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梦得在《避暑录话》、《石林诗话》两书中似对阮籍甚是不满，以其为晋文帝从事中郎，尤其是为公卿作劝进表一事，推说阮籍不该“论于康前”，并言其与司马氏有最附之嫌云云。笔者以为，阮籍作劝进表，固然有损于名士之“风骨”，然其之所以作劝进表亦是实非得以，况且以此一事而言“籍忍至此，亦何所不可为”未免有以偏盖全之嫌。本文试将对此及阮籍之出仕与入仕问题加以探索，略成拙见：
　　
　　一、对礼法的言行转变和心灵上的崇尊礼法
　　
　　阮籍，生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卒于魏元帝四年（公元263年）。他出生于世代业儒的大家族。其父亲阮瑀是汉末著名的学者蔡邕的学生，于文学上颇有成就，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与曹丕交往甚密。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阮籍自幼便勤奋好学。“阮籍幼有奇才，八岁能属文，性恬静。”（《御览》六百二《魏氏春秋》吴士鉴刘承千斠注。）
　　阮籍对礼法的态度可从两个方面分析：首先，阮籍三岁时（公元212年），其父阮瑀不幸去世，这给本来不太富裕的家庭带来更大的负担。但由于阮瑀的因素，曹魏政府对阮籍母子仍予以照顾，阮瑀生前的一些朋友同样对阮籍母子加以周济。这对阮籍的成长无疑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即便出于感恩，阮籍对于曹魏集团、对于儒学也应有所偏倾。阮籍少年时代好学不倦，十多岁时即有济世之志，饱读儒家经典。为其以后对礼法的崇拜打下了基础。
　　其次，青中年时期的阮籍于礼法的态度开始转变。“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礼教……”（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汉末魏始，曹操便采纳了刑法之制，至后来汉代人所崇敬的儒学之治已失去了往日的意义。曹魏政府士族官宦大都奢靡荒淫，自魏明帝始，政权内部斗争愈演愈烈，至魏齐王曹芳时司马氏集团篡权已成朝暮之势。这期间，上则奢侈荒淫，下则民不聊生。阮籍生活于这样的环境中，在叹嗟自己生不逢时，空有济世之志的同时，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前途，关注着曹魏政府的命运。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这首诗访古怀旧，“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写魏王当年歌舞行乐的荒淫生活，借此慨叹他早已屈辱地死去。这是以魏王的只求个人享乐不知养兵用贤，励精图治，结果为强秦所灭的历史教训，讽喻当今之世，魏王不知求贤致治，司马氏集团篡权图谋日益显露。类似的还如《徘徊蓬池上》：
　　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
　　“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是这首诗的核心之句。诗人内怀哀伤，外无俦侣，然小人贪功，背信弃义，君子则坚守常道，宁愿孤独憔悴，绝不同流合污。大梁乃战国时魏国之都，诗人写在蓬池上眺望大梁的凄凉肃杀之景，以大梁喻魏晋交际时魏都。表面写自然景观，实际隐喻豺狼当道，曹魏皇室无贤佐。走兽指骄横跋扈的司马氏兄弟，飞鸟指附炎趋势的群僚。后借天文术语揭示出强暴横行。司马师擅权谋废的时间是在“鹑火中”、“ 日月正相望”，即嘉平六年，九十月间，司马师挟持郭太后废掉了魏帝曹芳。朔风、阴气、微霜，字字都暗含着对司马氏的谴责，同时也表达了对风雨飘摇中的曹魏政权的痛惜之情。最后以小人讥刺司马氏朋党，为追逐私利而邀功求宠，以君子自喻，坚守节操，不惜身躯憔悴。由于司马氏集团的高压政策，诗人通过自然景观的描绘咏叹，曲折幽隐地表达出自己的忧愤和对司马氏的痛恨。
　　综观之，少年宏志，饱读儒学经典的阮籍，本就性情孤傲，面对曹魏的无能荒淫与司马氏的残暴无信，所谓的“礼”，所谓的“孝”，所谓的“忠”从此成为云烟，遂与诸贤作“竹林”之游。然而这并不能说阮籍骨子里即“不信礼教，甚至反对礼教”（鲁迅语）了。正如鲁迅所说：“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叔嫂作别，他反的是“男女授受不亲”；遭丧却饮酒吃肉，神态自若：“临到安葬其母时，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世说新语》）。表面上行为上的放浪不羁换来的是血的见证！何等的心力交瘁！宗白华先生赞阮籍道：“他拿鲜血来灌溉道德的新生命！他是一个壮伟的丈夫。”（《美学与意境》P198）
　　
　　二、阮籍的放浪形骸蕴蓄着无限忧怨
　　
　　在沈约看来，嵇康亦非时刻锋芒毕露，他也会察时观势，以耳避祸之途。此言虽非为阮籍开脱作劝进表之“错”，倒是因为叶梦得的“自宜杖死”太言过其辞。嵇康的吃五石散与纵酒，同样是为了避祸。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中的介绍令人触目惊心，“只是二人的不同在于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嵇康的死除了药的关系，再则便是性格使然。阮籍的得免则成为许多人的口实。事实上，阮籍放浪敷衍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如今都是无可厚非的，而阮籍能达到“口不臧否人物”之境界，这需要多大的努力！
　　在《通易论》中，阮籍云：“是故圣人以建天下之位，定尊卑之制，序阴阳之适，别刚柔之节。……是以明夫天之道者不欲，审乎人之德者不忧，在上而不凌乎下，处卑而犯乎贵。故道不可逆，德不可拂也。”世人以为他“非礼”，这里的话正是他内心对礼教的尊奉的真情流露。他虽借通《易》之名，言“阴阳”，说“刚柔”，但他所认为的最能“适阴阳”的途径非“建天下之位”莫属。
　　由此看来，魏晋正始名士将名教与自然调合的说法，实则不过是借老、庄的名誉以抒己尊礼之真意。社会纷争古已有之，有人能够潇洒一生，而有人则抑郁终生。对各种争夺避而远之，不能说不是好的取道方法。嵇康能“饵术黄精”、“假涂托化”，终于未能自全；阮籍虽同为竹林名士，不同的性格致使他终日饮酒滥醉，在醉酒中他却能：“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世说新语·任诞》）。酒后吐真言是众所周知的，阮籍的这一言行一方面表明他的博学多才，能言善辩；另一方面则可见其醉非真醉，而是时刻处心积虑，唯恐罹难：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命也在不停地消耗；面容憔悴，精神损消，这种大化迁流的“变化”就是人生。谁曾想放达好饮的阮籍，其内心深处对生命，对人生有着如此这般的执著和焦虑？宗白华先生对魏晋时代这种出自生命中的率真情调有深刻的体会：“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一住情深！’”“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浅俗薄情的人，不仅不能深哀，且不知所谓真乐。”（《美学与意境》）。对有这样的品性情操的阮籍，谁还能说他“自宜杖死”？在好《老》、《庄》的背后，阮籍的内心有的是忧生之嗟、忧国之虑、忧惧之绪，所以才有了《咏怀》中的讽喻、怒斥，《大人先生传》中的神思响往。
　　
　　三、消极的反抗铸成了阮籍人生的悲剧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中谈及吃药的消极作用：易中毒而死；全身发烧又发冷；不能穿衣、穿鞋、戴帽。所以“五石散”如同清朝时的大烟，吃不得。更有甚者，药性一发，不丧命至少也会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晋朝人大约由此而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竹林名士们大都嗜饮，自阮籍、嵇康开了先河之后，大多数人加以效仿。阮籍嗜酒豪饮，散发裸体是于无奈的痛楚中“使气”宣泄而自成风流，其名士逸气中自有其真实生命和道德情感的寄托。然而，这样的放浪形骸，一方面与礼法违背，为“礼法之士”之嫉，为世俗所不容；一方面为避祸，伤身伤神。“乐极消灵神，哀深伤人情”（其四十五），“人谁不善始，尠能剋厥终”（其四十二），“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其六十七）等诗句无不体现出诗人的愁绪伤怀。正由于他的放浪孤傲，阮籍直到30岁以后的正始年间才断续做了几次官。
　　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说阮籍不肯为东平相，却做了晋文帝的从事中郎。这分明是阮籍在做了几次让步后逐渐走了极端无奈之举。曹魏集团虽有对阮籍的恩惠，但其与司马氏集团请其出仕的用心是如出一辙，何以不在曹魏入仕而到了对自己的威胁更大的司马氏集团当道时出山为官？这是叶氏的口实，但史料记载，阮籍出任东平相是因为“乐其风土”，当步兵校尉也是因为“厨营人善酿，有貯酒三百斛。”且几次出任官职也不过十来天便辞官回归故里。而最后的作劝进表实非令人心悦之举，但一方面因好友嵇康的被杀，一方面因良心有愧而不久便抑郁而死，这难道不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面对强大的恶势力，阮籍在痛苦的摇摆中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保全了自己的人格，留给后人的是无限的惋惜和深思。
　　
　　(杨丽萍 江苏省如皋市第一中学 22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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