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刘祁的《归潜志》不仅是一部重要的史料笔记，同时也是一部反映以女真族为主体的金朝时期民族文化融合的典范之作。作者在对金朝、女真士人、女真文人的记述与评论中，体现出对女真族政权、文化、文学等诸多方面的认同心理。对这种认同心理加以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归潜志》 女真人 认同心理 文学评价
　　
　　《归潜志》是金代布衣文人刘祁在金亡之后所作的一部史料笔记，共14卷，其中前6卷是相对集中的人物小传，共记载124人，这其中有15位女真人，占12%。这些女真人都是作者心目中的“一代伟人”[1](p1)，在对他们的生平记述和文学评价中，蕴含着作者的文化心理和情感倾向。
　　
　　一、认同心理
　　
　　1.政权认同
　　刘祁《归潜志》对以女真族为主体的金朝政权持认同态度。卷一共记载9人，首先提到的是金代中叶后的5位皇族宗室：海陵、宣孝太子、章宗、豫王允中、密国公完颜璹，接下来才是四位文坛领袖和宿将：赵秉文、李纯甫、雷渊、宋九嘉。卷二至卷六是包含汉、女真、契丹、渤海等各民族文人士人的小传。作者把5位女真宗室成员置于最前面作为开端，这与元好问编辑《中州集》时把显宗（宣孝太子）和章宗放于“卷首”在文化观念上是完全一致的，反映出他们对女真族为主体的金朝政权的认同心理。这里，刘祁把当时北方的士人群体，都纳入到金朝政权体系的框架之内，体现出明显的身份归属意识和文化一体观念。
　　在刘祁的政治文化观念中，已经把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及其统治地域视为“国家”。在卷十三《辨亡》中，他以金朝人的身份，从金人视角来反思金代兴亡的过程和原因，有理有据，客观公正，在理性分析的同时，也表现出对金国非常浓厚的感情因素：“大抵金国之政，杂辽宋非全用本国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长久。……明昌、承安间复知保守整顿以防后患，南渡之后能内修政令，以恢复为志，则其国祚亦未必遽绝也。”[1](P137)对金国灭亡的痛惜之情溢于言表。在这里，刘祁批评女真统治者不应该“分别蕃汉人”，正反映出刘祁要求淡化民族界限，而把以女真族为主体的包含汉族、契丹等北方各民族共同归属的金国作为最高利益的政权意识。南宋家铉翁在《题中州集诗后》对元好问的一段评价完全可以用来概括刘祁的政治观念：“夫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四海人物，犹吾同国之人。”[2](P572)从中也可以看出，金末士人对金朝政权认同不是个体性质的，而是一种群体意识。
　　刘祁对金朝政治作如此评价，同样，他对于个人人生行迹的分析也往往从金朝“国家”的角度来立论。如，文坛领袖之一李纯甫（号屏山），三入翰林但仕途不达，作者对他个人的遭遇的描写中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但同时也从“国家”未能养育人才的角度，表示了惋惜之情：“如屏山之才，国家能奖养挈提使议论天下事，其智识盖人不可及。惟其早年暂欲有为、有言，已遭摧折，所以中年纵酒，无功名心，是可为国家惜也”[1](P139)。人才不得重用，也是“国家”的损失。可见刘祁是站在金朝的立场上，来分析人物、评论史事的。
　　2.情感认同
　　金廷南渡，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内忧外患，岌岌可危。面对蒙古大军长驱直入的局势，女真贵族们也逐步预感到大势已去，亡国在即。《归潜志》卷一记完颜璹：
　　天兴初，北兵犯河南，公已卧疾。予（刘祁）候之，因论及时事，公曰：“敌势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全吾祖宗；且本夷狄，如得完颜氏一族归我国中，使女直不灭，则善矣，余复何望？”[1](P4)
　　这段话是完颜璹在卧病期间向刘祁倾诉的心里话，是他临终前的最大愿望。在国势危亡的情况下，他希望能够保全完颜氏家族，让女真族的血脉延续下去，这当然是一种朴素的家族情感和民族情感。他把这种情感毫不保留地向汉族文人刘祁倾诉，说明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民族间的隔阂，而是情意相通。对此，刘祁也是饱含同情地完整记录下完颜璹的遗愿，对他的民族、家族情感表示出认同态度。而且，在卷十一《录大梁事》中记载，哀宗迁往蔡洲，蒙古军围攻都城大梁，面临是“死守”还是“以城降”的抉择，刘祁“自断此事系完颜氏存灭，且以救余民，虽死亦无愧矣”[1](P127)，遂决定与麻革“奏记密陈”留守大梁的两位执政（完颜奴申、完颜习你阿不），动机就是出于“救一城生灵，且望不绝完颜氏之祀”[1](P127)。女真人的民族家族情感，受到充分尊重和认可，并且在刘祁准备上“奏记”的行为中得到体现。
　　3.人格认同
　　在《归潜志》前六卷中，除5位皇族宗室外，还为术虎邃、乌林答爽、吾古孙奴申、裴满阿虎带、完颜仲平、吾古孙仲端、完颜速兰、完颜奴申、完颜胡斜虎、完颜合打、完颜良左（陈和尚）、完颜斜烈等女真士人和将士作传，略述他们的生平事迹，重点突出了他们在金末内外交困之际所表现出的高尚人格和崇高气节，对他们身上所体现的道德品质给予了高度评价。作者主要描绘了他们两种类型的性格：豪爽刚直，勇武忠烈。
　　乌林答爽是一位风神潇洒的美少年，既有女真族青年的淳朴豪爽，又有汉族文士的清贫儒雅，“虽世族家，甚贫。为后母所制，逾冠未娶。恶衣粝食恬如。遇交游，杯酒豪纵可喜”[1](P26)。刘祁对他的性格和才干非常欣赏：“余谓使其志不辍，年稍长，则当魁其辈流。”[1](P26)女真进士吾古孙奴申（字道远）是一位直言敢谏的刚直之士，“性伉特敢为，有直气。尝为监察御史，时中丞完颜百家以酷烈闻，道远以事纠罢，朝士耸异”[1](P50)。完颜速兰，“莅官修谨得名，然苛细不严，任大事，较之辈流颇可称。仕历清要，时望甚隆，为宣宗所知，擢任近侍局。颇直言，有补益。旋罢出，为谏议大夫”[1](P61)。作者还通过故老传闻提到“金朝女直宰相中，最贤者曰完颜守贞”，他在章宗朝时为相，“屡正言，有重望”[1](P112)，但后来竟因刚直而罢相。
　　在哀宗迁往蔡洲、京城崔立叛变时，一些女真文臣保持气节，不向叛将屈膝。参政吾古孙仲端在崔立之变前“闭户自缢，其夫人亦从死”[1](P60)。崔立叛变三日后，御史大夫裴满阿虎带、提点近侍局兼左右司郎中吾古孙纳申缢于台中，户部尚书完颜仲平亦自杀。在蒙古大军逼近河南的过程中，一些女真将士或战死沙场，或在死亡面前威武不屈，视死如归。毕里海世袭猛安完颜斜烈、完颜良佐（陈和尚）兄弟，俱以忠义勇敢著称，“天兴改元，北兵入河南，良佐从完颜合打力战钧台，军败被擒，不屈死”[1](P62)。最典型的是女真进士完颜胡斜虎（字仲德），跟随哀宗从南京迁往蔡州后为右丞，“间关阴阻中尽心不懈”，对国家忠心耿耿。“蔡围既急，末帝内禅，崩。城陷，仲德帅兵三百，力战不支，赴蔡水死，军士皆从之，其得士心，虽古之田横无以加也”[1](p62)。在蔡洲被宋蒙联军攻破、皇帝驾崩、力战不支的情况下，完颜仲德以身赴水，部下三百人亦投水从死，演出了一场壮烈的集体自杀的悲剧。作者为了赞美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义士，突出他们的侠肝义胆和崇高气节，把他们和中国古代的田横相比，甚至认为“虽古之田横无以加也”，最后评论说：“金国亡，死君者，惟仲德。”[1](P62)这里，作者同样“不以成败论英雄，不因民族分高下，人格认同超越了时间、空间的局限，也模糊了民族间的差异”[3](P61)。
　　
　　二、文学评价
　　
　　在《归潜志》作者的笔下，一些女真人不仅是金朝的皇族宗室、贵族将相，他们同时还是女真族的文化精英，所以，作者对他们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加以记述和评价。
　　1.概述女真宗室贵族人物的文学才能、特长，记录他们的一些作品和诗文集。
　　金海陵完颜亮“读书有文才”；宣孝太子，“好文学，作诗善画，人物、马尤工，迄今人间多有存者”；章宗完颜璟，“天资聪悟，诗词多有可称者”，录诗2首：《宫中绝句》和《翰林待制朱澜侍夜饮诗》，录词2首：《聚骨扇》、《软金杯词》。又提到有“尝为《铁券行》数十韵”，“又有《送张建致仕归》、《吊王庭筠下世诗》，具载《飞龙记》中”；豫王允中，“好文，善歌诗”，有《乐善老人集》行于世；密国公璹，“幼有俊才，能诗，工书”，“公平生诗文甚多，晚自刊其诗三百首、乐府一百首，号《如庵小稿》，赵闲闲序之，行于世”。录其2首七言诗《闻闲闲再起为翰林》、《过胥相墓》和1首七言绝句；术虎邃，录其少年诗2句，《睢阳道中》、《书怀》及寄赠诗共3首；乌林答爽，刻苦向学，录其诗《邺研诗》4句、《古尺》4句、《七夕曲》2句。
　　这些记载，除完颜璹的《如庵小稿》和几首诗词外，大都不见于元好问《中州集》著录，在金代诗文著作集所存无几的情况下，《归潜志》的这些著录就显得弥足珍贵，为研究金代文学尤其是金代女真族汉文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原始文献。如，章宗完颜璟仅存的《蝶恋花》和《生查子》两首词，即出于《归潜志》的著录[4](P49)。
　　2.记录女真人与汉族士人的文学交游活动。
　　在金代中叶，女真宰相完颜守贞的身边聚集了一些汉族文人，他“接援士流，一时名士如路侍御铎、周户部德卿诸公皆倚以为重”[1](P112)，他的品格也受到汉族文人称赞，周德卿曾赋《冷岩行》颂其德。到南渡以后，这种文学交游活动更加活跃。汉族文人融入女真人为核心的文学圈，女真人同样也可以融入以汉族人为核心的文学群体，这种民族之间的文化亲和力甚至能够超越政治禁锢。“南渡后，诸女直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喜与士大夫游。如完颜斜烈兄弟、移剌廷玉温甫总领、夹谷德固、术虎士、乌林答肃孺辈，作诗多有可称”[1](P63)。女真纳邻猛安术虎邃，“虽贵家，刻苦为诗如寒士。喜与士大夫游。初，受学于辛敬之，习《左氏春秋》。后与侯季书交，筑室商水大野中。恶衣粝食，以吟咏为事，诗益工。时余（刘祁）在淮阳，屡相从讲学”[1](P25)。女真世袭谋克乌林答爽，“喜从名士游。居淮阳，日诣余家，夜归其室，抄写讽诵终夕”[1](P26)。一些军中的女真、契丹将帅还在幕府延致文人，形成多民族文人风云际会的和谐局面。毕里海世袭猛安完颜斜烈、完颜陈和尚，“性好士，幕府延致文人”，“为人爱重士大夫”[1](P62)，他们兄弟二人与在其幕府的王渥等文人关系密切，“同讲经学，读书不辍” [1](P62)。尤其是密国公完颜璹，他濡染汉文化程度很深，“举止谈笑真一老儒”，但在南渡后朝廷防忌同宗，禁止女真贵族与汉族士人交往的情况下，他仍“时时潜与士大夫唱酬”，“一时文士如雷希颜、元裕之、李长源、王飞伯皆游其门。飞伯尝有诗云：‘宣平坊里榆林巷，便是临淄公子家。寂寞画堂豪贵少，时容词客听琵琶’”[1](P4)。王郁（飞伯）的描述可以说是对完颜璹与汉族文人交往生活的诗化概括。
　　这种文学交流活动的开展，无疑有助于创作风气的形成，对促进金代诗歌的发展、民族文化的融合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尤其应提到的是由吾古孙仲端口述、刘祁笔录的《北使记》。金宣宗时，吾古孙仲端奉命出使蒙古，到西域面见成吉思汗，二年始归。“公使归时，备谈西北所见，属赵闲闲记之，赵以属屏山，屏山以属余，余为录其事，赵书以石，迄今传世间也”[1](P60-61)。可见，这部描述中亚民俗风情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北使记》，是女真贵族与汉族文人通力合作的典范之作。
　　3.对女真人诗歌作品的内容和风格予以评价。
　　刘祁继承了中国古代诗论中“直觉感悟”式的批评方式，擅于把诗歌作品和诗人紧密联系起来进行立论评价。如章宗完颜璟《宫中绝句》：“五云金碧拱朝霞，楼阁峥嵘帝子家。三十六宫帘尽卷，东风无处不扬花。”刘祁评曰：“真帝王之诗也”[1](P3)。把完颜璟的帝王身份和他作品中的阔大境界、恢弘气象联系在一起，突出了“诗如其人”的理论意旨。
　　中国古代诗歌崇尚“诗言志”的传统。刘祁在评价女真诗人时，特别注重挖掘诗歌中蕴含的作者之“志”，而这种“志”主要指诗人建功立业的志向和抱负。如，关于金海陵完颜亮，他死后即被废为庶人，成为一个被彻底否定的皇帝，后来历史上一直都把他认作荒淫强暴的无道昏君，肆意贬斥，纵情诋毁。但刘祁却未被时论所左右，他有自己的独特认识和见解：“至海陵庶人，虽淫暴自强，然英锐有大志，定官制、律令皆可观。又擢用人才，将混一天下。功虽不成，其强至矣。”[1](P136)客观而公正地评价了完颜亮的功过，尤其肯定了他“混一天下”的志向抱负和功业。也正是出于对完颜亮功业认同心理，刘祁还充分肯定了他的文学才能和他在诗歌中表达的宏伟志向：
　　金海陵庶人读书有文才，为藩王时，尝书人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人知其有大志。正隆南征，至维扬，望江左赋诗云：“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其意气亦不浅。[1](P3)
　　刘祁未因众论而废人，也未因人而废诗，相反，对完颜亮诗歌大加称赏，赞美之意，溢于言表。对于密国公完颜璹的评价也体现出这种倾向。完颜璹有绝句云：“孟津休道浊于泾，若遇承平也敢清。河朔几时桑柘底，只谈王道不谈兵。”作者评：“不可谓无志者也。”[1](P5)完颜璹是金世宗之孙，越王允功之子，有许多官职和封号，但都是虚设的荣誉头衔，终生未从政，家居止以讲诵、吟咏为乐。但作者同样在诗歌中看出了他抒发的人生志向，并对这种志向加以肯定。诗的最后两句，表达了厌弃战乱、渴望和平生活的理想，这也道出了他们共同的社会愿望。
　　在评价作品内容的同时，刘祁也十分关注女真诗人作品的风格特色。如，评价完颜璟：“尝为《铁券行》数十韵，笔力甚雄。”[1](P3)评价完颜璹《过胥相墓》：“甚有唐人远意。”[1](P5)评价术虎邃《书怀》等：“甚有唐人风致。”[1](P26)评价乌林答爽《七夕曲》等：“其才清丽俊拔似李贺。”[1](P26)这些评价虽然很简短，属于类比式的评论，但很恰当。如，术虎邃《书怀》诗：“关中客子去迟迟，飘泊炎荒两鬓丝。三楚楼台淹此日，王陵鞍马想当时。春风草长淮阳路，落日云埋汉帝祠。回首故乡何处是，北山天际绿参差。”术虎邃不仅远离故乡，而且远离南京（开封），筑室商水大野中，恶衣粝食，虽出身贵家，但生活境遇如同寒士。此诗即抒发作者身世之感和故乡之思，情调悲怆沉痛，但语言含蓄，寓情于景，境界浑阔，用笔苍劲，用“唐人风致”来形容，准确概括了此诗抒情造境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刘祁多用“唐人”来概括女真诗人的风格特色，这与当时文坛师古宗唐的风气有密切关系。南渡之后，在文坛领袖赵秉文、李纯甫等人倡导下，“诗多法唐人”，“故后进者多以唐人为法”[1](P85)。《归潜志》把女真诗人、汉族诗人的文学风格与文学宗尚相提并论，说明女真诗人是多民族作家队伍中的重要成员，他们的创作与当时文坛已经浑然一体，密不可分，这同样体现出对女真诗人的文学认同。
　　最后，需要指出，在金朝初年，宇文虚中等汉族文人政治身份是“北朝臣”，而文化身份是“南朝词客”，二者有游离倾向；而到金代末年汉族布衣文人刘祁及其《归潜志》，体现出各民族在政治、文化上彼此之间的认同心理，表明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已逐步深化。对此加以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认识价值。
　　
　　注释：
　　[1][金]刘祁：《归潜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2][金]元好问：《中州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3]李炳海：《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文学》，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唐圭璋：《全金元词》，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白显鹏 通辽 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 028043）

• 白显鹏： 金代文人刘祁《归潜志》对女真人的认同心理及文学评价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