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汉末建安年间出现的邺下文人集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真正文学意味的文人集团，孕育出“文学的自觉”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巨变。本文以邺下游宴活动入手，探求其蕴含的文化意义，从而更好地揭示邺下游宴与邺下文人集团创作之关系。
　　关键词：邺下文人集团 邺下游宴 文化意义
　　
　　邺下文人集团始于建安十三年，终于建安二十五年。以“三曹”为领袖，以“七子”（孔融除外）为羽翼，聚集了诸多的文学精英。十三年间，在曹丕、曹植兄弟的直接组织与领导下，邺下文人进行了丰富而频繁的游宴活动，游园宴饮，吟诗作赋，同题共作，书信往来，形成了彬彬大盛的繁荣局面。关于邺下文人集团，论者已从多方面加以论述，本文拟从以往论述还较为薄弱的游宴活动这一个“点”入手，深入挖掘其蕴含的文化意义，从而更好地揭示邺下游宴与邺下文人集团创作之关系。
　　
　　一、促进了魏晋自觉的进程
　　
　　建安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伴随王朝的衰颓，儒学的式微，思想文化也趋于多元。在这种背景下，建安文人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追求个体价值的实现，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们四处奔波，辗转求志，由于雄才大略的曹操的崛起，及其对四方才士的热情招徕，才得以以文学才能效力于曹魏集团，并在曹丕、曹植兄弟的带领下组成邺下文人集团，诗酒唱和、谈文论艺，呈现出那个“自觉”时代精神激荡之下的独特风貌，它“不仅体现了曹操对文人知识分子的重视，也反映了文人知识分子的一种重要心态：他们倘不是象桓灵之际的下层文人那样，被黑暗的政治、种种迫害和禁锢，摧残得气息奄奄、濒于绝望，是决不甘心于放浪形骸、隐伏林下的。这些才士胸怀济世之志，手握“灵蛇之珠”，其自视甚高，不肯向权势者折拱，正是意识到自身价值，具有独立人格的体现”[1]。这些文士都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无论对社会政治，还是对人生价值，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体验、感受和理解。如王粲的躁竞性格，陈琳的直露坦率，徐干的雍容大度，应珣的不卑不亢，都在不同方面显示着他们的个性，表现了鲜明的独立人格意识。
　　三曹也均有通脱不羁的生活作风，思想解放、不拘一格。曹操在生活上有情有欲，个性鲜明，不拘礼俗。对异端言行有所包纳，能够以比较平等的态度对待邺下诸子。曹丕、曹植兄弟与邺下诸子“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鹜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曹丕《与吴质书》） “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曹丕《又与吴质书》）即使是战争年代，戎马倥偬，他们也尽情地去感受生活，毫不矫饰，与规矩中庸、推逊恭让的儒雅之风显然不同，表现出建安时代那份特有的潇洒通脱。
　　邺下文士大都以潇洒风流为美，而邺下文人集团的出现及其活动又为其创造出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生活环境。在此基础上，他们“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2]，自抒怀抱，畅所欲言，诗酒竞豪，品评切磋，在独抒性灵的同时，也开始追求艺术的美化。文学既是他们娱情养性的方式，又是他们表现自身价值的一种途径。李泽厚《美的历程》中认为“文的自觉”是“人的觉醒”在文学中的反映。他提出：“人的主题是封建前期的文艺新内容，那么，文的自觉则是它的新形式，两者的密切适应和结合，形成了这一历史时期各种艺术形式的准则。以曹丕为最早标志，它们确乎是魏晋新风。”“文的自觉（形式）和人的主题（内容）同是魏晋产物。”[3]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也这样论述到：“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5]可以说，邺下文学在三曹倡导的崇文风气之下开始具有真正的文学色彩，邺下文人集团也成为第一个具有真正文学意味的文人集团，孕育出“文学的自觉”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巨变。
　　
　　二、促进了建安文学的繁荣
　　
　　文学的繁荣无外乎作家与作品这两种要素的繁荣。汉末魏初文坛，俊才云蒸，钟嵘以“盖将百计”之言来指陈文学繁荣的盛况。他们游园宴饮、诗赋竞豪、同题共作、书信往来，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游宴活动，创作出大量的文学作品，形成了文学繁荣的局面，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邺下文人游宴与建安文学繁荣之关系：
　　首先，从作家队伍的规模来看，钟嵘《诗品》云：“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6]这数以百计的作家，虽然不能全部考知，但邺下文人集团的主要作家，很多论文中已经指出。如此众多的文学精英齐聚一堂，使得文学创作不再是人各自为的局面。他们在曹氏父子的鼓励和倡导下，大力从事诗赋的写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辉煌成就。
　　其次，从文学创作的实践情况来看，邺下文人齐聚邺城之后，受到曹氏父子的礼遇，过着比较安逸舒适的生活，他们能够将较多的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上来。而诗赋酬酢、互相唱和是邺下文人倾心投入的大事，并产生了数量相当的文学作品。以下是对建安十三年至建安二十五年邺下文人集团主要游宴活动所产生文学作品的简要梳理。
　　建安十四年春天，曹操因赤壁失利而回师北上，经汉水，王粲、陈琳、应珣等人有感于汉水神女的故事，各作《神女赋》，这是诗赋唱和的开始。同年三月，曹操率军由襄阳到谯郡，随军文人们又创作了一批关于南征北归的赋作。如曹丕的《述征赋》、王粲的《初征赋》、徐干的《序征赋》、阮瑀的《纪征赋》。同年七月，曹操引军由涡入淮。曹丕随军作《浮淮赋》，王粲奉命亦作《浮淮赋》。同年十二月，曹军由合肥再次返回谯郡，曹丕与众宾客夜宴欢聚。刘桢作有《赠五官中郎将》，曹丕作有《于谯作诗》。仅建安十四年短短一年之内，邺下文人们的文学活动就非常频繁，可考的盛大宴会和诗赋唱和高达四次，开创了邺下文士诗赋唱和的良好局面。建安十六年，邺下文人的游宴活动进入了高潮时期。五月，有著名的“南皮之游”。《宋书·谢灵运传论》论云：“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7]，可见南皮宴游所产生的文学作品甚多，只可惜已基本无存。紧接“南皮之游”，曹丕、曹植兄弟又宴宾邺中，邺下文人集团的文人们都各有诗作。根据俞绍初先生的考证，列举如下：曹丕《善哉行》、王粲《公宴诗》、陈琳《宴会诗》、应瑒《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公宴诗》、曹植《侍太子坐》等。诸篇均作于东阁讲堂。曹丕《芙蓉池作诗》、刘桢《公宴诗》、曹植《公宴诗》等，诸篇均作于北园（西园）。北园与东阁作诗并在同时，可知当时文人游宴、诗赋唱和之盛况。同年夏，文人应曹丕之命各有赋作。曹丕先作《戒盈赋》，其序提到当时的宴会状况：“避暑东阁，延宾高会，酒酣乐作，怅然怀盈满之戒，乃作斯赋”。陈琳、阮瑀作《止欲赋》，王粲作《闲邪赋》，应瑒作《正情赋》，曹植作《静思赋》，刘桢作《清虚赋》，繁钦作《抑检赋》。建安十六年秋七月，曹操征讨叛将马超、韩遂等人，曹丕奉命留守邺城，曹植抱病从征，阮瑀、王粲、徐干、应珣等人皆随军出征。于行军途中，文人将所见所想倾注于笔端。路过首阳山时，阮瑀与王粲各作《吊伯夷文》、《吊夷齐文》，追悼两位坚忠守节、采薇而食的亡人。十二月，曹军自安定辗转回到长安，王粲、阮瑀、曹植三人有感于三良及荆轲之事，再次同题而作《三良诗》。建安十七年正月，曹军胜利返回邺城，曹操带领曹丕、曹植诸兄弟同游西园，登铜雀台，曹丕、曹植兄弟各作《登台赋》唱和。建安十八年，曹丕、曹植兄弟随父驻军谯地，有同题之作《临涡赋》。曹丕赋序曰：“上建安十八年至谯，余兄弟从上拜坟墓，遂乘马游观，经东园，遵涡水。相佯乎高树之下，驻马书鞭。”四月，曹军由谯还邺，回师途中曹丕、曹植、王粲、应珣四人同有《愁霖赋》、《雨霖赋》二赋。同年，曹丕命陈琳、王粲、应珣、刘桢并作校猎之赋。陈琳作《武猎赋》，王粲作《羽猎赋》，应瑒作《西狩赋》，刘桢作《大阅赋》。建安十九年夏，曹丕先作《槐赋》，并命王粲同作。曹丕赋序曰：“文昌殿中槐树，盛暑之时，余数游其下，美而赋之。王粲直登贤门，小阁外亦有槐树，乃就使赋焉。”曹植亦有《槐树赋》，另繁钦有《槐树诗》，应是同题之作。建安二十年夏，曹丕又作《柳赋》。王粲、陈琳、应瑒亦作有《柳赋》。建安二十一年是邺下文人的最后一次同题共作。这年酷暑之时，曹植、王粲、陈琳、刘桢各作《大暑赋》一篇，繁钦、杨修亦存《暑赋》一篇。
　　如此众多的文学作品汇聚于邺下文人集团的游宴活动之中，从而使建安文坛呈现出空前的盛况。对邺下文学集团的文人来说，游宴成为他们一逞文思，自由挥发个体才性，展示文学才华、创作文学作品的舞台。文学成为集团内部文人活动的重要成果与价值体现，文学创作从而成为一项高尚神圣的事业。
　　再次，从文艺探讨的自觉性来看，邺下文人集团时期，互相切磋才艺、品题文章已成为一种时尚。曹丕、曹植兄弟在与文士的诗酒竞豪，游园宴饮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善往来、亲密交好的君臣关系为文人们开辟了宽松自由的环境，促进了文士之间的平等交流与创作。大量的同题诗、赋、文以及书信往来和赠答诗进入了文学创作之中，或议论作家作品，或品评创作优劣，或表明个人文学观点，甚至鉴赏对方书信的文采。这里所要提出的是，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有关邺下文学的资料中，书信体文字数量十分可观，如曹丕的《与吴质书》、《又与吴质书》，曹植的《与杨德祖书》，以及吴质、杨修等人的答书，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而他们对于文学理论的理解也都渗透在这些书札往来中。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对邺下文人及其创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观古今文人，累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其五言诗之善者，绝妙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曹植《与杨德祖书》曰：“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词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有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 这些书信及诗作绝大部分都是议论作家作品，品评创作优劣，表明个人文学观点的。书信体文章及诗作的流行是交往的需要，也是文艺探讨活动频繁的表现，更是文学创作自觉的反映，它必将带来文学创作的空前繁荣。
　　邺下文人精神上相嘘相存，创作上相磨相激的风气对于文人之间关系的维系、文学切磋的深入都有重要关涉。“一般而言，在同一个文学集团中，通过相互影响、相互切磋研讨，比较容易形成相同或相近的文学思想，进而使这种文学思想趋于明确、完整，并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就邺下文人集团而言，随着文学创作风气的畅开，文学创作理论的探索和对作家作品的批评，也逐步发展兴盛起来，这是很自然的现象。”[8]曹丕的《典论·论文》就是在邺下文人往来创作的基础上做出的理论总结与开拓，对后来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邺下文人游宴所呈现出的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促进了魏晋文学自觉的进程，形成了彬彬大盛的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也使得邺下文人集团成为第一个具有真正文学意味的文人集团。
　　
　　注释：
　　[1]潘啸龙：《邺下壮会和建安诸子的创作风貌》，安徽师大学报，1993年，第4期。
　　[2]祖保全：《文心雕龙解说》，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3][4]李泽厚：《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5]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4页。
　　[6]钟嵘：《诗品》，北京：中国书店影印，1988年版，第1页。
　　[7]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78页。
　　[8]庄华峰：《略论邺下文人创作特征及其文学贡献》，江淮论坛，2005年，第2期。
　　
　　（柯迁娣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研究生 241000；安徽省池州学院中文系 247000）

• 柯迁娣： 论邺下文人游宴的文化意义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