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安妮·勃朗特作为维多利亚时期的代表女作家，其写作深受牧师家庭和维多利亚宗教的影响。安妮对于宗教中的救赎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本文考据了安妮·勃朗特的个人生平、诗歌和小说创作，认为她对于上帝对世人的救赎有着焦虑的纠结情绪。对于上帝救赎的态度，反映了安妮对维多利亚宗教的自由思考，以及宗教对于维多利亚女性的束缚。
　　关键词：安妮·勃朗特 维多利亚宗教 救赎
　　
　　在勃朗特三姐妹中，评论家对于安妮·勃朗特的评论有些偏颇。在英国文学历史的长河之中，安妮如同一块璞玉，似乎被掩盖在两个姐姐夏绿蒂和艾米莉的耀眼光辉之下，使评论者对她失去了应有的公正评判。安妮·勃朗特写过《阿格尼丝·格雷》和《女房客》两部小说。在三姐妹中，她似乎是最早在小说中将宗教和生活结合在一起思考的一位。尽管是勃朗特三姐妹中最年幼的一位，但在个人生活和作品之中，她是最为严肃地坚守传统基督教信仰的作家。根据史料，在其兄勃兰威尔盛年早逝的悲剧中，安妮内心承受着最为痛苦的煎熬。勃兰威尔曾经和其雇主的夫人陷入了一段不伦之恋，当其雇主去世后，留下遗嘱，如果其遗孀嫁给勃兰威尔，就剥夺她的财产继承权。那位寡妇即刻离他而去，勃兰威尔因为爱情无望，陷入绝望之中，随后以酒精和鸦片麻痹自己破碎的心灵，意志力的薄弱导致他写作和绘画的天赋丧失，梦想在现实之中破灭，最终郁郁而终。而温和虔诚的安妮，因为孩童时期就接触了加尔文教义中宣扬的罪恶报应，受到的影响和毒害极为深重。安妮深深地忧虑勃兰威尔能否得到救赎和进入来生。这些都影响到她的作品对于救赎的态度。在作品中，读者可以发现她的内心被这种宗教信念深深折磨着。同时，比较其两位姐姐的作品，在宗教问题上，她在小说中以更加直率和规范的尺度来看待此问题。也就是说，夏绿蒂和艾米莉两姐妹以一种想象的、讽刺的、或者是批判的角度来讨论宗教问题，安妮则以更加严肃和认真的传统姿态来评判宗教。
　　玛丽亚·弗劳利（Maria Frawley）评论道：“相比起两位姐姐，安妮·勃朗特深受其姨妈的卫斯理派宗教的影响。”[1]（P24）1849年3月24日，夏绿蒂在写给玛格丽特·伍勒（Margaret Wooler）的信中提到：“我相信，她（安妮）是个真正的基督徒。她的目光已超越了这一生，在她的眼里，她的永生之家和安息之所是在这地球之外的什么地方。”[2]（P407）同年6月4日，夏绿蒂认为安妮在“顺从和信任上帝”[3]（P425）的信念中去世。
　　尽管有上述评论，还是有记录表明，安妮对于笃信基督教依然心存焦虑和质疑。诸多文学评论家认为，夏绿蒂的《谢莉》中的女主角卡罗琳·赫尔斯通，其原型就是安妮。在《谢莉》中，夏绿蒂如此描述卡罗琳的宗教信仰：
　　卡罗琳是个基督徒，在困难时她根据基督教的教义，编了许多祈祷文，虔诚地念诵，祈求忍耐、力量和解脱。然而，我们都知道人生是个试验场，她的祈求至今还没有得到任何好的结果。她觉得她的祈求都未蒙上帝垂听，未蒙采纳。她有时认为上帝对她置之不理，有时候，她成了加尔文教徒，深陷在对宗教绝望的深渊里，只见遭受捉弄的命运已乌云般笼罩着她。[4]（P380）
　　而这些恰恰可以解释：在1837年安妮生病期间，她“请求拜访一位摩拉维亚教派（Moravian Church）[5]的牧师詹姆斯·德·拉·托比（James de la Trobe），同他讨论牧师公认的‘《圣经》中最重要的真理——关于救赎’的问题”[6]（P31）。从中可以看出，安妮对于上帝救赎和信仰的焦虑不安；令人疑惑的是，安妮并没有向信奉福音教派的父亲寻求救赎问题的指导和帮助。
　　关于安妮的宗教信仰，夏绿蒂认为安妮是一位“坚信基督教教义的女性”，尤其是在她临近死亡之时。[7]（P41）夏绿蒂后来证实，“我曾经说过她是一位教徒（当时即意味着‘基督徒’），正是依赖着她所坚信的基督教信仰，她能够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支撑自己，获得了平静的胜利。”[8]（P41）但是在安妮去世一年后（1849年），夏绿蒂再次翻阅安妮的手稿，却改变了观点，认为“安妮悲伤的宗教情怀和那位绝望诗人威廉·库珀（William Cowper， 1731-1800）[9]异常相似。”[10]（P20）夏绿蒂在追忆中写道：
　　再次阅读妹妹安妮的作品，我发现她的文笔中以一种微妙的形式，充斥着威廉·库珀似的情绪……她匍匐在神秘的西奈山（Sinai）[11]脚下……对我而言无比悲伤，似乎她纯洁的一生还没有因为身体的病痛而忏悔，就殉难了。[12]（P20）
　　1843年9月，安妮创作了一首名为《怀疑者的祈祷》（The Doubter’s Prayer）的诗歌，从题目就可以看出她对宗教的不确定疑虑，她写道：“我认为，地狱中的每一个恶魔/享受着我心中的痛苦。”[13]（P55）从中可以推测，在和那位摩拉维亚教派的牧师讨论救赎之前，直到1849年安妮去世，她对于基督教信仰的焦虑大约持续了六年。
　　另外一首诗歌也同样表达了安妮对基督教缺乏信任：
　　我只能听到我的救世主说，
　　我知道你的耐心和仁爱；
　　你为何要守住窄门，
　　而我日日夜夜劳苦
　　看着，努力争取，
　　承受压力，勿敢昏迷
　　喔，这确实就是奖励！[14]（P80）
　　安妮的这首诗表达了一位辛苦劳作之人，对于能否进入窄门的疑虑，这正是对基督教的怀疑和不确定。但是奇怪的是，夏绿蒂的传记作家盖斯凯尔夫人根据夏绿蒂的叙述，记录了安妮在去世前的话语，“很快，一切都会随着救世主的荣耀而安好。”[15]（P325）或许，诸多的读者希望安妮在临终前，能够确信上帝的救赎。从以上分析可以推论，尽管安妮出生于福音主义家庭中，但是在安妮的内心深处，时刻挣扎着基督教教义中永生和救赎的问题，这正是笔者随后将要探讨的问题。
　　在《阿格尼丝·格雷》中，安妮凭借个人的理解，提出如何获得永恒笃信的宗教议题。在小说中，一位贫穷的农妇南希遭受着严重的精神危机，她渴盼上帝的恕罪，“我要把我的罪过统统抹掉，要让自己能够觉得，大伙儿不再因为记得我的罪过而反对我，觉得上帝的爱流进我的心坎里。”但在拜访高教会派的牧师后，她的精神压力并未缓解，那位牧师只是告诉她——去教堂，拿着祈祷书，起立、下跪和坐好，乞求上帝的仁慈。南希在这种状况下，并没有得到上帝和教堂的任何抚慰，那位牧师反而斥责她是“被上帝抛弃的人”[16]（P86）。
　　焦虑的南希并没有从那位高教牧师的训斥指导中，得到对上帝笃信的安慰。此后韦斯顿牧师拜访了南希，给南希举了简单的例子，他认为罪恶“像一个人背着个大包袱想通过一扇窄门，结果发现自己只有放下包袱才行”。他鼓励南希，“要是你知道应该怎么做的话，什么样的包袱你都会高高兴兴地把它扔掉的。”南希立刻恍然大悟。之后，南希提出难以与她作对的邻居的生活细节问题，韦斯顿提劝慰南希拿出爱心，善意对待周围的人，“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你能尽量同情别人的失败，原谅别人的过错，并且对你身边的人们做一切你力所能及的善事。”他再次敦促南希，“让我们住在爱里面吧，那么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经过这番循循善诱和深入浅出的阐述后，韦斯顿给南希朗读了《圣经》章节，并且“把它解释得像大白天一样亮堂”，困惑的南希立刻感到“一道新的亮光射进了我的灵魂”。但是，安妮在这部作品中，提出了 “《圣经》中的重要真理——救赎”问题的答案，告知读者“上帝那么爱我们，他为了我们牺牲了自己唯一的儿子，我们也应该彼此相爱” [17]（P90-91）。
　　安妮·勃朗特的第二部作品《女房客》不止是一部记述维多利亚时期男性和女性家庭生活的小说，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一部宗教道德之书。男主人公阿瑟劣迹斑斑，以酗酒、赌博、争斗和诅咒为乐，在某种意义上讲，他可以和浮士德博士相提并论，都要受到诅咒和惩罚。因为他们都是骄傲的匮乏“神”之信仰的男性，而且对于天堂和地狱，没有任何严肃的概念。在地狱和天堂的信仰上，阿瑟和浮士德可谓如出一辙。在小说结尾处，病榻中的阿瑟开始对死亡和地狱有些忧虑，但是随即就自我开脱地说道，“嘿，这都是无稽之谈。”海伦接着敦促他改正，“你敢肯定吗，阿瑟？十分肯定吗？”阿瑟自大轻蔑地回应，“现在别来打扰我——我还不会死哪——我不能，也不会死。”[18]（P403）其实，那时的他已经处于在死亡边缘了，或许，经历将会改变他狂妄自大的看法。但是，此时的海伦（安妮）却有着不同于维多利亚时期传统基督教义的看法——上帝只能拯救他所选定的人。持有福音主义的海伦认为，世人只要祷告和忏悔，皆可被赦免、获得赎罪，她认为“不管有罪的灵魂注定要经过怎么样的烈火使其净化——不管什么命运在等待着它，它仍然不会消失，因为上帝‘并不憎恨他所创造的一切’，最终是会祝福他的。”[19]（P409）这正是安妮所持有的进步的宗教普救论。
　　总之，安妮的形象很容易让读者联想起路易莎·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 1832-1888）笔下《小妇人》（Little Women， 1868-1869）中的女性——矜持、顺从谦卑、温柔，但是她质疑宗教教义中观点，却和夏绿蒂一样地大胆无畏。安妮在自己的作品中展示出对宗教疑虑和恐惧的情绪，在宗教能否彻底拯救人类，笃信者能否进入天堂的信念上，经历过波澜起伏的思想波动，而这些恰恰体现了维多利亚女性对于宗教的自由思考。无论安妮如何焦虑和纠结，在救赎的宗教议题中，安妮在她的两部小说中，依然认为世人皆可得到上帝的救赎。
　　
　　(本文为中国民航大学校级科研课题“维多利亚艺术和小说世界中的女性形象”项目，项目编号：09CAUC-H10。)
　　
　　注释：
　　[1][6][10][12][13][14][15]Frawley，Maria：《Anne Bronte》，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96.
　　[2][3]夏绿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著，杨静远选，孔小炯译：《勃朗特两姐妹全集：勃朗特两姐妹书信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4]夏绿蒂·勃朗特著，徐望藩，邱顺林译：《勃朗特两姐妹全集：谢莉》，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5]摩拉维亚教派：18世纪建立的新教教派。其前身是15世纪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一带的胡斯派信徒运动的兄弟派。原本的兄弟派活动因受到迫害而削弱，但1722年在亨赫特复兴，在萨克森建立了神权社会。美国的摩拉维亚教徒建立了伯利恒(1740)等据点，并在印第安人中传教。摩拉维亚教徒任命主教，但却接受选举代表组成的大会管理；他们将《圣经》奉为信仰和崇拜的惟一准则。
　　[7][8]Harrison，Elsie：《Haworth Parsonage：A Study of Wesley and the Brontes》，London：The Epworth Press，1937.
　　[9]威廉·库珀：英国诗人，由于精神状态不稳定和对宗教的疑惧，一生受尽折磨。他经常描写农村的日常生活，给18世纪描写自然的诗带来一种新的直率气氛和博爱精神，被视为是浪漫主义的先行者。
　　[11]西奈山：埃及西奈半岛中南部山峰，海拔2，258米。被认为是摩西接受十诫的地方。虽然人们按照《旧约》并不能确定现在的地点，但它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统中一向被视为重要的朝圣地。
　　[16][17]安妮·勃朗特著，薛鸿时译：《阿格尼丝·格雷》，南京：译林出版社，1994年版。
　　[18][19]安妮·勃朗特著，莲可，西海译：《女房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
　　
　　（张静波 天津 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 300300）

• 张静波： 论《呼啸山庄》中童年和纯真主题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9期
• 张静波： 安妮.勃朗特的宗教救赎观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