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说：“我爱那使自己的道德成为自己的倾向和命运的人：这样，他可以为着他的道德，或生或死。”（《查拉斯图拉如是说》）而《作品与争鸣》2010年第8期转载的杨少衡的中篇《无可逃遁》，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篇道德小说。
　　文叙市政法委副书记叶家福，奉命配合北京来的刘主任参与一次保密措施极为严格的打假行动。富有戏剧性的是，异常隐蔽的名烟制假窝点——这次行动的目的地，竟然就是叶的老家，他“出生成长的地方”——坑垅村。而坑垅村的村主任李水圳，乃是叶家福亡妻的堂弟。李水圳为引进造假设备，需要改造村里的变压器，于是打着招商引资、脱贫致富的名义，求助于“姐夫”。叶家福出于乡情，答应给县、乡打招呼，并个人捐赠两万元。李背后的造假团伙想拉叶下水，很快让李水圳以入股分红的名义将叶家福的捐款退还，但叶并没有接受。
　　众所周知，中国的乡村结构以家族和血缘为基础，经济越是落后的地区，对这种传统的赓续和依赖程度越高。打假尤其是农村打假之所以难，就是因为非法利益与乡村政治生态、经济生活以及人文结构紧紧缠绕在一起，以致“不少人把一分硬币看得大如脸盆，他们格外输不起，人穷命贱，为了几个小钱，有人敢拼命”[1]。因此，看到打假队伍到来，坑垅村参与制假的老百姓不但不四散溃逃，反而聚拢一处，伺机闹事。
　　一次高度机密的打假行动，一群参与造假的乡里乡亲，一名与自己有着莫大关联的造假头目，一场一触即发的群体性事件，每一个旁逸斜出的情节，似乎都不在叶家福的掌控之中。情与理，人与法，心理身份与职务身份，作者将各种冲突在一开始便推向高潮。眼看场面就要失控，一直碍于情面不愿露面而选择呆在车里指挥的叶，毅然抛开顾虑，“拉开车门跳下车去”[2]。由于彼此熟悉，叶家福的出现很快制止了村民的骚动，使场面恢复平静，但以后事态的发展，却使其陷入“沼泽”，不能自拔。一方面，虽然叶对李水圳明言“不管你们做什么项目，我一律不掺合”[3]，但这种特殊的姻亲关系，还是让人产生无限的联想，刘主任就不相信叶家福没有参与造假活动，甚至以为他就是这一窝点背后最大的保护伞；另一方面，对急于摆脱贫困的坑垅村普通百姓而言，叶家福这个村里出的最大的官，无疑是一个数典忘祖的人，是踩着乡亲们的肩膀往上爬、牺牲乡情染红顶子的无情官僚。
　　回城的路上，满腹心事的叶家福遭遇车祸而身受重伤，坑垅村村民得知后，却放鞭炮欢庆。之后，叶的第三任妻子常志文查出乳腺癌，似乎又要走前两任妻子非正常死亡的老路；接着，叶父的墓被人挖开，“腐烂的棺板、尸骨被仍得满山坡都是”[4]。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至，叶家福身心俱疲，不堪精神上的重负，一度产生开枪自杀的念头。出身农村的叶，从小接受大山的哺乳，乡土是他灵魂皈依的处所，因此背负着太多的缱绻，无法决绝，以至自身难保之际仍不避讳，四处央求领导对造假团伙和制假村民区别对待，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保护乡亲。
　　小说中作为“题眼”和关键词的“无可逃遁”，大约出现过五次。一是打假队伍受阻，剧烈冲突一触即发，沉甸甸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迫使叶家福选择直面乡亲，背上永久的“骂名”；第二次是叶翻车住院期间，作品描写其心理上的纠结感：“带人打进村的是他，他没手软。他们有难他也不能不管，就当命中注定，无可逃遁”[5]；第三次是同村女孩李宝花迫于生计当了暗娼，在一次陪侍活动中受到权势人物的欺侮，叶家福怀着强烈的负罪感，不顾一切为其讨公道；第四次是作品暗示叶注定要去面对所发生的一切，没有逃避的机会；最有一次是小说结末，叶家福的自杀工具猎枪被没收，其最后一个摆脱宿命的机会也被剥夺。
　　《无可逃遁》显然是一部嫁接多种元素的作品，在小说类型的判属上，既不是纯粹的官场小说，也不是明朗的乡土小说。平心而论，小说对个体生命中的纠结感和无助感的把捉，体现了作者对人生体察的敏感。但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总有一种隐隐的感觉：叶家福像一个没有完全舒展开的人物，他心思缜密，有着很强的逻辑推理能力，现场调度和掌控能力都不错；但只要与家乡沾上关系，他就经常失了分寸、乱了阵脚，显现出性格中怯懦、执拗与焦躁的一面。他的心理动荡，如同江湖夜雨中的一叶扁舟，波折迂回，摇摆不定。
　　小说在故事情节推衍方面，也略显杂沓冗繁。乡村打假、官商勾结、暗娼、官场潜规则……虽然能看出比较明显的叙事线索，但枝杈太多，反而掩盖了想要表达的真实意思。通篇读来，不知道作者的叙述意图和精神主题何在，难道仅仅是揭示“无可逃遁”这种类似宿命感的东西？李建军认为：“小说乃是一种以质疑的态度和批判的方式叙写现实生活的文学样式，是作者向读者显示并说服读者接受自己的情感态度、道德态度甚至政治态度的修辞行为。”[6]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当然包括小说），质疑中要寓反省，批判后要有重建，且应蕴有一股冲决一切的力量，能够激荡起读者对爱的爱，对恨的恨，对良善的同情，对丑恶的鞭笞。
　　美国批评家韦恩·布斯说：“作家有义务尽其最大的努力使他的道德立场明白清楚。”[7]《无可逃遁》的主人公叶家福，应当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一个正面人物，但我们看到的却不是一个立起来的大写的人，而是一个精神上的弱者。尽管他顾全大局、洁身自好，却屡屡因偶然事件，匍匐于所谓的命运的脚下。他对道义和正义的坚持，在文本中更多表现为对乡土“背叛”之后的焦躁不安与歇斯底里，渴求的似乎只是一种心灵的平复和精神的弥补。质言之，这篇小说带来的阅读感受是晦暗和失望，无法使我们这样的普通读者激射出对道德与理想的热衷，对美好与希望的向往。
　　当下，文学已逐渐走向边缘化，社会主体精神的重建，需要作家放下身段，不再自恋于个人生活的呢喃、小众趣味的体验以及心理场域的实验，而是做一个生活的在场者和思想的观察者，重新追求审美高度、价值深度与精神浓度，对广阔的现实生活进行善意的、有道德立场的提醒。否则，主题只能是含混的，人物只能是匍匐的，作品只能是过目即忘的，创作不出有底气的、与这个时代真正“知脾合性”的文学作品。
　　
　　注释：
　　[1][2][3][4][5]杨少衡：《无可逃遁》，作品与争鸣，2010年，第8期，第100页，第100页，第98页，第104页，第103页。
　　[6]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页。
　　[7]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2页。
　　
　　（肖阳 徐州幼儿高等师范学校基础部，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221006；赵韡 徐州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221006）

• 肖阳 赵韡： 网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