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写作产品的优劣取决于写作载体的表现力和表达功能,即作品的价值承载、价值诉求和价值取向。写作主体在写作中总希望自己的写作成品蕴含最大的价值含量和价值功能,体现他们最高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本文以贾平凹的小说《高兴》为例,分析写作载体的功能与价值。
关键词:写作载体 功能 价值 高兴
写作载体是写作主体运用语言文字符号表情达意或阐述事理所形成的有序化、篇章化的写作成品,是写作主体和写作受体之间的中介。写作产品的优劣取决于写作载体的表现力和表达功能,即作品的价值承载、价值诉求和价值取向。写作载体体现了写作主体的生命意识,是人化了的物,是作者生命的产儿,写作主体在写作中总希望自己的写作成品蕴含最大的价值含量和价值功能,体现他们最高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也不例外。
一、载体是写作主体生命意识的体现
写作载体载着作者的生命信息,载着符号世界,即人生世界、信息世界、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30年来,持续不断的打工浪潮使2亿多的农民涌入城市,他们背着重重的行囊,走进陌生而又充满渴望的城市,成为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城市的异乡者”。1990年代以来,刻画农民工形象的小说层出不穷,200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就是其中之一。这部小说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讲述了进城拾荒的农民刘高兴在都市里的生存故事,关注了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描写了五富、杏胡、种猪、石热闹等进城农民工如何感受如何认知城市的。从写作载体的功能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然功能和社会功能
写作载体的自然功能是指写作成品本来的意思,包括思想的、感情的、科学的、技术的内容。在“现实与文艺:2009北京文艺论坛”上,北京大学教授谢冕曾发表感慨:“过去教我养我的农民,现在正潮水般地涌向城市的各个角落。这些人,这些新的主人公正在沦为边缘人,但作家的注意力被高端的贵族情趣所吸引,很少关注甚至悲悯候鸟般奔跑在铁路线上的这些人。”近年来,贾平凹一直关注着农民这个群体。《秦腔》写了从土地上一步步走出来的农民,《高兴》写了农民走出土地后的城里生活。他曾说:“我要写刘高兴以及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写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写他们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他们如何的命运感,如果能够写出来让更多人了解,我觉得我就满足了。”贾平凹向我们展示了生活在城乡的夹缝中的这个从事最苦最脏最累最危险工作却没有最基本保障的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现状,将自己对农民工的观察、思考或感觉记录了下来,这体现了写作载体的自然功能。
写作载体作为被读者所接受的社会文化产品,还具有社会功能,可以“美教化”、“善人伦”。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曾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t "_blank"”意思是说,诗歌可以启发人想象、观察事物、凝聚群体、表达哀怨,近可以用来侍奉父亲,远可以用来侍奉国君,还可以记忆和认识许多动植物的名字。这虽然是针对《诗经》而言,但也说明了文章交流交际、沟通思想、联络感情的功能。写作首先是为了向他人表达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思考和体会。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教授曾庆瑞认为,在目前大量的影视剧中,更多看到的是婆婆妈妈和家长里短,“这里面当然有现实,但不全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本质的现实,在很多问题面前,我们则表现得迟钝、冷漠和麻木。” 受城乡二元制影响,农民工总体上处于“经济上接纳、社会上歧视、文化上排斥”的尴尬境地,相当数量的农民工饱受克扣工资、伤病无保障之困扰。“农村城市化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现象,牺牲两辈人的利益也是必然的。农民永远是很辛苦的,是需要极大关怀的群体和阶层。”贾平凹通过《高兴》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这个在城市流汗流泪又流血、“永远是很辛苦”的边缘群体,以巨大的感召力和人文关怀,对当下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农民工的存在给予真实、犀利和深刻的揭示,以唤起整个社会对民工的理解和尊重。
(二)直接功能和间接功能
无论是传递信息、交流情感、发表见解或是进行事务性的人际交往,往往都离不开文章的写作、交流和传播。虽然现代社会传递信息的方式很多,发展十分迅速,但以书面文字为形式来传播信息依然是极为重要的渠道。文学文本的直接功能是指文章中直接显露出来的知识、经验或思想的传递与交流。在全国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上,江苏作家毕飞宇说:“如今的农民和我们理解的农民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农业文明的特征在许多地方已经丧失,正在生长的农村究竟怎样,是一个谜。” 贾平凹通过长期的观察、拜访和与农民工的交流,塑造了儒雅的刘高兴形象,他渴望融入城市,“一只肾早已成了城里人身体的一部分,这足以证明我应该是城里人了”,“城里到处都飞动着柳絮,柳絮像雪,我是一直追逐着一朵柳絮到了九道巷。”他热爱生活,追求理想,“咱能改变的去改变,不能改变的去适应,不能适应的去宽容,不能宽容的就放弃。”但他又很自卑,用瘦猴的话说:“刘高兴呀刘高兴,你爱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却不爱你么!”真实地道出了农民工立足城市之难,融入城市生活之难,这是当代农民工的命运。
写作载体的间接功能表现在:凡是好的文章,可以用来准确地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揭示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直接帮助人们认识自然,掌握自然规律,进而改造自然,帮助人们认识社会,进而改造社会。优秀文章对人们世界观的形成,对人们道德情操的陶冶,思想作风的形成、生活习惯的培养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有的文章能够使读者获得强烈的美感,精神得到陶冶,心灵得到净化,思想得到升华,对净化社会环境、构建美好生活有着不可忽视的社会作用。早在1920年代,郁达夫就曾评论现代中国,“从事于文学创作的人,还是以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人居多,真正从田里出来的农民诗人,或从铁工厂里出来的劳动诗人,还不见得有”。阎连科认为当代文学中写农民的作品:“要写的是农民,而不是像农民”。小说中的主人公刘高兴在生活中确有其人,他是贾平凹老家同村的伙伴,小学中学都是同学,当兵复员后回到农村,做过泥瓦匠,吊过挂面,磨过豆腐,摆过油条摊子,什么都没干出个名堂,年过半百只好进城打工,拾破烂,给人送煤。作者早在2004年就将这部小说的题材已经酝酿成熟了,为了更真实地了解这群都市边缘人的生存现状,作者曾多次到西安一个“拾荒村”调查采访,与他们同吃同喝,共同体验拾荒生活。孟夷纯的故事也是调查采访时了解到的,这个女孩的哥哥被人杀害,警察追凶没有经费,让受害人家属出钱,迫于无奈,她只能卖淫挣钱。“我是农村出来的,我关注农村的状况,那里的任何事情都让我牵挂。”《高兴》以现实的关怀与知识分子的同情和责任对这群逃离乡土游走于城市的边缘人进行了文学叙述,展示了他们的生存境遇。美国的城市化进程花了200年,欧洲的城市化进程花了400年,日本用了100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才刚刚起步。这意味着今后上百年会有更多的刘高兴们继续涌向城市,在城乡之间流动,他们是否还得继续过着“起得比鸡还早,吃得比猪还烂,干得比驴还多,活得比狗还贱”的生活?这部小说对农民工进城后尴尬处境的书写揭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困境与缺憾,也启示当代作家要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深入基层了解农民,深入生活,具有担当责任的激情、勇气和气度,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
二、写作载体是最高价值追求的体现
(一)认识价值
文章是社会生活中一根不可缺少的思想纽带。文章的定稿是认识活动的定型,能够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涉及经济、文化、科学、军事、政治等多个领域,可以成为读者认识客观世界的向导。人们可以通过文章认识自然和社会,掌握自然规律,认识、评价和改造社会。作家在揭开城市灯红酒绿的面纱的同时,书写了一批来自农村、游荡在都市的底层人的真实生活。“在大城市里,我们看多了一个庆典几千万,一个晚会上百万,到处张扬着盛世的繁荣,或许从这些破烂王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里,能摸出这个年代城市不轻易能触摸到的生活。”刘高兴怀揣着做城市人的梦想来到西安城,进城后他经历了比农村丰富得多也曲折得多的人生冷暖和世态炎凉,但他没有灰心,他用农村人的淳朴、善良、乐观、坚强与城市磨合,他很自尊自爱,“咱是拾破烂的,咱不能自己也成为破烂”,他们大多是“那么质朴,心思又那么丰富,他们完全靠一种心性在生活,没有这种刘高兴式的心性,那是难以在城市生活下去的。”《高兴》使人们看到了“当一切似乎都呈现着盛世的景象时,还有另一种人生。”
(二)教育价值
文章是各类知识的载体,可以传播知识,传承文明,帮助人们颂扬真善美,抨击假恶丑。这对读者明辨是非,提高思想认识水平有着不可估量的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它的主要功能是帮助人们陶冶情操、净化灵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中国式民工》的作者、农民工周述恒曾说:“没有农民工就没有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可我们得到的关注、关怀太少了。媒体虽然有很多报道,但都只是一个片面。还没有人能近距离地看我们的生活,理解我们的委屈,倾听我们的呼声。”农民工为城市建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却蜗居在环境最脏条件最差的剩楼,还要忍受社会的鄙视甚至侮辱,现实的冷漠使很多人对农民工怀有偏见:他们“既为西安的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使西安的城市治安受到很严重的威胁,偷盗、抢盗、诈骗、斗殴、杀人,大量的下水道井盖丢失,公用电话亭的电话被毁,路牌、路灯、行道树木花草遭到损坏,公安机关和市容队抓住的犯罪者大多是打工的。”无处不在的鸿沟始终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的边缘。贾平凹的感受代表了大多数人:“我们太缺乏对他们的了解和理解,我们其实在偏见地生活着”。刘高兴的故事使解决农民工的生存问题和精神困惑变得迫在眉睫。
(三)实用价值
文章是交流的工具,是思想、理论、科学、技术以及其他各种信息的载体。如果没有文章,科学技术无法发展,经济建设无法开展,国家机器无法运转,现代生活无法进行,信息时代也不会存在。农民工群体对城市有着巨大的热情和巨大的贡献,但人们很少关注他们,感激他们。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对当下的文学写作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批评,他说:“现在读小说的人往往就是写小说的人,看诗歌的人往往就是写诗歌的人,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高兴》对农民工的生存现状进行了生动的文学叙述,只有决策者真切地了解农民的生活,听见农民的呼唤,才能消除权利的贫困,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现状,文学作品的实用价值才能得到很好的实现。
(四)审美价值
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很多美的事物。文章作为一种美的事物和美的创造,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审美因素。读者在阅读这些文章时,获得强烈的美感,从而提高审美的情趣,使精神得到陶冶、心灵得到净化,思想得到升华。《高兴》让读者体验到《红楼梦》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式的沉重的感觉,“我在书上尽力写出一种温暖感,其实寄托了我的人生的苍凉感。”“我在写他们最苦难的时候,景色都写得明亮和光鲜,寻找一种反差,而且控制着节奏,沉着气。冬天里一切都濒于死亡,但树叶的色彩却最鲜艳啊。”那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尽一切能力去抑制那种似乎读起来痛快的极其夸张变形的虚空高蹈的叙述,使故事更生活化、细节化,变得柔软和温暖。”这使得对农民工的探讨和文学叙述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和文学史意义。
写作活动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作者为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创制和构建一个合适的载体。作者写成什么样的作品以及写得怎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对写作载体的认知程度和对写作载体的驾驭能力,作品的价值承载、价值诉求和价值取向决定了作品的优劣。《高兴》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成功的范例,我们期望当代文坛上有更多这样优秀的作品出现。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9SJB75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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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蔚 江苏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210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