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生态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生态文学批评，其理论根源于先验主义，随着“生态中心主义”的缺陷不断暴露而丧失生机。在生态危机大背景下，生态文学批评在摒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不应恪守“生态中心主义”的批评原则，应当坚持生态和谐的审美原则，构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切实反映人的本质需求、在遵循自然法规的前提下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的能动性发挥的生态和谐的新型生态文学批评体系。
　　关键词：生态文学批评 生态中心主义 生态和谐思想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界出现了诸如实践文学批评、生存文学批评、生命文学批评、体验文学批评、超越文学批评等现象，生态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学批评理念，是在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而反思文学生成与发展的背景下诞生的，引起了文学批评界的广泛关注。
　　以形象化语言文字审视客观现实的文学批评，在生态危机大背景下，侧重审视和关注生态现实问题，提出生态伦理批评，是必然的，且具有划时代的现实意义。但是，当下的生态文学批评理论还不完善，其倡导者还大多恪守“生态中心主义”批评原则。他们认为： 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来讲居于本原性的地位，人对于自然界而言是一种依存性的生存。这就是生态学中的生命链的客观规律；人类与自然界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有机的整体，人类与自然界不是主客体间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的关系。当今，人类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是“人类中心主义”哲理指导人们所犯下的恶果。因为，“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和自然对立，自然是人认识和改造的客体，是被支配和征服的对象，人是自然的主体，是宇宙的中心，自然事物离开人的作用也就成为失去意义的实体。这种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哲理片面突出人的主体性，将客体的自然性视为主体的对立面，确立了机械的“人类中心主义”。人们对自然征服的欲望愈来愈缺乏理性，行为愈来愈毫无节制，造成自然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物种剧减，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根基临危。于是，生态文学批评者们主张文学批评应当进行一次彻底的哲理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向”，粉碎“人类中心主义”，确立“生态中心主义”的指导地位，以主体间关系为重要特征的有机整体的批评思维方式代替主客二分的批评思维模式，形成在自然与人类平等对话的两个主体间彰显自然美特质的文学批评体系。
　　这一文学批评理念的提出，颇有创新。传统文学批评者认为自然界自身不存在美，而是人的观照和意义赋予自然界以美。生态文学批评者认为，自然本身具有独特的美，其审美价值是独立的，与传统审美观念认为一样，“自然美是指自然界中自然物的美”；但是，自然本身是“美者自美”，而后“为人所彰”。生态文学批评者将生命属性赋予自然，自然也就具有独特的生命意义的审美本质，也就超越了传统文学批评者对自然美认识的局限，生态文学批评在生态美学语境下得以有效张扬。
　　事实上，当下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确有着一定的科学成分——从自然派生角度确认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客观性。但是这一理论否认了人从社会派生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根本缺陷决定了它的发展难以持续，更不必说形成一门严谨而完善的学科。
　　文学批评由“人类中心主义”切换到“生态中心主义”，不是一种哲理观念的根本转变，也不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彻底转型，而是由一个蔑视自然法则的极端走向另一个否定人类自主的极端，前者是“自然”缺位，后者是“人类”缺失。
　　不管“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其最终落脚点都无法回避人的本质需求，都无法最大限度地实现和维护人类自身的利益。避开优先考虑人这一对象，任何表述都毫无意义；离开人的本质需求，任何“主义”都成为虚无主义。生态文学批评者的初衷是善意的，立志通过文学批评介入生态评价来引导人们摆脱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困境，营造适合人类生活的美好的自然环境空间，但是生态文学批评者面对生态危机所制定的文学批评介入生态评价的可能性应急反应方案仅是一种简单换位思辨。他们认为：人们现在应该用合理的、有节制的生态中心主义取代不合理的、无限制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对自然的亲和态度决定着人类自身价值实现的程度，而不是人类自身价值的实现决定人类对自然的亲和态度，对于人类来说，就要彻底转变传统的价值决定态度的思维方式。人类以传统思维方式“善待”自然，却遭到自然“报复”，危及人类自身利益，威胁人类整体生存，在这一情形下，重新思考并加以调整和改进人类对自然的行知思维是必要的。然而，人类对自然的行知思维如何进行思辨、调整、改进，“生态中心主义”除了倡导对自然“复魅”外，没有明朗的答案。无论是“复魅”，还是“祛魅”（相对“人类中心主义”而言），其最终问题都是解决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即人的本质需求的问题。那么，何谓人的本质需求？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明确“人的本质”内涵。一讲到这儿，人们就会引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到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的论断。这论断并非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内涵的全面理解，而是马克思从人的实践特征视角去剖析“人的本质”内涵所得出的论断。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特征是社会性，“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2]也就是说，“人的本质是具体现实的，它是由社会关系来决定。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劳动使人从动物的自然属性提升为人的自然属性，由动物的群体本性上升为人的社会属性，使人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从人的需要实现方式来讲，分为‘经济形态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两大类。……这两大类关系的存在，既是人从动物世界里走出来的结果，又是使人成为整个世界主体的根基”[3]，这在社会实践中突出了人的社会性。正因为如此，人们在追求和满足自身需求时往往侧重于经济形态领域需求和意识形态领域需求，淡化了人的本质自然属性，回避了自然形态领域中各物体平衡制约的现实。“人类中心主义”也就是犯了这一错误，才导致实践盲目，理论衰竭。恰恰相反，“生态中心主义”突出人的本质自然属性，将人置于自然界时空运行之中，被动地接受自然法则，人的能动性在“浩瀚的宇宙”里荡漾无存，盲目扼制人们在经济形态领域里物质需求的合理增长。其理论难以说服人们放弃日益增长的物质资料需求，最终也走向衰亡。实际上，人的生命本质内涵在于人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4]。人的需要，是人的本质特征体现的前提条件。离开了人的需要，人的一切实践活动和一切社会关系也就毫无意义；人的生存与发展，首要的条件是人的需要得到实现和满足。人类作为自然界万物一员，和动植物一样，受制于自然法则，其欲望受自然条件所制约；但是，不是被动的受制，其方式的实现是能动性的实践，即“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5]。人与动物的本质实现方式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自由自觉性。人的能动性实践目的就在于人的生命活动的自由自觉性的不断提升。人们通过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将实践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起来，不断完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极大限度地满足人的需求，以实现自我超越。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上述三个论点来看，“人的本质，就是人不断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而完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实现自我超越的生命本能。简而言之，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生命内涵。”[6]依据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断，生态文学批评仍恪守“生态中心主义”是不可取的，应该跳出“生态中心主义”重围，劈开一条体现人的生命本能的生态和谐的文学批评道路，彻底完成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和谐思想”这一真正意义的文学批评思维方式的转型，推进文化事业飞跃性发展。
　　再者，当下的生态文学批评者主张和推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主体间的关系的思维模式，反对主客二分法。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马克思认为“人始终是主体。……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7]同时，也指出：“主观性是主体的规定，人格是人的规定。而黑格尔不把主观性和人格看做主体的谓语，反而把这些谓语弄成某些独立的东西，然后神秘地把这些谓语变成这些谓语的主体。”[8]这也就确认了“主体只能是人”的理念。主观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离开了人，任何主体就会丧失能动作用对象的本能。自然界的物本身就没有意识机能，哪来能动性作用的本事？自然界的物只能作为人的活动对象，即客体，但又是主体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处理主体与客体关系时，人们往往惯用从自然界中获得解放自由的行为方式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是自然的征服者，可以超脱自然法则，按人的意愿而实现自我超越，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理念，否定了客体是主体生存发展的根基、主体能动性作用受客体客观条件所制约的哲理，诱引人们毫无节制地对自然索取，致使人与自然关系失调，生态日益危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也随之愈发紧张。针对消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错误指导，促使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回归生态平衡，一种以生态为中心的自然主体价值理念，即“生态中心主义”，也就应运而生。“生态中心主义”肯定了人与自然的有机整体性，将人与自然确定为各自独立的价值主体，形成了“人的活动要以自然为中心，尊重自然权利，人与自然形成平等的主体间的关系”的生态平衡价值理念，以此克服传统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局限。但是，主体间理念否认人与自然的内在规定性，忽视了主体作用对象的存在（即客体）。这就意味着自然作为主体也能够能动地认识和改造作用的对象（即人）。不可否认，人与自然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但这一有机整体系统中的每一类型、每一层面、每一种关系，都有层次之别、主次之分，都有自身的内在规定性。人作为自为的自然存在物，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及其作用虽然有赖于自然存在，但人的主观规定性显然有别于自在的自然物种。人被自然能动认识和改造，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任何佐证点，只能回到黑格尔抽象主体论那里才能找得到。“生态中心主义”倡导以人与自然之间平等对话的“主体间性”理论引导人们解决当今生态危机的理念，只能是善意的愿望，实践上行不通。主体间理论实际上是先验主义的现代版。一方面，化“主体”为“客体”，刻意隐藏和消解了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单纯突出人与自然物的客观存在性；另一方面，化“客体”为“主体”，否认自然物的客观存在性，将其置于具有一定意识形态的时空当中来运行，成为能动规范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外物实体。这一外物实体，即上帝、自然和人类，只能通过一种共同的灵魂或者超灵魂来体现，结合于主体精神世界之中。这就造成理论混沌不分，无法揭示主客观存在的本能。包括人在内的整体平等生态系统的“生态中心主义”，从表面上看来，摒弃了包括人在内的整体失衡社会系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弊端，以强调生态客观性克服片面的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其实是走向唯心主义的极端，即从夸大“以人为中心”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极端走向突出“以生态为中心”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另一极端。可以说，“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失调、生态危机，是违背马克思实践主体性人学思想所致；“生态中心主义”扼制人的主观能动性，最终致使其理论衰竭，是反马克思实践主体性人学思想之果。
　　当下的生态文学批评是以“生态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其理论根源于先验主义，随着“生态中心主义”的缺陷不断暴露、走向衰竭而衰竭，也随着“生态中心主义”为“生态和谐思想”所代替而更新。构建生态和谐思想体系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但不管其系统如何复杂，都应当有一个明朗的基点，也就是生态和谐思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切实反映人的本质需求，在遵循自然法规的前提下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的能动性的发挥。新型的生态文学批评就要以生态和谐思想为理论基础，从生态和谐的新的视角来探究和解决文学批评问题，特别是人对自然的审美问题，明确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审美内涵，突出人的“自由自在”的审美本能，构建生态和谐的文学批评体系。
　　
　　注释：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页。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3][6]甘振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思想论稿》，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页，第118--119页。
　　[4][5][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第96页，第130-131页。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72页。
　　
　　 (黄丽 南宁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530023，海口 海南大学文学院 570228)

• 黄丽： 生态文学批评的“生态中心主义”的批评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