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金庸作为二十世纪新武侠的领军人物，对武侠小说发展的贡献巨大，从而引起大陆上世纪80年代末的“金庸热”。本文借金庸作品中“江湖”中的界域，活动在其上的人物，及江湖上人物所作的事阐述金庸对前人作品的超越。
　　关键词：金庸 江湖 武侠 超越
　　
　　金庸笔下的武侠世界，色彩斑斓，令无数读者击节叫好、拍案叫绝。究其内在原因，恐怕还要归于金氏的独创性意象所营造出的具有自身特色的氛围。这种氛围具有很强的带入感，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伴随主人公在“成人童话”的梦境中探索虚实。然而，如果再仔细想想，对金庸笔下的世界若仅用“童话”、“梦境”等带有虚无缥缈、空乏性质的词去概括，着实有些武断。盖因金氏武侠作品中的场景都是鲜活的、具有真实感的，甚至于透过这种真实感，我们向下可以看出人性美丑、世间冷暖，向上可助人悟出宇宙层面的真理。当然，武侠小说作为通俗小说中的一种，其本质还是以“娱乐性”、“趣味性”为主。这点作者金庸也曾强调说：“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1]但金庸作品的妙处还是在于通过曲折的情节、精妙的结构等通俗小说固有的传统来启示读者去独立思索所谓的人性“善”与“恶”是什么？人生的境界是何？这些都可以清楚的在《雪山飞狐》开放性的结局中看出作者希望通过故事的架构来引导读者思考的企图。当然金庸也提到了“人性”，“人性”离不开人，如此这般地去进行人物结局的思考，人物必然也离不开背景。这个大背景就如一个舞台，小说作品中各种侠客啸聚于此，各种故事在这里逐层展开，而以上的一切背景又都共同地指向一个概念即“江湖”。
　　
　　一、金庸小说中“江湖”地理范畴的超越
　　
　　什么是“江湖”？《史记·货殖列传》中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这里的“江湖”是一个泛指，原意为“五湖”，其实应指政治避难的场所。而在唐之前，“江湖”更多含有一种落魄的政治色彩，流亡于“江湖”之上的人也是三六九等，不一而足。有前面提到的出于政治原因而避难的范蠡，还有“藏匿”于江湖之上以求叩开显扬大门，以“江湖”为终南捷径的“隐士”，更有自汉以来逐渐逸出政治法律秩序之外，被当权者所禁忌的“游侠”。可以看得出这里出现的“江湖”概念定位不甚清晰，构成这一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鱼龙混杂。到了唐代，江湖逐渐被豪侠小说设定为侠客的主要活动场所，但这时的“江湖”抽象意味还很浓。以唐代四大文言武侠小说为例，这里的“江湖”有“卖药于洛阳市中”（裴铏《昆仑奴》），有《虬髯客传》“有海船千艘，甲兵十万，入扶余国，杀主自立，国以定矣”（杜光庭《虬髯客转》）中的“扶余国”，之所以认“江湖”在这里是“扶余国”，是因为虬髯客起事的实际活动范围，及最终成事的地方是扶余国，只是这期间的精彩曲折都被杜光庭巧妙的隐去了。当然还有《红线》结尾部分的“便当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长存。”（袁郊《红线》）中的“尘中”和“自此寻山水访至人”（裴铏《聂隐娘》）中的“山水”。以此观之，其中的“洛阳市”、“扶余国”、“尘中”、“山水”等都是侠客们最终的归宿，是他们的“江湖”。他们有可能在那个处所继续轰轰烈烈、行侠仗义，有可能就此封剑归隐、梅妻鹤子，但不可忽视的是侠客已有了自己的归属地，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也就是上述那些可纳之于“江湖”的地理范围。然而不足之处在于，以上的“洛阳市”还是“尘中”往往都是作者们在篇末一点而过的，概念之于读者不免有些空洞无物，较为抽象。那么如何去展现江湖在读者视野中的具体表现呢？这里就带出了一个江湖的地理范畴问题。
　　唐人写小说时虽已具有侠士们活动的舞台了，然则这舞台的搭置未免简易与矮小，读者在阅读中对这一舞台的具体表现毫无观念。而金庸在其反英雄式小说《鹿鼎记》中借韦小宝的避难已令读者看到了其操作宽广的地理范域的雄心壮志，“数日之间，韦小宝已问明了七八十个地名，拿去复在地图上一看，原来那八个四色小圈，是在黑龙江之北，正当阿穆尔河和黑龙江合流之处，在呼玛尔窝集山正北，阿穆尔山西北。八个小圈之间写着两个黄色满洲字，译成汉字，乃是‘鹿鼎山’三字”（《鹿鼎记》第三十四回）。读者们阅读至此，头脑中会瞬间闪现出北疆关外的广阔土地上山河雄伟的画面。尽管是瞬息之间，但千百里的土地经金庸带有镜头切换式的描写下，使读者在内心中有了震撼的感觉，仿佛关外的千里土地在他们的一闪念中已经有所经历。如果说上述的描写还只是让具有地理概念的读者体悟的话，那么金庸接下来在《鹿鼎记》中让韦小宝现身说法，亲自经历了这段路程，让更多的读者感受到了其土地幅员之阔。作品中韦小宝和双儿为躲避神龙教主等人的追杀，一路向北。小说中专门有写梅花鹿脚力之长的文字，说“梅花鹿身高腿长，奔跑起来不输于骏马。”可饶是如此，地图中路途之远，也是令人心惊，其中的描写是侧面的，但却颇能说明问题。“韦小宝这时已知骑鹿不难，骑了两个多时辰，便和双儿跳下地来，任由鹿群自去。如此接连十余日在密林中骑鹿而行。有时遇不上鹿群，便缓缓步行，饿了便吃烤鹿肉。两人身上原来的衣衫，早在林中给荆棘勾的破烂不堪，都已换上了双儿新作的鹿皮衣裤，连鞋子也是鹿皮做的”（见《鹿鼎记》）。两人随后在饭店里与老参客相遇，“韦小宝过去敬了几杯酒，以他的口才，三言两语之间，便打听到了呼玛尔窝集山的所在，原来此去向北，尚有两三千里……”在描写奔波的过程中，读者仿佛与主人公同受坎坷之苦，但阅至此时，方知还有两三千里路途，心里出现落差的同时，也对金庸笔下的地域宽广程度有了具体形象的感受。金氏小说中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体现了作者武侠世界的地理涵盖，给予了读者心理的震撼，远非唐人文言武侠的寥寥几语所能相比的。综上所述，可以看得金庸在“江湖”的地理宽广程度上有了自己的开拓。
　　
　　二、金庸江湖世界中的人物的超越
　　
　　前面略述了金庸江湖中的地理涵盖，仅在说明其笔下背景之广阔，可谓不拘一格。然则既有“舞台”，那么也势必会有活动于其上的人物，金庸自然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个充满血肉的人物个体，他们徜徉于江湖世界中，并使这个世界看起来并不像镜中花、水中月那么虚幻。相反，这个世界有时因为这些人物的存在而显得真实起来。
　　如果阅读清代侠义小说或民国旧武侠，读者们常常会发现其中的问题，那就是这些小说世界中的“人物”即侠客等常常有脸谱化的倾向，正邪间的对立极为明显。《三侠五义》中为我们描述的就是围绕在包公、颜查散两位清官旁的侠客诸如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小侠艾虎及陷空岛五鼠等正义阵营同庞太师及其幕僚爪牙组成的邪恶一方的对抗。一方是保皇爱民，另一方阴谋篡位、鱼肉百姓。如此泾渭分明的正邪阵营划分及全书浓厚的政治道德说教成分，令全书中的侠客人物很难有极富个性的出彩之处。即使是民国武侠小说的重要作者向恺然，在武侠小说史上破天荒地地引入“江湖”概念后，他笔下的江湖人物也难免定型化的趋势。《江湖奇侠传》中的剑侠无一不是具有渴求道法，拜入名师门下以图正果的面孔（具体内容请参看《江湖奇侠传》中柳迟、向乐山等拜师时与高人的那些模式化对白）。正是出于通俗武侠“娱乐”至上的宗旨，恰如问竹主人在《〈忠烈义侠传〉序》中说的那样“使读者有拍案称快之乐，无废书长叹之时”，这种目的恰是造成通俗武侠小说中“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信条盛行和脸谱化趋向的源泉。通俗武侠发展至金庸时，我们发现金氏笔下很难有重复或类型化的人物出现。金庸将人物的多采个性纷呈在我们眼前的同时，他还会引着我们走进那些人物的灵魂深处，那些根植于人性深处的东西会牵动我们的心灵。金庸江湖世界中的“人”是具有“人性”的活生生的存在，所有人物都有着不同的侧面，根据人性中天生存在的欲望，笔者将金庸作品中的人物分为两类。一类是超越欲望天性的群体，一类是被欲望所吞噬的性格不健全者。关于第一类我认为首推令狐冲为代表，第二类则应表现为李莫愁、游坦之等人。因欲望是人的天性，人人无法避免，故人所能做到的就是不断与自己性格里的“恶欲”搏斗，求得自我的不断完善。金氏作品中恰是利用人“孰能无欲”的弱点来一步步推动情节，淋漓表现笔下人物的。从主人公陷入人生困境，与自己内心欲望搏斗，最终达致人性自我升华来看，《笑傲江湖》是最能说明这一艰苦过程的作品。在《笑》中，令狐冲同青梅竹马的师妹岳灵珊要好，可两人的“亲密”却因林平之拜入师门而改变。令狐冲在违反门规被罚至思过崖悔罪的过程中，小师妹却移情别恋喜欢上了较他年轻、英俊的林平之。具有黑色幽默的是，令狐冲处于同外界隔绝的悬崖峭壁时仿佛也象征着他此刻爱情的“困境”，作者是借令的师弟陆大有的双眼来表现这一困境的。小说先是写令狐冲多日来情牵师妹不思食欲，陆大有劝了多次毫无效果，陆费尽心机本指望用好酒好饭使师兄振作，“可是这一碗饭，令狐冲毕竟没有吃，次日陆大有再送饭上来时，见这碗饭仍满满的放在石上，令狐冲却躺在地下睡着了。陆大有见他双颊潮红，伸手摸他额头，触手火烫，竟是在发高烧……”。如此困顿，借“有距离的观看”，给读者内心造成了巨大的波澜。正是在陆大有近乎乞求地请令狐冲吃东西的当口，令狐冲爱情的也走到了尽头。然在这爱情困境中，盈盈的出现逐渐让令狐冲从对师妹的痴欲中走了出来，完成了自我解脱。这种逐步转变的过程在令狐冲与盈盈谷底捕蛙那一幕就已经揭开了序幕。尽管令狐冲还有对小师妹不了的情思，但“次日醒转，见盈盈正在涧畔洗脸，又见她洗罢脸，用一只梳子梳头，皓臂如玉，长发委地，不禁看得痴 了”（《笑傲江湖》第十七章）。当二人共同经历了赴黑木崖刺杀东方不败，目睹了林平之不惜抛妻复仇后，令狐冲终从爱情困境中脱出，得出了一个人生新选择，“两人并肩坐在车中，望着湖水…令狐冲心想‘若得永远如此，不再见到武林中的腥风血雨，便是叫我做神仙，也没这般快活”，对读者来说一个走出困境人生得以升华的过程就完成了。同样从困境中走出的还有《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在一个具有西方文学传统的“复仇”主题下，面对既是杀父仇人又是大侠的郭靖，作者最终还是让“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理念助杨过成功脱困。与此同时金庸笔下另一类人物在读者心目中造成的震动则不下于人格得以升华的大侠，这类性格不完善的畸形人物带给读者的更多的是掩卷长思。《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为情而偏狭成病，因怨恨青年时的伴侣陆展元的背叛而成杀人魔头。《天龙八部》中因占有欲旺盛而性格扭曲变态的马夫人，将情郎迷倒后，用嘴一口一口地撕下对方身上的肉，更是令人发悸；游坦之在“痴欲”中处处被动，最终坠崖殉情等等，这些人的行为举止只能让读者对他们“性格”不完善造成的悲剧感到凄凉。
　　
　　三、金庸江湖世界中“事”的超越
　　
　　金庸的“江湖”既在地理涵盖、概念定位上有超越前人之处，又对于行动于江湖上的“人”予以了深度，有了背景舞台“江湖”，有了具有个性的金氏人物作为“演员”，下一步就是在江湖绿林中“表演”了。人物都做些什么？“武侠”一词中既然有“侠”，则江湖之上如果没有侠客的侠行也无法成行。侠的行为在韩非《五蠹》中是“以武犯禁”，潜台词是强调侠所作之事的非法性。学者刘若愚也是从这方面看的，他认为“西方骑士是封建制度的支柱，中国游侠则是封建社会的破坏力量”[2]，其实何止是“封建社会的破坏力量”，在不同社会形态中面对不平等、不公平时现象，人们都会有呼唤侠客行“侠事”的冲动，金庸笔下的侠客行侠正是基于这种“见义勇为”、“赴人厄困”的准则的。然大侠在主持正义，两肋插刀时，虽仍免不了通过“武”来定高下，锄奸灭邪，但同前人小说相比其进步性显而易见。侠义公案小说中侠士没有独立的人身自由，他们依附官府，唯官厅所命而相机行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所做之事谈不上完全的“侠义之事”。另一部分作品中，侠客则是前期尚有任侠之举，解救人的燃眉之急，后期则通过为国家“立功名”来求取仕进。尽管有作家希望自己笔下侠客的“以武犯禁”在“为国立功”后取得合法性，可如此一来，侠客能否获得“仗剑远行游”的定位也就很难说了。此外的第三类作品中的侠士尽管有自己独立人格下行事的自由，却往往在锄强扶弱的过程中因扩大打击面而滥杀无辜，在道德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不小的遗憾。金氏笔下的侠人侠事却避免了前人的这三类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侠客侠行”观念有了极大的提高。学者陈平原对于武侠小说中“江湖”的看法是“说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世界’为虚拟的世界，还在于它过分夸大了“江湖世界”与“官府世界”各自的独立性，仿佛两者平行并立，互不干涉。”[3]这一见地很有道理，余英时在《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论中揭示了陈氏“江湖世界”与“官府世界”（可扩大为世俗世界）的关系：“世间和超世间仍是不即不离的。由此可知，中国古代超越的突破事实上决定了此下二千年的思想传统……”[4]思想传统中不可超越的就有“夏夷之别”，金庸的人物活动也有很大一部分被置于民族国家之间，《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神雕侠侣》等作品中尽管也穿插抢宝夺秘笈、江湖仇杀等江湖世界乌托邦性质的产物，可仍然难以绕过世俗的国家民族关系诸事。《天》中鸠摩智与中原武人的摩擦就是北宋同周边少数民族不和谐关系的反映；《射》中郭靖、杨康的恩怨情仇又夹杂着南宋、金、蒙古间微妙关系。然《鹿鼎记》中的康熙和《天龙八部》中的萧峰的行事却超越了前代武侠作品中民族概念的思维定势，至于异族人也能具有类似于美国“民族大熔炉”的观念，这不是金氏超越前人的地方吗？有的学者早就这样评论“在武侠小说中承认并写出中国少数民族极其领袖的地位和作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民族关系，金庸是第一人”[5]。
　　金庸作品中的人物所做之事早已超越了旧武侠小说中带有神魔色彩的剑仙飞剑诛敌千里之外的奇谈，同时也超越了前人武侠中民族不平等关系的定势，从而达到“民族关系第一人”的新高度。金庸在自己所诠释的江湖中，通过“江湖”界域、活动在江湖中的“人”和江湖中的“事”的独创，完全超越了前人武侠，为后世武侠创作树立了一个很高的标杆。
　　
　　注释：
　　[1]林以亮等：《金庸访问记》，《诸子百家看金庸》（第三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7年版。
　　[2]刘若愚著，周清霖，唐发铙译：《中国之侠》，上海三联书店，1991版，第193-194页。
　　[3]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4]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刘玮哲 陕西西安 西北大学长安校区 710127）

• 刘玮哲： 金庸“江湖”世界的超越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