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学史的写作主要经历两个时期，即由集体意识主导和个体意识主导。前者被斥为意识形态浓厚而使得这一时期的作品都被批驳，而后者正在蒸蒸日上。在这种情况下，本文以唐弢的两部文学史作为链接，探讨从集体意识走向个体意识的文学史现象变化，思考其历史意义，借鉴其时代价值。
　　关键词：唐弢 中国现代文学史 集体意识 个体意识
　　
　　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直伴随着集体意识和个体意识而前行。在学科建设的初期，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教材与课程，当时的王瑶、李何林、唐弢等组成小组，主要代表了官方对现代文学史的认定，这一时期正是被后人认为意识形态浓厚的时期；到了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进入了个体编写时代，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相继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经历了从集体编写（代表的主要是主流意识形态和集体意识）到个性化文学史编写的发展过程。其中作为文学史家的唐弢，在文学史编写的两个时期，均有作品出现，且其作品是这两个时期的文学史代表作之一，而其简编本更是面向海外，对夏志清等海外汉学家所书文学史进行了纠正。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生态与文化语境
　　
　　进入80年代，现代文学史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语境的开放带来的影响范围显然是极大的，这个时候，一些海外的文学史著作逐渐进入了大陆文学史家的视线，他们在进行内部整修的同时，也同样认识到国外认知改变的重要性。是时，夏志清被称为是“自己国家文化的代言人”[1]（王德威语），他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在海外引起极大反响，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各篇小说的品评也极富见解。但在初期的几个版本里，夏志清的小说史包含的强烈政治倾向使得他对鲁迅、张爱玲等的评价与国内理念分离，这导致了1983年的“夏志清现象”的出现，夏志清在这个时期受到了国内大范围的批评。
　　而唐弢在这个时候显然有着清醒认识，“国内已经有人在批，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写出正面的好的文学史，以抵消错误影响。这是最根本的一着。因为单是反驳一个夏志清，不一定有效。我们现在还拿不出一部好的现代小说史，这是我们自己的缺点。……我们对夏志清的小说史当然也要具体分析，并非一无可取。”[2]
　　唐弢的简编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来的，作为翻译出版向国外发行，让海外对于夏志清、司马长风等所塑造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印象能够重新进行认识，树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正确观念。
　　
　　二、文学史观念的过渡
　　
　　这一时期，编写者们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由原先的诠释者、引导者转向了纯粹的叙述者，带来的直接变化主要体现在观念上。文学史叙述又回到了文学史本身，具体表现为入史评判标准上的改变：
　　不再局限于革命文学史，而述及通俗文学、翻译文学等；也述及了处于不同空间的文学如少数民族文学、台湾文学等。这种入史对象的扩大化正是当时人们在体制下自由空间的扩大所带来的。
　　不再局限于意识形态，对西方思想影响情况不再持回避或沉默态度。对文学史中各派各家受外国影响的现象或多或少有所提及，并且不再局限于俄苏等国家，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走向客观现实的表现。
　　不再局限于时间上的分期，主要表现在对作家的介绍上，由原先唐弢所说的“腰斩”[3]调整到了以数语淡淡勾勒来体现完整，不再只是以“这个作家在后期将有更大的发展”（在三卷本中这句话在作家评析上频频出现）来结尾，这是整体性的体现之一。
　　这些观念上的变更，体现了对三卷本编写时期所采用的“春秋笔法”的修正。在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时，也同样纳入具有代表性的新见解，文学史对象走向了多样化。
　　
　　三、隐藏在繁与简背后的中国现代文学
　　
　　从三卷本到一卷本，并不是简单的删除工作，文学史的话语权几经更迭，这些简单的文字变化背后，并不简单。文学史的“删除”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种，对于一些意识形态太重的“过时”资料的删除。文学史对于一些太重的“枷锁”的去除，是可喜的。但是在缩编的过程中还去掉了这部文学史中最为明显的特色，即亲历者的痕迹。试举例，在三卷本中对张天翼跟蒋牧良在文学作品风格上相似的原因，提到了这么一句：“他们是挚友，并且经常互相阅读对方的初稿，两人的艺术风格在某些方面有近似之处”（第二卷P238），这种关系对于文学史料的健全以及文学对象类型化分析是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但是在一卷本的时候却被删去了，为了缩编而不得不为之，很是可惜。
　　第二种，对于一些在后来者看来，仅仅只是起史料补充作用的资料的删除。对于相关时代背景的介绍，如《阿Q正传》的最初刊登情况等等，这些对文学史料的丰富起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三卷本虽然在某些方面不及一卷本，但却有着不可替代性。正如唐弢自己在一卷本编写后记里面所提到的那样：“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三卷本仍然有足供参考的独立的价值。”[4]
　　第三种，对一些作家作品作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的删除。三卷本中这些分析很多，特别注重横向比较。对一个作家一段时期内作品的分析，如对蒋光慈一段时期内作品的共同缺点的分析（第二卷P199）等，这些分析从学术角度考虑有一定的价值，特别是在对作家作品的类型化分析上，但是限于篇幅对此进行删除。
　　在这部分的对比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一卷本带有强烈的文学史的客观性与权威性，在三卷本的时候还带有的文学史的“亲历”感，在经历了十多年沉淀后，与现实开始拉开了距离。
　　一卷本文学史中重新编写所增加的内容，可以看出现代文学史开始了由以时间线索为主转而向空间线索发展变化的过程，同时由典型的个别作家作品论转而以某个“团体”为主导来进行分析。
　　在一卷本中，有很多是针对作家作品的完善。最突出的就是对作家生平的介绍。在三卷本中大多数时候一开始就讲作品及其思想性，而到了一卷本中更多的是先介绍作家生平。一卷本中笔墨不多，却勾勒了一个完整的作家作品形象。一方面这是由于时代发展，作家作品经过时间的淘洗可以沉淀下来了，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对于作家主体性的尊重，是八十年代“人的主体性”的提倡所带来的必然影响。
　　除了增与删外，能体现出变化的还有两个不同，即对同一史实评价的不同以及排列顺序的不同。
　　在不同评价方面，首先是观念变化对原有批评的修正：胡适的《终身大事》，在三卷本里面的批评是倾向于对其思想性方面的批评，而到了一卷本的时候则是从文学史意义上肯定其价值等等，不一而足。其次是开放性对束缚中的认知的解放：对朱自清的散文的评价，从“尽了向旧文学示威的作用”（第一卷P181）变成了“推动了白话散文的发展”（简编本P98），从注重革命文学性质的角度转变为注重文学史意义等等。第三，学术界新认知对原有认知的推翻：对瞿秋白《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的定性，从散文集转变为报告文学等等。
　　不同顺序的改变方面，可以看到文学史观念由注重主观转向尊重客观史实。从强调文学革命贡献，以论带史的角度变为遵从文学史时间发展的客观逻辑顺序：在介绍文学革命初期的创作上以小说开头变为以诗歌开头；对茅盾小说的介绍从以革命文学体现性为准，从《腐蚀》开始介绍，转变为遵照史实，按照作者写作时间的顺序先介绍《第一阶段的故事》等等。
　　这几个方面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奇怪的现象：个体意识所提倡的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在文学史上似乎呈现着相反的结果，在日益尊重文学史对象的主体性情况下，文学史家似乎越来越冷静跟理智，抽离了主体。
　　四、行进中的文学史
　　从三卷本到一卷本，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历史的转型期，文学在发展历程上慢慢恢复了活力。正如杨义所说的：“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短优劣，对于人类的文学事业，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高低不一，但又是不可相互代替的贡献。”[5]文学史的价值就体现在时代前进的道路上，记录这些文学史发展变化的过程，然后走向永远的“重写”。
　　唐弢版的文学史经历了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恐怕是这么多的文学史中最能够体现与时代对话特色的文学史作品了。而读者，作为时代价值标准的主要衡量对象，对唐弢的文学史的看法是十分直接的。对于这两部文学史来说，当时的读者主要有两种：一，教材的直接使用者，教师们。对于三卷本他们的反应是这样的：“六十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写了两百八十个左右作家，大学教师认为太多，不好教，后来扩大到五百个左右，都说没有办法，时间限制，材料不足。但文艺界还是认为太少。”[6]二，其他的学者。邢铁华对唐弢的三卷本评价颇高，但是对于在三卷本的基础上缩编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的认识则并非如此，他认为这部文学史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订正”，但是也指出“其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却仍未脱去‘作家作品论’的痕影。……基本上是教材型的”[7]。是唐弢他们的编写水平落后了么？不是，是时代的评价标准改变了。这些意见都对唐弢的文学史写作提供了各种思考角度。
　　在文学史六十年代初期编写的时候，受到《新民主主义论》等思想影响，在文学史的大纲、叙述体例及叙述话语上都受限，三卷本对于读者的更多要求是“接受”。这种意义上的对话体现出文学主流话语的排他性及强迫性，“服从”和“接受”，而读者们在原则问题上也没有什么触动（或者说不敢触动），最多从量上予以考虑（海外读者则显得更为开放一点）。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宽松的环境、多样化的要求使得编史者们跟读者的对话更为直接，从入史对象的评定上进行交流，这种变化，对于文学史来说是一个不断建设的过程。难怪唐弢提出“文学史之类是需要定期修订，尤其是形势正在发展的现代文学史”[8]，这就是一个与读者对话的过程，不断反思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学史面对现实讲话而不是面对历史，而文学重写的意义正是基于此。
　　在两部文学史中，编者们总是有这样那样的追求，但是事事毕竟不能尽如人意：“在编写三卷本的时候，我们强调要有贯串线索，结果却选择了思想斗争和政治运动，忽视了对作家群体艺术风格的分析；当我们意识到这个舛错，在《简编》的写作中，删去思想斗争和政治运动，增强分析，这样又似乎有点近于作家作品论，看不出发展和沿革的历史面貌，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史。”[9]
　　所以在唐弢后来的评论文章中会有那样多的回顾与设想：“文学史的分期应当根据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来分……文学史还有自己的规律”[10]、“现代文学史应该在创作方法和题材的变化发展等方面，总结规律，还要注意方法和资料。尤其要亲自掌握第一手资料，不可以照抄别人的错误，以讹传讹”[11]等等。作为文学史的主编，唐弢有着自己的心得和体会，但是显然并没有机会去实践。而他的文学史著作也作为集体奉旨之作，消失于历史浪潮中，后继者们开始他们自己的时代对话。
　　但是这并不是结束，唐弢版的两部文学史在实现过它的教学价值后的现在，它的另一个价值就是给现在重新探讨那个年代提供资料。对于有心人来说，这两部文学史中具有的史料价值，以及在文学史学科建设上不可取代的地位，是不能被遗忘的。并且，在学科化已经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现在，那个年代的唐弢们在“权力”下对学术的追求以及在权力与话语之间寻找平衡点的努力，是不能被简单地予以“妖魔化”认识的，他们求实、真诚的态度，是现在文学越来越趋于体制化和消费化两个极端的当下所要迫切学习的。而集体意识与个体意识作为各个时期文学史的主要指导思想，也不能被予以简单的“两刀切”。
　　
　　注释：
　　[1]王德威：《重读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33页。
　　[2]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唐弢文集·文学评论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75页。
　　[3]唐弢：《一个想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1期。
　　[4]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371页，文中相关内容均出自此书。
　　[5]杨义：《文学史研究的时空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编：《文学思维空间的拓展》，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466页。
　　[6]唐弢：《从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谈到我的一点看法》，《唐弢文集·文学评论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58页。
　　[7]邢铁华：《1981-1994：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鸟瞰》，海南师院学报（海口），1996年，第1期。
　　[8][9][10]唐弢：《关于重写文学史》，《唐弢文集·文学评论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636页，第636页，第634页。
　　[11]唐弢：《一个想法》，《唐弢文集·文学评论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489页。
　　
　　（林贤 浙江省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315200）

• 林贤： 进行时中的文学史写作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