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经历秦汉的起伏与魏晋的纷扰，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文化心理结构终于在唐代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弹性模式，即“仕而隐而歌”。在这种弹性心理结构的演进过程中，既包涵儒道互补的思想基础，又深受佛教禅宗的现实影响，同时也离不开时代独有的庄园文化背景等多元因素，最终融合于诗歌调理性情的功能。这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歌的繁荣投射出的最重要的文学意义之一。
　　关键词：山水田园诗歌 文化心理结构 儒道互补 禅宗 庄园文化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人文化心理结构都有自己特有的生成过程及最终模式，比起多神教的印度、多体制的欧罗巴，古中国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也许是最复杂的。是入世的眷恋还是出世的向往，如何达到灵性与欲望的平衡，这是深受儒、释、道哲学思想多重影响的中国士大夫心中一个深远而沉重的辩题。经历了先秦两汉司马班张的追求幻灭、魏晋六朝孙阮陶谢的逃禄归耕，直到盛唐，在王维、孟浩然、储光羲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们身上才似乎比较轻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即“亦官亦隐亦歌”，他们的诗歌清丽隽永，造就了中国古典诗苑的一朵奇葩；他们的人生随缘任运，进退有所，更成为后世士大夫无限渴慕的人生境界。这种颇富弹性的文化心理结构模式之所以在盛唐大规模实现，似乎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自然进程，既包涵儒、道和禅宗的多重影响，同时也离不开独有的庄园文化等时代背景，最终融合于诗歌调理性情的功能。这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歌的繁荣投射出的最重要的文学意义之一。
　　
　　一、盛唐文人思想的开放氛围：收放得宜，承儒道互补之基，得禅宗圆融之味
　　
　　隐逸是一种超凡脱俗、回归自然的行为和心态，对中国士大夫的生活追求和文学创作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所谓“亦官亦隐”的弹性心理结构，就是儒释道多元互补的稳定的文化结构。形成这个结构的最重要的基点，就是儒道两家思想的交融互补。儒家强调经世济民，但也强调士大夫的人格，所以孔孟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种灵活态度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心理调节，只是董仲舒之后，世人多强化儒家的进取心与使命感，儒家作为官方思想被塑造成僵硬体制的严肃面孔；与此相对，庄子“窃国者诸侯”的诛心之语与入世情怀被淡忘，老子的超然与通达智慧却在魏晋玄学之后突出，被怀才难遇的士大夫文人引为自我安慰与人格庇佑，成为在野人士抵抗主旋律的重要武器。而在唐代，由于李氏自称老子后人，空前绝后地将儒道二教并尊于世，上自公主等皇室贵胄下至李白等文人墨客甘受道箓，道士史筠等可自由进出朝廷，野游如孟浩然辈未泯猛志，入仕如贺知章辈仍可狂狷。何况，“终南捷径”的典故告诉我们，以隐求名、以隐求进的社会风气是唐朝道教盛行的又一独特产物。尽管同是徜徉山林啸傲烟霞，李白的“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无论外在表象还是内在意蕴都已与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完全不同。自然山水已超越了排愁遣闷的基本价值而进入高层次的逍遥自娱、物我同一的崭新境界。总之，道家思想在盛唐真正登堂入室与儒家分庭抗礼，为儒道的交融互补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为士大夫文人在体制与个性的心理冲突中提供了调和自适的思想基础。
　　宗白华先生《意境》中说过，艺术境界是介于学术境界与哲学境界之间的。事实证明，无论诗文书画还是建筑雕塑，对于自然、生命种种美的体验，的确往往要深入到宗教或哲学的层次才能具有更深刻的蕴含，达到更高深的境界。盛唐以来，随着佛教的盛行，《维摩诘经》风行一时，王维、祖咏等人皆是忠实信徒，禅宗文化也冲击了中国士大夫封闭的心理和内向的性格，“有了维摩诘居士这位资财无量、有妻有子甚至出入酒肆淫舍却能精通佛理、普渡众生的样板，士大夫便不难权宜方便地将佛教的禁欲主义转化为自然适意的人生哲学，让禅学与本土的玄学结成姻亲，从而心安理得地在廊庙与山林之间往还。”[1]盛唐之后，士大夫往往以佛学与田园山水为消遣，养性怡情，处世态度更显平和，在官与隐的周旋中更觉圆融无碍。一千多年后龚自珍为之感叹：“空王开觉路，网尽伤心民！”对中国士大夫弹性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影响可谓深远。
　　
　　二、盛唐庄园文化的独特背景：进退有所，以山水媚道，以庄园寄情
　　
　　魏晋是我国隐逸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陶渊明和谢灵运都是著名的隐士。陶渊明号称“古今隐逸之宗”，然其何等落魄，连几百年后的蒲松龄都为之感慨，特撰《黄英》一洗其耻。而谢灵运呢？从他的《山居赋》中，我们看到他的始宁庄园：“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还汀。面山背阜，东阻西倾。……敞南户以对远岭，辟东窗以瞩近田。田连冈而盈畴，岭枕水而通阡……”，既不必放弃物质生活享受，又可以在失意时回归自然，从而取得心理平衡，这种庄园隐居形式对士大夫来说无疑是最实惠可行的了。
　　而庄园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成为影响诗歌创作乃至士大夫文化心理的一种重要因素是在盛唐。《册府元龟·田制》载天宝十一载诏：“闻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大者如裴度绿野堂、郭子仪城南庄，中小者如王维辋川别业，打开《全唐诗》，涉及庄园的诗篇随处可见，如高适《淇上别业》、岑参《巴南舟中，思陆浑别业》、李白《过汪氏别业》、祖咏《汝坟别业》、李颀《不调归东川别业》等等。储光羲《田家杂兴》之八云：“种桑百余树，种黍三十亩。”丘为、孟浩然、韦应物等人诗中提到的别墅，有良田桑麻、亭台楼阁，都是当时文人聚会游赏的胜地。
　　道家倡导“以人合天”，主张将身心投入自然的怀抱，优游于山水林泉之中，追求一种人格的解放及自由的获得。宗白华认为：“画家诗人游心之所在，就是他独辟的灵境，创造的意境，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中心之中心。” [2]难以想象若没有终南山辋川别墅的灵山秀水，王维诗中“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的高雅情致从何而来；没有鹿门山下的百亩田庄，孟浩然笔下“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过故人庄》）的闲适神态如何呈现！祖咏诗曰：“田家复近臣，行乐不违亲……何必桃源里，深居作隐沦。”（《清明宴司勋刘郎中别业》）可谓一语破的。以可追求的世上田庄取代缥缈的世外桃源，也就不奇怪了。生活的富足安乐使他们悠然自得，题咏唱和，名士风流的隐逸生活得到普遍实现，进退有所，士大夫文化心理结构的平衡性的确找到了最佳载体。
　　
　　三、盛唐诗歌创作的文化符号：心灵外化，秉扬名立世之志，寓调理性情之意
　　
　　从《诗经》时代的教化工具，到汉末魏晋的个人咏叹，诗歌在唐代才真正成为中国古典文学最重要的样式。魏晋诗坛虽称“五言腾踊”，但诗歌在文人生活中的实际价值，用最富诗名的曹植的话说“辞赋小道”；陶渊明的田园诗影响了整个后世，然“靖节”之尊号已昭告世人：陶氏于世人眼中人格意义远大于文学意义……相形之下，唐太宗广开文路；唐文宗称“李白歌诗”为三绝之首；王维被推为“天下文宗”……无论创作规模还是对文人生活的巨大影响，唐代诗歌的力量远非秦汉魏晋可比，称之为士大夫文人心灵外化的最重要展现绝不夸张。
　　从盛唐山水田园诗歌的总量看，士大夫阶层中的大多数人写诗的确主要是为了调理性情。李白壮游天下，赞祖国山川壮丽抒发壮志豪情，与谢灵运留恋山水以遣怀大不相同，而王孟之辈临水登山抒怀寄傲，游园写景乐隐怡闲，也与陶阮有着本质区别。道家崇尚自然及返朴归真的追求和佛家禅宗的净心明性的境界，为诗歌艺术创构提供了文化及审美心理的基础，酿成了一种向往自然、追求超然独立的文化心态和崇尚自然的审美趣味。
　　闻一多先生曾认为，就整个文化来说，诗人对诗的贡献是次要问题，重要的是使人的精神有所寄托。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逆境中勉力保存一点人格，不去与恶势力同流合污，可惜有一利必有一弊，这方净土也往往成了士大夫心灵的防空洞，在恶势力方面一退了之，缺乏屈原式的怨鬼般的执着。”[3] 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山光悦鸟性， 潭影空人心”一句可为注脚。
　　总之，任何时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及人与自我的关系都是文学作品不厌其烦不断探讨的问题，而诗歌往往便是最为精粹的表达，林语堂先生《生活的艺术》中说，中国诗人具有“旷怀达观、高逸退隐、陶情遣兴、涤烦消愁之人生哲学”。如果是对浩繁、庞杂的整个中国古典诗歌而言，这种论断显然略显单薄，但如果专就盛唐山水田园诗而言，则恰好准确地道出了盛唐士大夫出世与入世之间极具弹性的文化心理结构模式。
　　
　　注释：
　　[1]徐清泉：《论隐逸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发展中的意义》，文学评论，2004年版。
　　[2]宗白华：《意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林继中：《唐诗与庄园文化》，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
　　参考文献：
　　[1]林继中.唐诗与庄园文化[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纲要（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牟洪明 山东省东营职业学院 257091）

• 牟洪明： 盛唐山水田园诗与士大夫文化心理结构的演进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