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巴金在他的代表作《家》中为我们讲述了高家这个正处于崩溃中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史。作者在作品中刻画了许多性格各异、命运不同的鲜活女性形象，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对柔弱善良史女子的束缚和毒害。本文从梅，瑞珏，琴，鸣凤等几个典型人物形象入手，试分析《家》中女性形象的悲剧及悲剧根源。
　　关键词：巴金 《家》 女性悲剧 封建专制和礼教
　　
　　《家》是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在《家》中，巴金以自己的家庭为素材，以“五四”浪潮波及到的闭塞内地——四川成都为背景，写出了高家这个具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作者当初写这部作品的目的是为了纪念他的大哥，更是为了揭露封建制度的黑暗。[1]高氏豪门外表上是诗礼传家，书香门第，但隐藏在这一层帷幕之后的，却是内部的相互倾轧，明争暗斗，腐朽龌龊，荒淫无耻。为了维护这个封建制度的支柱而又面临崩溃的家庭，以高老太爷和克明为代表的卫道者，竭力奉持着礼教和家训，压制一切新的事物，甚至不惜以牺牲青年为代价。作品中对女性命运的描写，更加暴露了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吃人罪恶。[2]
　　本文试从梅，瑞珏，鸣凤和琴等几个不同类型的代表性女性入手，分析她们的形象悲剧和悲剧的根源。
　　“家”把女性之身囚禁其中，女性之“心”也被禁于内。生活在高墙之内，“人墙”之中，女性面临的既有外压，又有内抑。“三从””四德””七出”等封建礼教的种种法理定规渗透在女性的深层意识中，逐渐成为一种心理定势。《家》中的女性无论是出身卑贱的婢女，还是看似养尊处优的小姐少奶奶，抑或受到“五四”新文化启迪的新女性，都冲不破传统文化的怪圈，走不出封建心狱。
　　梅，是“心为奴者”，她与表兄觉新本是青梅竹马、真诚相爱的一对恋人。只是因为双方母亲在牌桌上有了摩擦，这对情侣就被儿戏般地拆散了，梅在饱受精神酷刑之后魂归离恨天。梅是一个受过“五四”思想感染的知识女性，新思潮曾触动过她的心，可悲的是她获得的仅是对新生活的幻想，她的生活却丝毫没有改变。梅渴望自由自主的爱情，但她并不敢去追求这种幸福，不知该如何冲破封建礼教的精神枷锁。梅没有勇气去反抗封建长辈给她的无爱的婚姻，更不敢主动去争取与觉新相爱所产生的幸福，她只能以极大的痛苦去顺从长辈为她安排的一切，因而导致了她居孀后遭受了心灵苦刑。梅是一个典型的受封建礼教残害的弱女子，她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封建家长们的身上，这种被动的、服从的心理在遭受打击后自然要走向绝望。
　　梅的悲剧在于她深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和浸蚀，没有想过要改变环境，反抗不合理的生活，为自己把幸福争回来。即使琴和觉慧劝她多读些新书，她也认为那些书是无用的，书中讲的东西她只能羡慕却做不到，甚至有些知识知道了以后心里反而更加难受。因此她拒绝反抗，最后终于自愿地没有一点抗争地被埋在了摧残她的旧制度的坟墓里。
　　相比之下，命运似乎对瑞珏格外垂青：她生在官宦人家，从小生活优裕，知书达理，能诗善画，成年后阴差阳错嫁了位好丈夫，又为高家添了位男丁，坐稳了长孙长媳的位置；她体贴丈夫，疼爱孩子，尊敬长者，善待仆人，家中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她，不说她好的，她总是温和地笑着，宽容地对待一切。她看到丈夫觉新喜欢梅花，自己就不问原因地也喜欢，把屋中所有的瓶里都插上了梅花，并且倾注心血地为觉新画了一副梅花帐檐。当她知道了觉新和梅的感情以及觉新喜爱梅花的真正原因后，不仅没有丝毫的嫉恨，反而更理解梅的悲愁和觉新的哀愁，甚至表示“我真想我能走开，让你们幸福地过日子”，并把梅当作挚友。[3]但就是这么一位符合三从四德规范的弱女子，仍然免不掉被旧制度吞噬的命运。高老太爷死后，瑞珏快要生产的时候，陈姨太等一批人却以犯“血光之灾”为由，逼迫觉新把瑞珏迁到城外去。懦弱的觉新不敢承担不孝的罪名，违心地答应了，而瑞珏竟然为了成全觉新的所谓孝道，也甘愿受人摆布，结果却把自己年轻的生命抛在了荒郊野外，临终连丈夫的最后一面都不曾见到。瑞珏是个典型的传统女性，她的思想中只有根深蒂固的“三从四德”，从父亲的家嫁到丈夫的家，她始终把自己栓在可托付的男性身上。瑞珏的生活不是以自己为核心，而是以以身相许的丈夫和终身所付的家庭为最大的依靠，这就注定了她被人夺去生命的悲惨结局。
　　瑞珏的悲剧在于她心甘情愿地为了那些可笑的封建道德和陈腐观念忍受着种种痛苦，毫不反抗、任人摧残以致落得悲惨的结局，而且，到死她也不明白正是她恪守并维护的礼教葬送了她的一切，使她成了又一个无辜的牺牲品。
　　丫鬟鸣凤是一位美丽纯洁的少女，她年方16，在高公馆却已做了7年多的丫头。她幼年丧母，被父亲卖到了高家，从此孤苦伶仃，当牛做马，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听命令，做事情，流眼泪，吃打骂”，是她生活里的“重要事情”。她从不知道也从没想过去探究自己的苦难是谁造成的。她被灌输的思想就是“世间的一切都是由一个万能的无所不知的神明安排好了的” ，她认为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所以她一直忍受着，不曾抗争过。但作为一个年轻的少女，她也有自己的梦想，她最美的幻想就是自己也像她服侍的小姐一样，享受那些“华丽的衣服，美味的饮食和温暖的被窝”，享受着大家的宠爱，最后和俊美的少爷成家过幸福的生活。而当她真的爱上三少爷觉慧时，却被高老太爷当做一件礼物送给了“死教会”的老恶棍——年已花甲的冯乐山做小，这对于一个仅仅17岁有着纯洁爱情的少女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鸣凤苦苦哀求主人不得，又去找觉慧相助，觉慧只顾忙自己的事情也没有能帮她。在所有希望都落空之后，为了摆脱将被摧残的痛苦的未来，她跳进了湖水里，只留下凄惨的哀叫渗透了整个黑夜。可她的死对高家的影响不大，婉儿顶替她被送给冯乐山去做姨太太了，新买的丫头填补了她的位置继续去服侍主人，只有觉慧和少数几个人还时时想起她的不幸。
　　鸣凤身为丫头，地位低下，连起码的人身自由也没有，这种丧失人身自由，没有独立人格的社会地位，从根本上形成了她潜意识中的“自我”意识的薄弱，也最终导致了她的悲剧。鸣凤以身殉情不屈从于封建势力的行为，并不意味着她清醒地认识到了自身价值，相反，作为被压迫阶级，她所受的心灵毒害更深。在这个丫头身上有着深深的奴性痕迹，她看到世间的不平等，却只是自认薄命；她渴望拥有觉慧的爱，却也清楚地明白两人之间存在着一道跨越不了的“鸿沟”。鲜明的等级观念与男尊女卑的烙印使鸣凤不可能看清“自我”，她把全部希望寄于觉慧，视他为“天上的月亮”，说明她并没有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封建礼教的毒害，阶级等级观念宿命论思想已经腐朽了这个纯洁善良少女的心，她是属于主人的，是没有自我的。而她生命中唯一的“光明”也不能救她。于是，为了做一个“清白”的女子，她只能走上那条不归路——跳湖而死。
　　在爱情的海洋里，最幸运的要数琴了。起先，她不过是一个待字闺中的旧式少女，是高家弟兄们带来的男女平等思想启蒙了她，这使她竟然能在封建思想极为浓厚的氛围中，大胆地欢呼“男女同校”，坚决表示要“第一个去报名”，虽然这一想法一经提出就遭到了母亲的坚决反对，甚至母亲要把她早点嫁出去，然而，新思想一直鼓舞着她，使她不气馁，最终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她比其他女性的进步之处就在于她不仅敢于反抗，而且她的反抗已从自发上升到了自觉。她曾对觉慧说：“我的事情应该由我自己决定，因为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是人。”“我要做一个人，一个跟男人一样的人。” [4]为了争得做“人”的权利，她拿起了个性主义的思想武器，坚决地叛逆了封建的束缚，勇敢地和觉民走在了一起。从这个角度看，琴比梅，瑞珏，鸣凤她们要进步得多。但琴并非就是一位彻底反封建的勇士，由于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身为千金大小姐的琴本身就是矛盾的。她一方面受“五四”新思想的影响，积极写文章鼓动青年人抗争，鼓动女青年剪发；另一方面自己又受传统观念的熏染和礼教的约束，没有许倩如等人的勇气，连一举手就能做到的剪发，她也不敢亲自实践。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许多方面都没有许倩如那种彻底反封建的勇气，而且在她身上还有许多大小姐的性格特点，对穷苦人也非常的冷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琴也是一个悲剧形象，她既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又因袭着传统的重负，而且她只在追求爱情上反抗得比较坚决，满足于暂时获得的个人幸福，却没有进一步去谋求经济和人格的独立，没有认清真正的自由解放才能解构整个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和传统观念。所以，在琴身上，她自身的矛盾已为她这个形象蒙上了悲剧的色彩。
　　作品中的女性都有着不同的人生道路，可得到的却是同样悲惨的归宿，使同样美的心灵遭到恶劣的毁灭。在她们的生命中都有过美好的梦，但当她们从梦境中惊醒时，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痛苦与不幸，直到她们不得不含恨地离开这个肮脏的社会，离开心爱的人。可悲的女性的一生如流水般逝去了，而可耻、可恨的旧制度仍存在着，以致再去伤害另一些美丽、善良的女性。倘若中国女性能自觉地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那么中国女性的命运将被改写，正如现代社会的女性那样，享有生的快乐！
　　
　　注释：
　　[1]田夫：《巴金的家和<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
　　[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花建：《巴金小说艺术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4]刘增杰：《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尹文灵 广州 广东省加禾武警广州指挥学院 510440）

• 尹文灵： 论《家》中的女性悲剧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