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牧马人》到《红高粱》，从《霸王别姬》到《集结号》，随着改革开放大浪潮的涌来，中国电影也迎来了自己的新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受到了多种思潮的影响而显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盛景。电影，作为一门汇集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体，所迎接的思潮也并非单一的。《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的作者宋彦博士从“现代性、后现代性”这一独特的角度来研究新时期中国电影，有一定的价值与创新，正如序中朱德发老先生所言：“《研究》比较高明地选取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与新时期电影文化关系作为重点突击与探索的研究对象，并采取以论驭史、以史论证、史论结合、相得益彰的框架结构，这既是本书的独特之点，又是它的创新之点。”
　　新时期中国电影的思想与形式多元而各异，宋彦博士的这部书并非单独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角度来研究电影的审美效应，而是以其错综性、交叉性的视角为出发点，对电影的继承与发展进行研究，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种多用于西方社会文化思想的字眼来审视新时期的中国电影，想法大胆、思维创新，在理论与作品中搭建桥梁为其电影学术添抹一道不同的色彩。
　　“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整合的理论视野，对新时期中国电影文化进行全面系统的考虑、探索和阐释”。书中通过大量电影资料来对新时期的中国电影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角度，以史论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与分析。中国新时期的电影不仅从其内涵上做到了对真善美的追求与向往，对人性的复苏与反思，而且也体现了在中国进入世贸组织之后电影产生的娱乐化、市场化、商业化的转变。宋书着笔于此时中国电影的现代性，表现在传统与现代、文明与愚昧、改革与守旧、反思与寻根等方面。同时电影作品的内在核心也在主体意识的觉醒，历史时代的变迁，家庭伦理的矛盾，女性力量的崛起等方面有所体现，这是中国从“文革”走出所经历的历史必然路径。当然也正如书中所写，在随后的作品中现代性也着力表现于现代生活中的都市迷失、金钱的挤压与传媒的变异，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现代性经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维审美等方面的转变以真实的笔触表达了出来。对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宋书此时的电影是其现代性的延续与发展，过后的电影作品表现得更加多元而新颖。其中书中所写的有对社会与自我的调侃与自嘲，对权威的反叛与支解，电影所表现的对象越来越平民化、草根化、边缘化、底层化，叙事手法碎片化，意识流化，在情感与精神上达到与观众共鸣的地步。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后现代性日趋增强，其电影作品的商业化与市场化也大大增强。书中对作品的后现代性从其文化策略、精神内涵于镜像特色中逐层逐次、由简入深地进行研究与阐释。后现代性的出现不仅迎合当今人们的审美方式，也是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术所出现的必然结果。面对现代中国商业大片的林林总总，评论界的褒贬不一，宋书并没有沉没于舆论的大海中人云亦云，而是从理论与商业的两重性角度对电影进行客观地评价，用后现代性的视角来肯定其优点，也针砭时弊地指出其不足，这也是宋书的特色之一。
　　新时期中国电影在镜像构图与电影语言方面也更显其个人风格，同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电影人，书中也着重介绍了几名具有代表性的导演，无论是现代性电影中的杰出代表张艺谋、黄建新，还是后现代电影领军人物的冯小刚，他们不仅引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风潮，也同时开创了自我鲜明而独特的电影风格，为新时期的中国电影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书中同样研究了不少兼具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作品，这一兼容并包的格局风貌也是其社会转型期所不可缺少的现象。宋书也正在中国电影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道路上开拓着、深化着。
　　对于新时期中国电影的转变与发展，后现代性并不意味着任务的完成与终结，而应继续开拓进取。书中对其“现代性”“后现代性”不尽完善而系统地叙述与探究，也对其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肯定。在新的时代浪潮中，中国电影应继续对世界对社会对人性对精神进行挖掘与深入，在具有普世价值的同时也应具有更宽广释然的民族情怀。

• 傅强： 新时期中国电影的转变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