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桂林《北京人在纽约》这篇小说最先在《北京电视报》上连载，1991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新华书店发行，1993年获《小说月报》百花奖。[1]它属于新移民文学初期之作，是一部关于赴美移民的小说。小说叙述男主人公王启明与女主人公罗燕怀着“美国梦”去纽约的故事，折射出东西文化的差异，是一部综合事业与情感历程的经典之作。近年来有关于梦想和人在异地的作品陆续浮上台面，虽然这种题材的作品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但当时空转换，身为留学生的笔者仍然感触良多。笛安《十月》第五期中讲述的就是“留学生活”，让我们体会到所谓一个梦想的追寻并非那么容易，那是一个又一个的代价换来的：
　　没错，我还差一个星期满二十六岁，我已经老了。我是十九岁那年出国的，念了几年书，然后做导游，已经整整七年了。在留学生的圈子里，盛行一个说法，就是说在国外的人，过一年，老三岁。那么我呢，七年了，三七二十一，这下每个人都可以轻易地算出我的实际年龄。[2]
　　移民的人们外表光鲜亮丽，可是内心空虚寂寞。他们努力融进当地的社会，却发现在大染缸里，他们学会的只是外表。学生族群跟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人厮混在一起，父母拼命赚钱给下一代花，满足父母当初移民时对小孩的亏欠。他们战战兢兢深怕一不小心所有的东西都化为乌有。《人民文学》12期中《望断南燕飞》就提到一个走钢索的概念——沛宁看到南雁的嘴角塌下来，赶紧说：那话的意思是不错的。南雁苦笑说：她也晓得。但她讲那只是一种承诺，就像在悬崖上牵出钢丝，那头放一箱你最想要的宝藏，你得走过那条钢丝，才能拿到它。可那悬崖下有多少白骨啊！[3]——就是在表达这个意思，同时它也可以拿来形容在“生存战争”上“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现实。所有的成功必须要有相对应的牺牲，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这样被牺牲。
　　姨妈没有离开座椅，只是侧过了头，对他们说：“考虑到你们初来这里的经济状况，这里的房租比较便宜。”说着，她从名牌钱夹里拿出了一个信封：“这是五百美金，还有我的电话号码，请收下，不要客气！”王启明和郭燕接过信封，战战兢兢地下了车，走近这座墙壁已被涂写上不堪入目的绘画的房子。“我们”，王启明问，像问妻子，也像问自己“住在这儿？”“不！”姨妈从车窗里探出上半身，对他们说，“这几层都太贵了。我给你们预定的是地下室。租金押金一共四百元，加上今天借给你们的五百元，一共是九百元。我和姨父明天早上都有事儿，有什么困难明晚八点半后来电话！”姨妈向他们报了明细帐之后动了汽车，离开了这里。
　　从文本中可以看出移民美国的人，更趋向于现实。所有的人都为着自己的利益在打拼。中国的人情味在这里荡然无存。王启明和郭燕本是在乐团里面拉提琴，对自己的双手非常呵护，但在美国最现实的问题就是“钱”，因此英语水平不高的两人，刚开始只能去不用太多英语的地方工作。这些地方层层剥削，里面的员工都与自己一样来自大陆或者亚洲其他的国家。他们必须努力工作，才能加入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美国，人们只崇拜三种人：一是电影明星，二是运动明星，三是成功的商人。所谓成功的一半来自于努力，另外一半则是“得机得势”。当你真正成功，他们是真心祝福你获得的成功；而当你失败时却没有人关心，因为他们转而去接近其他成功的人。王启明和郭燕经过一番挣扎，站稳了脚步，将自己打入了“上流社会”，如果文本到这儿就结束那就不失为是一个鼓励人们移民美国的“好”文本，但是作者接着反映了所有移民都会碰到的问题——下一代的教养。
　　而关于教养的问题，电影《喜福会》反映得非常深刻。电影《喜福会》中的四对母女，每个母亲都被她成长中的社会视为鸭子，不值一爱地被轻贱，但她们不甘于被轻贱的命运，因此她们孤注一掷、奋力拼搏，终于给了她们女儿尊贵的身份与地位。她们就像伸长脖子的鸭子，终能留给女儿天鹅的羽毛与充满爱与尊严的未来。在四个母亲的身上就有三个反映出了传统中国文化中对女性的不公平对待，她们不可能挣脱，除非离开孕育这传统文化的土地；但很奇怪的是，当她们到了美国社会，挣扎奋斗出另一种人生，想给女儿另一种命运以后，却发现女儿承袭着自己的过去，用另一种方式重蹈人生的悲剧，唯一自小就反抗母亲的女儿，又特别地会被母亲「我不赞同」的沉默所干扰，彻底地失去了自信与自我。
　　这四对母女之间存在着许多误会与不满，而四个女儿之间同母辈一样有许多竞争比较；同时也在透过不断的沟通，或者是用愤怒的方式亦或者是和缓的方式表达自己，与对方做交流，让对方了解自己的同时，也同样尽力地了解对方，进而互相包容。母亲常对女儿有许多的期望，希望她样样胜过别人，所以才会给她压力，希望她更努力、表现更好。要是子女能了解到，母亲的出发点其实只有一个——希望子女能幸福，母女之间就不会再互相觉得啰唆了。
　　于是母亲必须跟女儿和解；母亲必须透过讲述自己的故事，赋予女儿坚强的力量与自信；母亲必须伸出援手，让女儿及早阻止悲剧继续演下去。这种母女间「命运遗传」的关系，将母女之间的特殊情感发挥得耐人寻味。导演透过最后一个故事，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女性的处境，从传统文化的困境，扩大到战争逃难下身为母亲的悲剧，并用此故事交代出母亲给女儿天鹅羽毛的深深祝福；而这个天鹅羽毛的比喻，也将所有的故事画龙点睛地串连成一体。
　　中国女性在从小受教育的过程中，不断接受要容忍、要照顾别人、要为人着想的观念，因此常常让男人得了便宜又卖乖，就如台语讲的「软土深掘」。女性不断地被欺负，因为一开始的容忍而造成日后的不幸福。但过去的中国女性几乎都是能终其一生忍气吞声的，因此笔者觉得女性的包容，尤其是母亲的包容力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在影片中，笔者记忆最深的一幕是君的父亲与女儿谈母亲一直没说过的事：母亲在逃难过程中患病，为了让两位双胞胎女儿获救的机率更大，她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通通留在她们身上，之后把女儿留在树下（因为如果女儿留在万一病死的母亲身边，更会降低人们救助的意愿），影片播放到这里，笔者的眼眶不禁湿润起来。
　　《北京人在纽约》也是这样，女性之于亲情永远都比男性更加无法割舍，她们再苦再穷也想给子女良好的教育。但是这里就产生非常矛盾的一点，用台语来说：“牛就是牛，牵到北京也是牛。”她们极力想要挣脱过去，却又摆脱不了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她们宠小孩可是却不明白孩子的，贪心就会像一个黑洞怎么样都填不满。所有的东西一旦做得太过，好就不是好，接受者会产生一种理所当然的心态，好像天生就值得被这么对待。至于那些钱是怎么来的她们不管，在她们的人生哲学里“不花白不花”，根本不存在感恩心态。
　　把所有的资财都花在宁宁的身上，不也是应当应份的吗？
　　无可争议地玩，无可争议地去花钱，不为别的，只为女儿一个满足的笑。
　　至于宁宁自己，倒并不觉得这有什么特殊，有什么不应该的。
　　自从这个16岁的姑娘一踏上美国领土，就生活在无以复加的溺爱之中，所有的物质需求，只要她一开口，就都能满足。这些，她在北京，是连想也不敢想的，可是，在美国，她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美国，就应该如此。这一切就是天然的，不需费脑筋去判断有什么应该有什么不应该，伸出手去拿就可以了，闭上眼睛去享受就可以了。
　　她认为，美国，人人都是这么生活，人人的日子都这么过，这确实太棒了！
　　她并没有试图了解父母是经过怎样的一番奋斗拼着性命才得到这一切的。
　　她不去想那一切，也就因此心安理得地去索取，不断地索取。
　　直到父母开始感觉不对劲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为时已晚。文本中描述的美国是一个“有努力就会有成功”的国家，这是它的正面，而它的负面则是因为什么东西都得来的太容易，人们容易迷失自己，染上不好的习惯。美国年轻人的生活跟亚洲国家人的不同，性、烟酒、毒品的取得比其他国家来得容易：
　　“什么歌？”
　　“i want your sex。”
　　“什么？”宁宁没有听清。
　　“《我要你的性》。”
　　“噢，我知道。”
　　“May i have your sex？”（我可以要你的性吗？）
　　“What do you say？”（你说什么？）
　　“i want your sex。”（我想要你的性。）
　　“Me too。”（我也想。）
　　“Now？Here？”（现在？这儿？）
　　宁宁！是宁宁！她打扮怪异，那可爱的马尾松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撮细长的头发，高高的竖在前额，另一撮足有半尺多长，垂直的耷拉下来，挡住了左边的半只眼。短的不能再短的超短裙，挂在胯上，露出了半个屁股蛋子小小的背心，紧紧的包住那看来已经相当成熟的胸。肚皮，当然是 袒袒然然地晾在外面。
　　钱来得快去得也快，对于“成功”的男人来讲，老婆成了“糟糠之妻”，她们入得了厨房，但上不了厅堂。因此在他们有了地位的同时，他们开始追求另一种女人。王启明碰到的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懂得用投资男人来赚取回报。阿春爱王启明但不跟他在一起，因为她明白她跟他在一起久了，她将不再是王启明“胸口的朱砂痣”而是“墙壁上的一抹蚊子血”。她何尝不是要一个有结果的爱情，但是她明白他不是她找的人。电影《爱情赛末点》（match point）中的诺拉则没有阿春这么果断，她以为她可以逼迫克里斯威顿离开富家女克莉，却不知道对有些人来说“有权有势”大于一切。一旦克里斯威顿离开克莉，他将有可能一无所有，对他这样的机会主义者而言，他宁愿当一个“好运人”胜于当一个“好心人”。所有的没办法并非真的没办法，而是不愿意拿爱情去交换名利。因此致命吸引力成了致命的负担，诺拉终究成了“饭粒子”。
　　电影《安娜·卡列尼娜》中苏菲玛索所饰演的安娜同样也是爱到疯狂，直到到最后怀上了佛罗斯基的小孩。卡列宁为了面子不愿与安娜分居，只求安娜中止与佛罗斯基的恋情。在安娜难产接近于死亡的时候，卡列宁原谅了妻子，但安娜却仍然选择离家与佛罗斯基一同去意大利。身败名裂的安娜没有办法出没于俄国的上流社会，因此性格越变越诡异，她的生活逐渐单调乏味，最终导致她与佛罗斯基两人的节奏逐渐不同调。安娜认为佛罗斯基不忠于自己，于是大吵大闹。两人的爱情走到最后已然变质。电影《革命之路》（Revolution Road）在片名上就不同凡响，该片试图要表达人们所做的每个辛苦的抉择都是一种“革命”。女人在很多事情上都比男人更加坚强，但唯独爱情和婚姻是她们的“死穴”。
　　在梦想和现实这一点上，《北京人在纽约》和其他有相关主题电影可谓“殊途同归”，阿春也因此具有了一定的存在价值。因为她意味着女人开始拥有“选择权”，虽然这样的选择权是用一次失败的婚姻换来的。但她表现不俗，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撇开爱情这抽象的概念来说，“钱”就成为最现实的考虑。郭燕没有这种勇气，因此她对女儿说：“她不是不相信，是不能相信。”因为一旦相信，她所坚持的信念就会在那一刻土崩瓦解，不仅婚姻面临着重大的考验，亲情也同样存在着危机，上一代的人英文没有下一代人的好，因为忙碌更与小孩疏于沟通，所有的人都活在痛苦里，只是这痛苦看起来是快乐的。
　　移民，移民子女的教育，多么深奥的题目呀。不要说小孩子，就是成年人也同样，面临着一场巨大的痛苦和一场触及灵魂的文化冲击，美国人叫cultural shock。移民就像断了肢体的人，再重新接起来一样，要骨骼对着骨骼，神经对着神经，皮肤边着皮肤，活生生的缝合起来，多么痛苦，又多么难熬哇。一些人，就是对付着接起来了，你也会发现他的走路，他的动作，他的神态是那么的不协调，那么难看。
　　这些问题是他们当初办“美签”时就已经注定的，所以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地忍耐了下来。美国对于世界上36个国家免签证，但亚洲国家中则只有南韩、日本、新加坡。美国对有钱人是大张怀抱，对于来美国旅游消费的外国人也是张开大手。B1/B2资格最不容易被拒签，但对其他种类则会审慎考虑。因为美国虽然国土广大且只有三亿人居住，但移民对他们而言依然是个大问题。底层的人会拉垮他们国家的经济，且对社会上的安全造成威胁。因此警察要快、狠、准地解决他们所看见的犯人，因为对他们来讲不要命的人比要钱的人更可怕，这就和“穿鞋的怕赤脚的”是一个道理。
　　《北京人在纽约》中所写到的种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不一定是每个移民去美国的人都碰得到的。但是它把遇到的事情都综合在文章中，让我们了解太阳照不到的地方是怎么样的世界，里面的人又是如何从被排斥，到最后被同化，成为一个当初他们认为“人情味尽失”的人的。生活的压力逼迫着人们不得不低头，他们在没钱的时候天天觉得住的地方像是监牢；有钱的时候也没有安全感，于是不自觉地把自己家变成监牢然后把自己关在里面才觉得生命财产都有了保障：
　　所有的窗子，不分大小、不分楼上楼下，就装上了比手指头还粗的钢筋。前门、后门、左右两侧的门，都换上了沉重的、进进出出都得“咣当”一声开锁的大铁门。房子的外围，他给装上了红外线自动控制灯，不管是行人，还是汽车，即便是一只猫、一只耗子，只要有个什么从他家门前过，那灯就自动地亮起来，贼亮贼亮的，叫你根本没法睁开眼。他又装了警铃系列设备。这个装置从他家一直通向警察局。只要他俩同时出门，一打开电源，任何人想碰一下这房子，警铃立即响起来，警察局的红灯也会同时闪亮，不到三十分钟，警察准到。这回好了，家成了监狱，成了座大碉堡。
　　这段文字反映出人们在不断“选择”时所做出的决定。在大染缸中有些人被染得浅，有些人被染得深。光怪陆离、纸醉金迷的生活让人眼花缭乱失去判断，丧失“初心”，这不仅是移民的人不断向金字塔“上层”移动中所会遇到的问题，同时也是来大城市讨生活的人所会碰到的窘境。生活中充满诱惑，我们无须像“柳下惠”那样坐怀不乱，但我们必须学会适时地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所有的东西好了还要更好，多了还要更多，到底是真的需要这么多，还是我们已在此产生“贪念”？没有人瞧不起你，真正的原因是来自你自己的“自卑”，所以才想要跟那些自己认为高等的人变成同路人；但事实的真相是：就算我们强迫别人“指鹿为马”，但就像乌鸦染白了也是乌鸦，绝对不可能因此而变成鸽子。藉由这篇小说我们可以重新反省自己，人是不是一定要等到失去才会获得教训？我们除了像小说男主人公变成跟他妻子姨妈一样的人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持“自我本色”？这点值得大家深思。
　　
　　注释：
　　[1]参考于维基百科-北京人在纽约介绍：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C%97%E4%BA%AC%E4%BA%BA%E5%9C%A8%E7%BA%BD%
　　E7%BA%A6.（2009年12月20日资料文件）。
　　[2]参见于《十月》第5期电子版，第1页，北京大学当代论坛提供。
　　[3]参见于《人民文学》12期电子版，第18页，北京大学当代论坛提供。
　　（王婉如 北京大学中文系 100871）

• 王婉如： 《北京人在纽约》与“美国梦”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