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孔子的“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后，人们对《诗经》中的《郑风》的误读一直不断。从《毛诗序》的“美刺说”到朱熹的“淫奔之诗”，再到后来学者的各种解释，争议颇多。但从郑声的产生和它的性质来看，其“淫”并不是指内容的“淫乱”，而是就其新声的特质而言的一种靡靡之音。它是被儒家排斥在祭祀之外的新兴音乐。郑诗是一种文本概念，是用来唱郑风的歌词，而郑诗中的情诗乃是人类美好情感的健康抒发，毫无“淫邪”的迹象。
　　关键词：郑声 郑诗 淫 辨析
　　
　　《诗经》被称为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十五《国风》中的《郑风》历来受到众多的争议。《毛诗序》主张“美刺”说，宋代的理学家朱熹在《诗集传》中评论：“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故夫子论为邦，独以郑声为戒，而不及卫，盖举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1]朱熹把《郑风》，《卫风》中描写男女情爱的诗篇，定为“淫奔之诗”，而且把它看做是“郑声淫”的具体表现。他把郑声和郑诗混为了一谈。
　　
　　一、“郑声”的产生与性质
　　
　　郑声一直以来被冠以“淫诗”的称号。其原因来自孔子的几句话：“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2]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3]孔子的这几句话引来了关于“淫诗”的许多争论。有人认为郑诗和郑声等同，其典型代表是朱熹；也有人认为郑声和郑诗不可混淆。
　　要弄清郑声与郑诗，要先看郑声的产生和它的性质。郑声大概起源于殷商之地，郑声之名是后来慢慢演变而来的，之前还有一系列别名。《史记·殷本纪》：“（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4]在商纣时称“新淫声”；《周礼·春官·大司乐》：“凡建国者，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注曰：“淫声，若郑卫也。”[5]到周时称为“淫声”。春秋时始称“新声”，到春秋末时乃谓之“郑声”。
　　从郑声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它只是一种较早的音乐，受到殷商文化的影响，流行在民间，常常被称为“靡靡之乐”而不为当时的正统观念所容。子夏在回答魏文侯“古乐”和“新乐”之别时就是从音乐滥与不滥着眼。他说：“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趣数烦志，齐音骜辟骄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礼记·乐记》）[6]他所说的“好滥淫志”是指郑声在音色上比较过，听了会使人意志消沉，不思进取，乐而忘返。郑卫之音是新兴的通俗音乐，有广泛的群众性，自然也就不合雅乐。就如现在的流行歌曲，悦耳动听，其内容大多是男女你侬我侬的柔靡之音，然而却受到时下众人追捧传唱，相比于京剧等中国的传统音乐，更易被民众接受。郑卫之音一直受到雅乐的排斥，雅乐，古乐也，后人一般把周之乐称为雅乐。春秋后期礼崩乐坏，郑卫之类的新乐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逐渐形成一种洪流，冲击着正统的雅乐。孔子作为儒家的代表，对于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象深为痛心，又苦于力量单薄不能力挽狂澜，他内心对雅乐极力推崇却对新乐极端厌恶，“恶郑声之乱雅乐”，提出要“放郑声”，把“郑声”和“佞人”相提并论，可见在孔子看来两者一样对君主具有迷惑性质，应当斥之。所以从这可以看出“郑声”是一种具有新声性质的音乐，与“郑诗”并没有什么牵连。
　　
　　二、“淫”字古今意义
　　
　　“淫”在古代汉语常用字典中的意思不止一个，不专指男女之事，就音乐来说是靡靡之音。马瑞辰也说过：“淫之言过，凡事之过节者为淫，声之过中者亦为淫，不必其淫于色也。”（《毛诗传笺通释》卷八《郑风总论》）。朴学大师戴震也曾说过：“凡所谓声，所谓音，非言其诗也。如靡靡之乐，涤滥之音，其始作也，实自郑、卫、桑间、濮上耳，然则郑、卫之音非郑诗、卫诗，桑间、濮上之音非《桑中》诗，其意甚明”。（《东原集》卷一《书郑风后》）。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篇》说：“淫者，过也，非专指男女之欲也。古之言淫之多矣，于星言淫，于雨言淫，于水言淫，于刑言淫，于游观田猎言淫，皆言过其常度耳。乐之音十二律，长短高下皆有节奏。郑声靡曼幼缈，无中正和平之致，使闻之导欲增悲，沉溺而忘返，故曰淫也。”[7]“郑声淫”的“淫”在笔者看来不应该理解为淫邪、淫乱之意。就音乐来说大抵上可以说是过分，过量，过度之意。早在先秦时代，“淫”没有淫邪之意，就像“嫖”在明代之前没有嫖客之意，我们不能拿现在新增的词义去理解春秋时代孔子所说的“郑声淫”的“淫”字。因此这样看来，“郑声淫”并不是后人说的“淫乱”、“淫邪”之意。
　　三、“郑诗”的内容
　　由于“郑声淫”，“郑诗”也被戴上了“淫”的帽子，朱熹相对于《毛诗序》的进步，是他承认《诗经》中存在爱情诗，他把这些爱情诗称为“淫奔之诗”，尤其是《郑风》的二十一篇。朱熹就是“郑之淫亦在诗”观点的典型代表。如在程俊英和蒋见元的《诗经注析》引用了有朱熹的评论：
　　朱熹引郑樵说评《将仲子》：“此淫奔之辞”
　　朱熹评《山有扶苏》：“淫女戏其所私者”
　　朱熹评《遵大路》：“亦男女相悦之辞”
　　朱熹评《籜兮》：“此淫女之词”
　　朱熹评《扬之水》：“淫者相谓之词”
　　朱熹评《子矜》：“此亦淫奔之诗”
　　除朱熹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如郑玄笺《东门之墠》：“此女欲奔男之辞”，方玉润评《溱洧》：“男女戏谑，恬不知羞”等等。从中可以看见，人们对《郑风》中的爱情诗有极大的贬斥之意。在古代贵族阶层社会行为规范受礼的制约，对于人的情感的表达方式、表现程度方面都有严格的界定与规范，爱情总被视为是不可张扬且不可宣泄过度的，不仅是郑诗也包括国风其他的诗篇，如《卫风》、《鄘风》中的爱情诗篇，也把爱情大胆直率地表达出来，更何况当中还有不少正统形态之外的爱情，因此不可置疑的受到谴责。
　　在《郑风》的二十一篇中描写爱情的有十三篇，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男女爱慕思念之情，或夫妻别离重逢如《将仲子》、《有女同车》。这类诗感情真挚、纯真，与封建礼教并不相悖，更无所谓的“淫奔”的迹象。另一类是写女子被抛弃，谴责男子负心的诗，如《遵大路》是写一个情真意切的女子苦苦挽留一个变心的男子的诗，《狡童》、《褰裳》分别写了两个性格绝然不同的女子对待失恋的态度，既哀怨缠绵，又坦率真诚，其间并无“淫邪”的内容。还有一类是反映了当时对歌传情，互赠信物，自由恋爱的风俗诗，《溱洧》这首被称为淫诗的典型之作，其实写的是郑国三月的一个节日青年男女在溱河岸旁游春的诗，这首诗被视为“淫诗”，但从内容来看却毫无“淫诗”的痕迹。
　　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是文学长河里熠熠闪耀的珍珠，不至于和“淫邪”“淫乱”相提并论。爱情在诗歌中占主要的题材，不仅是《诗经》，《汉乐府》中也有不少以爱情为主题的诗歌，尤其是南朝乐府民歌写得缠绵悱恻，北朝乐府大胆直白。魏晋南北朝时，以沈约等人为代表的“宫体诗”主要写女子的内心情感和宫廷之爱，一直到宋代的词，如“花间词”不仅写女子柔美的姿态还写尽了男欢女爱之时的快乐，婉媚，香艳。可见以爱情为主题的诗并不能说成是淫诗。而是人类一种美好、纯朴感情的表达。人都有七情六欲，不能完全把自己的纯真的感情压抑在礼法的束缚之下。朱熹是理学的代表，他虽然承认爱情诗的存在，但不可否认，他并没有真正跳出说教的形式，虽比汉儒稍进一步，其实质是如出一辙。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朱熹不能摒弃这点来评诗，因此理学思想影响了他对《诗经》的准确评价，也影响了爱情的健康抒发。
　　“郑声淫”不是指“郑诗”内容的淫欲，而是指音乐的靡靡之音。“郑诗”与“郑声”在实质上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郑诗”是指诗，是文学作品，“郑声”是指音乐，是一种新声，两者不可等同。因此，“郑声淫”并不能说是“郑诗淫”。
　　
　　注释：
　　[1][宋]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6-57页。
　　[2][3]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4-185页，第211页。
　　[4][汉]史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5页。
　　[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91页。
　　[6]刘松来：《十三经直解》，《礼记直解》（第2卷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34页。
　　[7][清]夏修怒辑，严述编辑：《皇清经解》，台北：复兴书局印，1960年版，第856页。
　　
　　（徐淑娟 南昌 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文学院 330022）

• 徐淑娟： “郑声淫”与郑诗“淫”之辨析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