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群星荟萃的中国古代文坛，苏轼永远是一颗璀璨的明星，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苏轼人生短暂，仕途坎坷，后半生一直都在宦海中沉浮。他一生所遇到的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在历代文人中都是少有的。但苏轼却能够从容面对，笑对人生，这与他心理豁达和驾驭压力的潜能不无关系。
　　关键词：东坡先生 驾驭压力 心理因素
　　
　　很久以前，有一位男子被一只老虎追赶而掉下悬崖，他在跌落过程中，幸运地抓住了一棵生长在悬崖边的小灌木，吊在那里。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此人并没有感到对死亡的恐惧，而是悠闲地去品尝生长在崖边的野草莓。他这种临危不俱的表现，需要多强的心理承受力啊？这个故事不竟使笔者想起东坡先生曾在逆境中写下的一首著名咏荔枝诗——《惠州一绝》，东坡先生面对人生打击，吟出了“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绝唱。东坡先生这种驾驭压力、笑对人生的态度，与上面故事中的男子面对险境的态度如出一辙。
　　苏轼，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人，嘉佑进士，曾任过祠部员外郎、翰林学士、太守、礼部尚书之类的高官。宋代没有设一品官阶，宰相才是二品，东坡能做到三品官的位置已经很不错了。然而，人们敬佩东坡先生的原因不是他的官位的高低，而是另有其因：一是因为东坡先生是我国文坛上罕见的全才，他具有卓越超群的文学艺术才能，他的文章可以同位于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的韩愈的文章相媲美，社会上广为流传的“韩潮苏海”之说，就是盛赞韩、苏二人的文章风格如潮似海，气势磅礴，波澜壮阔。东坡先生不仅文章写得好，在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方面，也都不乏上乘之作，他给后人留下的精神财富，堪称我国艺术宝库的瑰宝。东坡先生发明制作的东坡肉，至今仍受到广大美食爱好者的亲睐。正因如此，用如今追星族时髦的话来说，自宋代以来，东坡先生在社会上拥有相当数量的铁杆“粉丝”。二是因为东坡先生在他短暂人生的旅途中，能够驾驭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始终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态，笑对人生。这是人们敬佩东坡先生更为重要的原因。同社会上那些一遇到压力和打击就精神萎靡不振的人相比，东坡先生不屈服于压力，乐观豁达，心态健康，这不正是特别注重生活质量的现代人所推崇的吗？
　　纵观东坡先生的一生，如果把他小时候所受的特殊的家庭教育也算成是一种“压力”的话，那么，可以说压力始终与他同行，并一直伴随着他走到生命的终点。东坡先生出生在一个文学底蕴深厚的家庭，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他和他弟弟苏辙进行过悉心的指导，父亲一直都是用正统的儒家思想鞭策教育他们，希望他们长大之后走儒家所倡导的经世济民的道路。母亲程氏是封建社会里少有的知识女性，且深明大义，在他们兄弟幼年时就给他们讲述史书中的名人传记，用古代名人志士的事迹教育他们，砥砺他们的名节。这种来自家庭教育的“压力”并没有超出东坡先生幼年时的心理承受能力，我们不妨称东坡先生早年所承受的家庭教育“压力”为正面压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能够适应心理承受能力的压力，反而对东坡先生年轻时的健康成长起到了正面迁移效应。事实恰好也证明了，良好的家庭文学底蕴和父母的悉心培育，激发了东坡先生多方面的艺术潜能，为他后来成为人们景仰的文坛领军人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东坡先生二十一岁离蜀进京。此时，他才华横溢，踌躇满志，一心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东坡先生年仅二十二岁就与弟弟苏辙同时考中进士，名震京城，殿试主考官欧阳修夸赞不已，连仁宗皇帝都高兴地说：“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指的就是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并且，皇帝还钦点他到凤翔挂职锻炼。东坡先生刚入仕途就成了朝廷重点的培养对象。应该说，这样的开局形势对他非常有利。王安石当权期间，东坡先生很有可能平步青云，他和王安石都出于欧阳修门下，并且，王安石很器重他，他如果稍稍随和一点，是可以飞黄腾达的。退一步讲，即便自己不赞同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只要保持沉默，也可以求得平安自保。在变革朝政的问题上，虽然东坡先生也有变革朝政的理想，但他没有王安石激进，不主张遽变，认为改革派所主张的变革求之过急，连连上书反对。改革派对东坡先生反对变法极为不满。在改革的呼声一片高涨的形势下，东坡先生最终所落到被贬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宋哲宗元祐年间，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上台执政，司马光因东坡先生曾反对过变法，极力地拉拢他。此时，东坡先生如果能够依附司马光，也可能是前程似锦。而东坡先生与司马光在反对变法的问题上也不默契，他不迎合保守派的观点，认为改革派变法中还有很多值得保留的成分，又上书反对保守派尽废新法，因此，他又得罪了保守派，再次遭贬。东坡先生为人正直、坦荡，政治上不见风使舵，不做骑墙派，公私态度分明，不利用私人关系作交易，原则性极强，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注定了他政治上遭打击的命运，注定了他甚至要承受以死为代价的强大的心理压力。在“乌台诗案”事件中，他就做好了死的心理准备。我们从他给自己的弟弟苏辙写的绝命诗中，就可以看出他对生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东坡先生在政治上遭受打击所遇到的压力，与他年幼时所承受的家庭的“压力”是截然不同的负面压力。东坡先生在宦海中沉浮几十年，政治上屡遭打击，但他既没有因此而萎靡不振，也没有效仿古代的陶渊明、王维等封建名人，逃避现实，去寻求恬静安逸的隐居生活。有人曾把儒家思想归结为东坡先生命运的舛的根源，认为是儒家思想使他沉入了仕途的苦海，让他一辈子都在苦海中挣扎。笔者对这种说法却不敢苟同。东坡先生作为那个时代的封建文人，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是他政治上刻意追求的目标。东坡先生在强大的压力下面能够保持豁达的心态，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恰好是他的精神支柱。如果没有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作为强大的心理支撑，东坡先生恐怕很难顶住政治劫难的压力。东坡先生就是在自己矢志不渝地追求中不断调整心态，随遇而安。使他在遭受打击后，在理想的支撑下能够保持豁达乐观的心态东坡先生曾在他的著名词篇《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首写于熙宁八年，词人出任密州太守时所作。出任密州前，东坡先生在朝中与改革派的政见相佐，自请放任密州。在词中，东坡先生以汉代将军魏尚自比。昔日，汉文帝信任魏尚，遣冯唐持节去赦免他的罪行，鼓励他英勇杀敌。想到这里，东坡先生是多么希望大宋皇上也能够体信任自己，对自己委以重任，让自己带领将士们去射杀当时对宋朝威胁最大的敌人——西夏。此时，词人虽然仕途上遇到了挫折，但他报效朝廷的理想没有改变。在这里，我们看不出东坡先生丝毫的不快，所能看到的是他雄心勃勃的政治理想。这也正好说明了是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帮助东坡先生释放出了内心的压力。
　　历来，研究东坡先生的专家学者有一个统一的认识，那就是东坡先生的人生观中深深地打下了儒、道、释的烙印，特别是儒、道两家的烙印。东坡先生年轻时，就与道家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加冠之后，他就一心想上青城山拜师修道，后来，几乎还游历了所有能够看得见的道观，并结交了很多的道友。东坡先生的启蒙老师张士简就是个道士，还有人说，他给后人留下的不朽名篇《前赤壁赋》中所写到的客人叫黄士昌，也是个道士。仅从东坡先生的这些经历中，就可以看出道家思想在他人生观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东坡先生能够驾驭屡次政治打击给他带来的心理压力、笑对人生，光靠儒家积极用世的精神作支撑是不够的。在东坡先生需要得到解脱的关键时刻，他人生观中道家思想所起到的作用，犹如一只高浓度的神经兴奋剂我他重新振作起来。东坡先生去世那年，他在一首诗中给自己的一生做了这样的总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州”，都是他被贬的地方，按理说这应该是他人的生苦难之地，东坡先生却视为自己的“平生功业”，我们从前面提到的《惠州一绝》也可找到答案。东坡先生是以苦为乐，苦中寻乐，乐在其中。被贬黄州时，东坡先生与客人夜游黄州赤壁，他眼中所见，尽是“清风”、“明月”之类的美景，所幻想的是能够“羽化而登仙”。当客人“哀吾生之须臾”时，他用自己对宇宙和人生的独到的见解说服了客人，转悲为喜，主、客重新开怀畅饮，并“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参考文献：
　　[1]范军.苏东坡 旷达人生[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
　　
　　（袁谋典，陈云芳 湖北宜昌 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443100）

• 袁谋典 陈云芳： 驾驭压力,笑对人生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