”，是一伙难以剿灭的顽寇，在各个州县屡次滋事扰民，公然与朝廷作对。呼延灼、关胜两员朝廷大将前去征讨，反被招赚入伙。后又聚集众人打青州、闹华山、攻北京、取大名府、破东平府，目无法纪，作乱犯上，甚至在元夜大闹东京汴梁城。朝廷震恐，又无计可施。《柴进簪花入禁院，李逵元夜闹东京》一回，著者道：
　　圣主忧民记四凶，施行端的有神功。
　　等闲冒籍来宫内，造次簪花入禁中。
　　潜向御屏剜姓字，更乘明月展英雄。
　　纵横到处无人敌，谁向斯时竭寸衷？
　　皇上是圣主，草莽出英雄，而皇上神圣不可侵犯，英雄前来“拜谒”，却成了“等闲造次”。在正统的“天道”面前，这些多元的社会力量也只能“冒籍来宫内”，“乘明月展英雄”，纵横千里无人能敌，也无人能理解英雄的苦衷，可见其两难心态。
　　朝廷的招安一方面想平息贼寇侵扰，另一方面又想利用梁山“亡命之徒”的骁勇善战抵御外侮，以图政治上的“公私两便”。
　　梁山中人亦多有不愿终身为盗者，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实属无奈，更有朝廷军官、将门之后，从内心来说不愿与逆贼为伍。宋江劝武松“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8]。作者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权衡再三，摇摆不定，直到又有一个因素转入其中——辽国犯境与盗寇蜂起。
　　书中第七十二、七十四回写到过这个问题。柴进簪花入禁苑看到的四大寇，进奏院的奏本，都是朝廷招安的隐含原因：宋江等人可以用来剿平其他盗寇，又可镇守边庭抵御外侮，况且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不比其他反贼。招安实在是上策！“救亡”是一方愿意招安，一方寻求招安的原因所在。
　　另外也有论者指出，《宋史》记载“（侯）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命（蒙）知东平府，未赴而卒”[9]。“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明知州张叔夜招降之。”[10]《张叔夜列传》中也有与宋江交战并招降之的记载。作者援史而发，一时快意恩仇，使宋江一百八人居梁山之上，官军莫敢撄其锋，但必不敢违背正史，故写朝廷招安，宋江以死报国，可见作者当时的心态矛盾之极。
　　
　　四、作品结局：左右为难的春秋史笔
　　
　　中国古代小说很少展示人物内心活动，我们无法看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只能推测。《水浒传》作者的春秋笔法也未能准确表达他的主张。一方面作者积极张罗招安一事，让梁山义军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威震朝野的局势下请求招安；一方面又以冷峻的笔调、哀伤的情感写招安时梁山内部的纠纷及梁山与官兵的矛盾。招安之艰难可见一斑。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鲁智深道：“只今满朝文武，具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作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11]智深此举正代表了作者对招安之事的深刻感受。为了消除这种矛盾，作者以“义”的牺牲为代价，把众位英雄拖向招安之路。理性的执拗，使他们在达成目的的路上，不论荆棘满布还是陷阱重重，都将固执地走下去。此后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常常对“义”的抛弃痛心不已，招安的成功中，时时拖出悲凉的尾音：难道如此苦心经营的梁山事业就这样在“分金买市”中烟消云散，毁于一旦吗？难道昔日义薄云天的豪杰们甘愿受人颐指气使，处处遭受冷遇吗？因此，招安之后的章节，语言沉闷，读之令人窒息。这正是作者思想深处的矛盾纠葛所造成的。
　　梁山义军的悲惨结局，血的事实在向人们诉说什么？这一问题曾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并引发了不休的争论，形成的观点大致有二：一种观点认为作者对梁山义军的接受招安持肯定态度——忠心报国，以死明志。一种观点认为作者持否定态度，受朝廷冷遇，“陈桥驿滴泪斩小卒”，最后却落得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两种观点各有道理，均能在文本中找到证据，却又互相抵牾，难以整合。这种矛盾正是作品的魅力所在，惟其如此，《水浒传》流传百年仍耐人寻味，作品所呈现出的两难取舍的矛盾心态正是作者的成功之处。
　　从感情上讲，作者希望梁山义军被招安之后能有一个光明的结局，显出“忠义”的巨大价值来。但在理智上，作者又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和朝中的奸贼是势不两立的。忠良的不羁和奸贼的弄权是中国古代永远讨论不尽的话题，“自古权奸害善良，不容忠义立家邦”，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政治现实和历史存在。但这样的结局，毕竟让人于心不忍，于是，作者一方面抒发“奸邪误国太无情，火烈擎天白玉茎”的悲剧性感受的同时，采用历史追认的方式，包括皇上的封赏，民众的膜拜。给梁山人格以崇高而伟大的价值许诺，使他们虽死犹生，名标青史。正所谓“生当庙食死封侯，男子平生志已酬”[12]。
　　
　　结语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与版本已有许多学人前辈考证研究，在此不再赘述，姑且认为是元末明初施耐庵、罗贯中合撰，共一百回。从主旨有别的不同版本到丰富多样的水浒戏曲，再到当代学者对水浒主旨及水浒人物的众说纷纭，《水浒传》一直以其独特的政治命题、鲜明的人物性格，为人们提供着说不完的梁山故事和多样的解读视角，既有它的规训意义，又不失民间立场。它既演绎了个人在特定历史时代的选择，又演绎了一个特殊群体的组成、选择与结局。寇耶？匪耶？侠耶？英雄耶？每个人都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之所以能如此，乃是因为《水浒传》首先演绎的是著者在那个特定时代中矛盾的内心，对于侠与法、忠与义、抗争与妥协、生存与毁灭，他心有所悟，但又无法彻底超越时空。
　　
　　注释：
　　[1]李贽：《〈忠义水浒传〉序》。
　　[2]龚炜：《巢林笔谈》（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3]刘岱主编：《中国文化新论·文学篇·抒情的境界》，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83页。
　　[4][11]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第七十一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5]董仲舒：《春秋繁录》（顺命第七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6]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第六十四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7]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第十九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8]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第三十二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9][元]脱脱撰：《宋史·侯蒙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10][元]脱脱撰：《宋史·徽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12]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第一百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参考文献：
　　[1]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上、下）[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2]马蹄疾.《水浒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冯文楼.《四大奇书的文本文化学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常亮 河南省郑州轻工业学院 450002)

• 常亮： 英雄的困惑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2期
• 常亮： 提高大学语文课堂教学效果的思考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