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笔者对新时期电影文化的研究并没有深入地触及,老实说也没有功力探索电影文化领域;只是因为爱看电影、喜欢电影,故而对一些影评或影论多有浏览。但从影评影论的相互比照中,深感宋彦博士对新时期电影文化研究颇有独到之处,更有创新之点。就笔者看来,她的这部学术专著的问世,可为新时期电影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新视角、新理路、新知识、新见解,其具有的学术创新价值与理论批评威力,将会在电影研究和电影创作上彰显出来。
《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以下简称《研究》)比较高明地选取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义文化思潮与新时期电影文化关系作为重点突击与探索的研究对象,并采取以论驭史,以史证论,史论结合,相得益彰的框架结构,这既是本书的独特之点又是它的创新之点。既然根据题旨的要求,对新时期电影文化的研究或者对现代与后现代文化思潮的研究甚至两者关系的研究,都必须凭借系统的理论与原创电影文本来支撑,那么采取史与论相结合框架和写法也是颇具匠心的,这完全切合论题的外在形态与内在逻辑的诉求。所谓“史”主要指新时期电影文化文本的流变过程,具体来说就是电影文化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推动、影响和规约下所形成的一系列的审美文本与理论文本;而这一串串斑斓璀璨的文本联缀起来,就勾勒出新时期电影文化的演变史。如果《研究》仅仅停留于电影史的勾勒上,其学术价值将大打折扣,但是它的创新力度与开拓深度却主要在“论”上:即凭借著者已获取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思维,既对电影文化与现代和后现代文化思潮互动关系以及这两股文化思潮交叉作用于电影文本创作所形成的复杂性,进行理论透视与深度阐释;又对在这两股先锋思潮作用和影响下建构的形态各异的电影文本的文化意蕴与审美特征以及重要症候,进行理性穿越与理论概括,形成有创见的学术话语。但是理论思维的纵横穿行和辩证阐释,都不是空来空去地抽象议论,而是紧扣“史”线上的一串串电影文本,也就是把理论透视与文本剖析有机结合起来,切切实实地产生出以论驭史、以史证论、史论结合、相得益彰的学术效果。
《研究》旨在深入系统地探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与新时期电影文化的互动关系及其导致的电影文本的整体审美特征,故著者不是采取“现代性”或“后现代性”各自独行的研究视角,而是从研究对象的错综性、交叉性的特点出发,把“现代性”“后现代性”作为一个整体理论视角来运用,并以此切入新时期电影文化的复杂系统,这不仅符合电影文本的客体结构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难舍难分地交织为一体,而且充分运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在理论范畴上相互关联的功能。因之选择和运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整体理论视角切入新时期电影文化的探究,也是本书的特点和创新点之一。《研究》在叙述新时期电影由传统向现代性转型的曲折过程和精神内涵时,并没有忘记考察其向现代性转型历程中已萌发的后现代性的审美文化因素及其所呈露的发展趋向;在描述新时期电影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型的过程与文化特征时,同样没有忘记洞察其向后现代性转型并未与现代性电影发生断裂,仍与现代性电影形态与内涵保持着或疏或密的联系。如果说这是以“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整体理论思维对新时期电影所作的动态考察,理清了电影形态的两次转换的承传与创新的内在逻辑机制,也勾画出电影审美形态上的驳杂互融、交叉互补的复杂面貌;那么以这种整体理论视角对新时期电影的诸多现代性特征的洞察或者对新时期电影的诸多后现代性特征的辨识,都是以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相互纠缠联结的统一理论思维所给出的理性概括和深入剖析。也就是说,著者以整体理论视野观照和梳理新时期电影的现代性文化特征时,同时也将其后现代性文化特征收入视野中,并没有因为彰显现代性文化特征而遮蔽或取代了后现代性文化因素;以整体思维透视电影文本的后现代文化特征时,现代性文化特征并没有因为突显后现代性文化特征而遭到贬抑,而是着力揭示出后现代性文化特征与现代性文化特征的必然联系。特别是《研究》的第四章集中笔力探索造成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新时期电影文化系统中的这种错综纠结状态的深刻原因:一是从理论维度上阐释了现代性、后现代性两个范畴乃至所形成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两大思潮之间关系的错综复杂性,若把这两大思潮引入电影文化领域就必然导致新时期电影文化的驳杂和纠葛;一是从新时期中国文化生态的复合性维度深入探讨了电影文化多元纠结的根源,即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共时态地涌入中国,并与原有的传统文化及其他形态的现代性文化发生了冲撞与交汇、对接与融合,必然会导致新时期电影文化的多元复杂,以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紧紧地缠绕在一起。这种有深度有说服力的文化阐释,主要得力于研究者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整体理论视角与理路的卓有成效的出色运用。
以论驭史的逻辑框架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合一的整体视角,之所以在《研究》中能获得创新性的学术效果,重在著者对歧义多多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等概念、范畴,投入深功给以清理、辨认与阐释,形成自己对现代性、后现代性等概念理解把握的认知模式和理论思维,这也是本书的独特之点与创新之点。现代性,后现代性、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概念、思潮,显然源于西方现代哲学美学,并非中国本土的发明和创造;但是作为中国学者根据课题研究的需要,应该对这些外来的概念、思潮消化理解、阐述清楚直至化为切实可用的理论思维。不过这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可以说,“洋为中用”的转化,是对中国学者的耐力与思力的严峻考验。本书作者宋彦博士力避重蹈“生搬硬套”“人云亦云”的旧辙,既从本源上对现代性、后现代性等概念作了追溯,又对它们在流传中的不同见解作了梳理;既对中国学者的不同解说作了辨识,又对当下新的说法做了必要汲纳;并尊重自己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对新时期新潮电影的感悟,然后加以整合,对现代性、后现代性等概念给出了简明而清晰的阐述,把这一些众说纷纭、歧义丛生的概念范畴辨析得清清楚楚,明明确确。若是对现代理论没有浓厚的兴趣,对哲学美学理论缺乏必要修养,那是难能做到的。《研究》不只是对现代性概念与后现代性概念的定义与内涵作了系统的梳理与明确的阐释,同时也对“家族相似”的概念,如现代与现代主义、现代性与现代化、后现代与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化与后现代性,进行了条分缕析地认真探究,既揭示了各个概念的规定性内涵,更理清了这诸多概念的区分度,使读者不仅能领悟到这些“家族相似”概念与核心概念“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联系性、互通性,又能分辨出它们之间的明显差异性甚至深微的区别性;特别是对“现代性”、“后现代性”与新时期电影文化关系研究现状的分析,以图表示之,既可窥见著者对此所下的细功夫,又可看到著者通过对概念范畴的探析所形成的现代性的理论思维,能对研究对象进行穿行自如地研究。正是由于宋彦博士对现代性、后现代性及其“家族相似”概念的研究投入了深与细的功夫,并确立与研究对象相契合的认知结构和思维模式,所以不只是在全书框架结构的设计上和现代性整体视角的选用上都体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与创新性;而且运用它对新时期电影形态进行梳理与分析也能达到预期目的,即“透过种种绮丽诡异、变动不居的影视文化现象,深入剖析丰富驳杂的影视现象背后的内在动力和意识形态含义,勾勒呈现出这些文化现象背后的多元历史合力,辨析挖掘出隐蔽于现象背后的个人主体或群体主体的文化心态,从而对新时期中国电影做出恰当而又深刻的理性批判”(见本书《绪论》)。
本书之所以能够成为开拓性的创新之作,还在于始终坚持以现代性与后代性的整体理论视角切入新时期电影文本,通过细读与精读从中发现出和理论框架与观照视角相吻合的新文化意蕴与新美学特征,这也是《研究》的特点与创新点所在。不过,著作所细读精读的电影文本主要不是纸媒的文字符号所组合的艺术画面,而是电媒通过银幕或荧屏展示出的直观影像,是形形色色的镜头借助蒙太奇手法由编导巧妙地结构而成;虽然细读精读电影文本不需要透过语言媒介去感受和领悟其内在文化内涵与美学意蕴,可以直观形象地去感受和体验它,但由于电影的幻象瞬间即逝,不给读者深思熟虑、反复品味的时间,故而就要求观赏者或研究者不厌其烦地观看、体察和回味、琢磨,特别是如何透过影像画面把潜隐的文化意蕴与审美意识开掘出来,这比阅读纸媒要困难得多。可取的是,本书对电影文本细读精读不是按图索骥,即遵循既定的理论框架去寻求证据,而是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整体理念作为解读电影文本的切入视角。一旦进入电影文本的艺术世界,不论是框架或视角仅仅是引导研究者进行更深入地细读精读,并未阻遏研究者的自由感受与自由想象,这样的细读精读所获取的心得体会既能顺应框架与视角的诉求又能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理念给以充实。数年来,宋彦博士以坚毅的韧性精神与意志力去阅读新时期的电影文本,把该看的电影文本看完,全身心地投进电影艺海,层层深入地去探索电影文本中所蕴含的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吻合的文化内涵美学意蕴。对其中的优秀影片,宋彦博士反复放映反复解读,哪怕一些细微的场景与描写人物的典型细节都不放过,真正做到了通过细读精读而从文本深层发现或开掘出一些新的文化意蕴和美学因素,并给出有新意的价值判断与理论概括。《研究》对现代理性或后现代性电影的文化特征、精神内涵、美学风格分析得如此明晰、透彻、深刻且有新意,主要得力于著者对电影文本的细读精读所体现出的敏锐的艺术感悟能力和深微的理论思维能力;并从而使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研究更有力地服务于或支撑起新时期电影文本的探讨,所获得的研究成果既有理性的高度又有悟性的深度,也有感性的细度。
(朱德发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25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