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陈忠实的小说方言写作经历了一个由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他创造性地把方言成分融入叙述语言之中，表达了自身的生存体验和对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文化思考。
　　关键词：陈忠实 方言写作 地域文化
　　
　　作为陕西作家群中有代表性的作家，陈忠实的小说创作无疑带有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作为地域文化重要载体的方言，它凝结积淀着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内涵，反映着某一地域的自然与人文特色，独特的风俗与民情。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陈忠实在以乡村乡土为题材的创作中有意识地从关中方言宝库中提炼、采撷鲜活的、富有表现力的语汇进入文学作品，用浸润着泥土气息的语言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陈忠实的创作从地域文化对他的创作心理、精神气质、文学风格潜移默化的影响走向自觉地开掘生活所在的地域文化，作为创作的素材或某种精神理念的载体，与之相伴随的，是方言写作由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
　　细究陈忠实的创作历程，可以看出其前后期风格有一定的落差，落差根由在于他对关中历史文化有意识的探寻。陈忠实的早期写作继承了陕西主流文学传统，其中柳青对他的影响颇为突出。柳青把生活作为第一个学校，“深入生活”的创作主张对其影响颇深。此时的陈忠实主要以关中农村生活为创作依据，以革命现实主义和政治视角描写改革时期农民的生活和心理状态的变化，不少作品的内容与现实生活同步发展，带有理念化色彩。此时他的小说语言多采用典范的汉语书面语，方言土语作为零星的点缀夹杂其中。如《信任》中的一段景物描写：
　　春天雨后的傍晚，山清水秀，空气清新；块块云彩悠然漫浮；麦苗孕穗，油菜结荚；南坡上开得雪一样白的洋槐花，散发着阵阵清香，在坡下沟口的靠茬红薯地里，党支部书记罗坤和五六个社员，执鞭扶犁，在松软的土地上耕翻。[1]
　　这些句子从句法上看，主谓宾俱全，有头有尾，都是十分通顺规范的标准汉语，用词也较书面化，如“傍晚”、“山清水秀”，是概括性的、抽象的状态描绘；“麦苗孕穗，油菜结荚”则显示了作者用词的精心锤炼；“执鞭扶犁，在松软的土地上耕翻”是对动作行为概况的描写，用词雅致优美。标准的书面化的语言中夹杂着一个方言词语“靠茬”，这对非关中方言区的读者来说，是难以理解的。类似的还有《信任》开篇所用的方言词语“漂凉带刺”，从“带刺”来看，似指讽刺挖苦，但“漂凉”仍觉费解。由此可知陈忠实在文学创作的早期，虽受革命话语和政治语言的影响，但从少习得的母语方言，是其不可轻易变更的语言底蕴，也是他此期文学创作话语源泉的组成部分。早期的陈忠实出于一种纯朴而强烈的母语方言情结，从工具的层面自然或随机地运用方言话语进行文学写作，这是一种自发状态的方言言说方式。作为一种自发状态的方言写作，陈忠实小说中不少方言话语成分显得生涩、粗糙，草创的痕迹明显。
　　80年代中期，许多国外的文化思潮陆续被介绍到中国，在这股文化风潮的冲击下，陈忠实阅读了大量国外优秀的文学作品和文艺、心理学说。其中“文化心理结构”说对陈忠实影响深远，促成了他创作上质的飞跃。此时的陈忠实从单调的政治视角逐步转向文化视角，他意识到仅仅关注现实生活还远远不够，必须从对生活的表象描写深入到对乡土、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反思上，由此在创作上他自觉地走向地域化，逐渐脱离了柳青的影子而找到了自己的文学个性。相应的，在文学语言的观念和实践层面，也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变革，陈忠实自己将之称为“小说语言的自觉”：
　　我很自然地发生对已往写作中语言演变的检索。我是由描写语言开始小说写作的。生动和准确的描写成为那个时期的语言追求，这大约在我热衷短篇小说写作的时段。这个时候对语言似乎没有太明显的刻意，完全凭着对要写人物的某种感觉去写作，是一种含糊盲目的尽兴式写作，我对小说语言的自觉，发生在随后的中篇小说写作的时候，说来不单纯是语言自觉，而是由对小说创作新的理解引发的。[2]
　　这一时期陈忠实创作了《蓝袍先生》、《四妹子》等试验之作，就语言而言，每一部作品都有相应的语言选择，差异很大。值得注意的是，《蓝袍先生》的创作引发了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欲念，在对《白鹿原》的语言形态的思索中，陈忠实有了明确的“方言写作”意识：
　　我已经确定要用叙述语言来表述已经意识和体验到的那一段历史生活内容，或者说必须寻找到和那一段乡村历史生活内容最相称的语言方式，即叙述，而且必须是形象化的叙述。[3]
　　“和那一段乡村历史生活内容最相称的语言方式”即用经过加工的方言叙述，只有方言才能胜任“形象化”叙述的要求。因为方言土语不仅仅是工具，更重要的是文化，语言与文化原本就是同质的关系。如果说，与共同语相联系的是一个社会主流价值观，是一种经过调和的共性文化，那么，与方言相联系的则是一个社会的民间价值观，具有鲜明的草根性和区域性。陈忠实抛弃以往观察生活的政治视角，转向开掘生活所在的地域的历史文化，不得不借重方言土语。由此不难理解方言土语在陈忠实不同创作时期使用频率的不均衡，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作品，以《白鹿原》为标志，方言成分最为丰富。有学者对《陈忠实文集》五卷本中的关中方言使用情况进行过量化统计，发出惊叹：“陈忠实小说中的关中方言非常丰富，数量之多，简直是一个关中方言集成。”[4]这表明，随着陈忠实创作的不断成熟，他对方言的使用更加自主自觉。
　　陈忠实在小说中对方言土语的运用有他的独特之处，即把方言成分大量融入叙述语言之中，表达自身的生存体验和对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文化思考。陈忠实小说采用的叙述方式是讲述式，其中大多有一个显在的叙述者，这个叙述者非常接近作品中隐含的作者，有时二者几乎是合一的。陈忠实将方言渗透进小说的叙述语言中，而非仅仅是在人物语言中使用，可以说，在陈忠实的小说中，方言的使用已不仅是塑造人物的方法，而是一种整体的语言策略。在40年代，周扬就曾经根据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指出：中国文学在人物语言上有所进步，而叙述语言仍然是知识分子式的，因此应该对叙述语言来一场“打扫”。新时期陈忠实对方言从整体上的创造性使用，早已脱离大众化话语书写的时代语境的拘囿。在新的时代语境中，陈忠实的方言写作不仅承载着丰厚的地域文化，还彰显着人的本真自由和生存常态，显示出作家在精神上与革命语言、政治话语、启蒙话语的剥离。
　　
　　（本文为西安工业大学校长科研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XAGDXJJ0927。）
　　
　　注释：
　　[1]陈忠实：《陈忠实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2月版，第3页。
　　[2][3]陈忠实：《〈白鹿原〉小说叙述语言的自觉实践》，商洛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4页，第5页。
　　[4]韩承红：《关中方言与文学语言的张力——〈白鹿原〉的语言解读》，名作欣赏，2010年，第2期，第50页。
　　
　　（王素 陕西省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710032）

• 王素： 从自发走向自觉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