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一直很喜欢张中行的散文，甚至他的普及教育性作品如《谈作文》之类，也总是读得津津有味，《负暄琐话》更是反复读而不厌的妙品。也难怪，这本存录“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的《琐话》，原是古稀之后仍存于中行先生记忆中的影像精华。老人家虽然谦称其中所记“是名副其实的琐屑”，但也直率地表明自己“就主观愿望说却是当作诗和史写的”。因为写的是现实的人和事，而又意在“可传”，所以说是“史”；因为内蕴深沉的情感和一点淡而邈远的苦味，让人读来，亲切温馨中不免情动感伤，所以又是“诗”。不过，对于读者是否能领会“史”中之“诗”，老人家并不抱太大的希望。本书《小引》中说：“自然，就读者诸君说就未必是这样，因为时间空间都隔得远，他们会感到，作为诗，味道太薄，作为史，分量太轻。”又自题此书绝句云：“阿谁会得西来意，烛冷香销掩泪时。”几次读到这句时，原本一直噙在眼里打转的那汪温热终于止不住潸然而下。其实，老人家不必感伤，世上听得懂他的心曲的或许不多，但也并非没有，给本书写序的吕冀平先生和为重印本写长跋的周汝昌先生不用说是他的知音，而其他读了《琐话》、感动之后复借着吕、周二位的解读点拨恍然若有悟的人，大概也该有些数目吧？笔者不才，也许可以算作一个。
　　吕冀平先生在序里写道：“‘琐话’六十余则，以谈人物为主。人物中有赫赫的学界名流，也有虽非名流却颇可一述的奇士。相同的是，他们全都可入现代的《世说新语》。通篇思想之淳厚，文字之精美，不需要我来赞一词辞。这里只想说一点，就是作者对他所谈的人和事倾注了那么深沉的感情，而表现出来的却又是那样地冲淡隽永。我们常常能够从这冲淡隽永中咀嚼出一种苦味，连不时出现的幽默里也有这种苦味。这苦味大概是对那些已成广陵散的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的感伤，也是对未来的人、未来的事虔诚而殷切的期待。中行先生说他的《琐话》是当作诗和史来写的，这种苦味也许就是最好的说明。”这确是知味之言。
　　周汝昌先生的跋文更是语重心长，他提醒读者注意书中看似漫然零散的文字深处那份苦心诗意：“《琐话》主要内容是记人，大大小小，三十多位。从章太炎起，一直记到刘舅爷，庆珍，韩世昌。这其间自然是中行先生一人笔下所至，虽然大有选择，毕竟又带着‘偶然性’，从哪一角度说也绝不‘系统’‘全面’；然而那一时代时期所生的人，人物，人才，又分明勾勒出一个小小的侧影来”；“本书文体是散文，但其体裁之深处却隐着浓郁的诗”，“中行先生说《琐话》是当作史和诗来写的，中有深意，读者幸勿一眼看见诗，另眼迷却诗”。他强调《琐话》的深刻文化内涵以及由深厚的文化功底所涵养出的中行先生的文笔风格：“书内记下了北京的点点滴滴，充满其间的是文化内涵，而你不是什么‘闲情逸致’‘思古幽情’。这种文化之至美，由于时代的变迁，人为的原故，已然和还在一步步地消亡”；“中行先生是深爱民族文化的人，他自己的素养很高，你从他的文笔看得出，像他论砚一样那是外有柔美，内有刚德。其用笔，看上去没什么‘花哨’，而实际绝非平铺板叙，那笔一点儿也不是漫然苟下的，没有功夫的办不到。他的文，不像老年人，生气流动，精光内蕴，不同于枯寂沉闷的一般死笔呆文字。读他老的文字，像一颗橄榄，入口清淡，回味则甘馨邈然有余。这里面也不时含有一点苦味”。说到“苦味”，与中行先生年龄相近交谊笃深的周先生不免动了情：“年轻人来了解、理解、体会、体贴年老的人，其事实难。中行先生的话，都不是漫然无谓的，看似平常，却是得来匪易。他的一些语重心长的话，使我受到感动，而不免暗想：张老的那文字深处的一种味苦的心和一种热情积极的精神意旨，不知读者当中果有几分之几的人真能领略？想到此处，我确实不能撒谎，说自己不曾有感伤之情。”在跋文的末尾，周先生赋七律一首作结，颇堪玩味。诗云：“甘苦相交橄榄芳/负暄促膝味偏长/传神手擅三豪颊/掩泪心藏一瓣香/笔洁诵诗还读史/格高芟莠只存稂/好书自展风前页/忽睹微名喜附骧。”
　　序跋本是中国文体的一种，由作者自己写或者请人写。其来有自，源远流长，当中不乏流传千古的名篇，如《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但现在几乎是无书不有的序跋，不令人生厌的实在不多，让人爱读、耐读的简直是凤毛麟角，多数情况下不是请“大腕”、“老板”来增光壮势，就是拉吹手、轿夫来抬举捧场，写序跋的人既未必了解作者，更未必对书中内容有真知灼见，有的甚至干脆读都不读，简直是糟践文体。《琐话》的序、跋在这其间无疑是空谷足音，不同凡响，和《琐话》一样，都是用“心”来读和写的。也许因为他们原本是中行先生志趣相投、心心相印的朋友吧，所以不仅能听懂中行先生的心曲，而且更能领会那引而未发的弦外之音，诠释之外，还能恰到好处地引申发挥，和以心声，使读者在对《琐话》和作者增进理解的同时，更被他们彼此的琴箫共鸣所吸引，所感动。
　　譬如，吕冀平先生由《琐话》的“情”，指出知人论世除必须具备刘知几所谓才、学、识三长之外，“还应该再加上一个，那就是‘情’字——对人间的爱和对真善美的追求。情是一种动力。没有这种动力，即使卓荦超群之士，他的才、学、识也将蒙上灰尘”。面对这一字之加，真不知史学中人将作何感想。学史多年的我，关于治史的方法，听得最多的似乎就是怎么对付这个情字，似乎一个史家只有淘空、剿灭自己的情，才会走进历史，看清历史的真相。这种无情的方法叫做“客观”，或者“科学”，一直是现代史学上的最高追求。可这样的史学真的就好吗？中行先生立意写史却把是否令自己“感动”和“怀念”之情作为选择去取的标准，吕先生因此拈出一个“情”补在史家三长之后作为第四长，他们二人的看法显然和一般所谓的史学方法大大不同，而周汝昌先生对此是心有共鸣，并作了更深远的追溯和推阐。周先生由《琐话》想到中国传统的“重人主义”和“传记文学”，推崇本书“诗和史”的结合，认为这本是太史公司马迁传下来的法宝，后来史书所以不能追比《史记》，“就是因为笔下无诗”。对中行先生在《琐话》尾篇中创造性地提出与艺术的“造境”相匹配的现实的“选境”论，周先生更是赞叹备至，认为“值得艺术理论研究专家们写一部大书来探讨它，何其伟哉！一册不太大的‘笔记野史闲书’，含有如此重要的美学哲理文体，不见此书，谁其信之？”“史”乃“选境”且“情”而兼“诗”，这一思路似乎与正统主流史学观念大相违逆。哪一种更好？大可讨究！
　　总之，这样的书，这样的序跋，才叫相映生辉，才是人间著述和序跋的真意所在，才值得再三阅读玩味。
　　
　　（丽峰 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73165）

• 丽峰： 诗和史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