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关于《源氏物语》的主题有多种说法,众说纷纭。综观我国关于《源氏物语》主题研究的学说,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是以叶渭渠先生的《<源氏物语>译本序》中提到的“批判揭露说”为代表;第二,是以李芒先生为代表的“贵族恋情说”;第三,是以王向远先生提出的“物哀”观为代表。后来,在上面三种学说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不同角度的新观点,如“三者兼有说”等。
关键词:批判揭露说 贵族恋情说 物哀精神说 三者兼有说
丰子恺翻译的《源氏物语》自从1980年出版了之后,30年来国内有关《源氏物语》主题的研究便成了一个较热门的课题。关于《源氏物语》的主题有多种说法,众说纷纭,在此,笔者仅针对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主要介绍,权作引玉之砖。
综观我国关于《源氏物语》主题研究的学说,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是以叶渭渠先生的《<源氏物语>译本序》中提到的“批判揭露说”为代表,认为作品反映了日本摄关政治时期宫廷中的权势之争[1];第二,是以李芒先生为代表的“贵族恋情说”为代表,主张作品主要描写了光源氏、薰大将的爱情生活,描写了一幅“平安朝宫廷贵族的恋情画卷”[2];第三,是以王向远先生提出的“物哀”观为代表,他在肯定李芒先生的“贵族恋情说”的基础上,认为作品通过描写贵族男女恋情,表达了一种“使人感喟,使人动情,使人悲凄”[3]的“物哀”审美理论。后来,在上面三种学说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不同角度的新观点。
一、批判揭露说
叶渭渠先生提出的“批判揭露说”可以解释为:“通过主人公源氏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故事,描写了当时贵族社会的腐败政治和淫逸生活。作者以典型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面貌和特征,揭露贵族统治阶级种种黑暗和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揭示了贵族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1]
罗应先初探后得出结论,认为通过光源氏这个人物,“我们可以看到作品的批判力量和作家世界观的局限”[4]。紫式部在书中“比较真实地描写了贵族阶级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生活,描写了源氏及其岳父左大臣为代表的皇室一派,同以弘徽殿女御及其父右大臣为代表的外戚一派之间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从而反映了那个时代和社会的本质”[4]。
在丰一吟看来,书中多写这些男女之间的爱情纠葛,实际上,正是通过这些男女之间的事,暴露了当时贵族社会勾心斗角的种种矛盾。[5]王艳凤从另一个角度认为,“小说也透视了贵族们空虚的灵魂和丑恶的内心,在客观上展示了贵族行将没落和衰败的历史必然。”[6]
然而为什么会产生“批判揭露说”,蓝泰凯这样解释,“批判揭露说”的“产生与中国的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习惯于用阶级性来说明一切社会现象。”[7]之外,姚继中对“批判揭露说”提出质疑:“《源氏物语》中虽然有一些宫延内部争权夺利的描写,但根本看不出谁在维护人民的利益,即没有鲜明的阶级性。……《源氏物语》反映宫廷内部的政治倾轧只是为了给光源氏搭建一个生活的舞台罢了。”[8]
综合看来,“批判揭露说”在研究初期相对较为流行。
二、贵族恋情说
针对“批判揭露说”,李芒先生指出:“《源氏物语》的主题并非在于描写平安朝宫廷政治势力的斗争,而是刻画宫廷贵族的恋情。《源氏物语》是以宫廷生活为舞台,试图描写贵族生活的各种情况,而且获得成功。然而。这部作品的最大兴趣,可以认为,在于以光源氏为中心,分别刻画了种种恋爱活动。”[2]
陶力、宗广支持李芒先生的观点,认为小说,“随着男主人公罗曼史的展开,在每个自成一体的恋情故事中充当女主人公的女性角色,却在不断更迭转换,层出不穷。……而《源氏物语》的情节、主题,也正是因为凝聚了一代群芳血泪,写出了这些‘颜色如花命如叶’的可怜女子共同的悲剧命运才如此动人心魂。”[9]
坚持“物哀精神说”的学者认为,“贵族恋情说”的确比前说更接近作品实际,然而李芒先生未能回答“作家描写贵族恋情的意义和目的”这一问题,并且,认为“贵族恋情”是《源氏物语》的题材,是这段历史故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主题的概括不能停留于题材,应该往更深层挖掘作者的思想。这层意思可以从对“物哀精神说”的论述中体现出来。
总体来说,“贵族恋情说”的拥护者相对较少。
三、物哀精神说
这是王向远先生提出的说法。他明显针对上面两种观点,在文章中指出,在我国评论《源氏物语》的文章中,“大多只从作品的认识价值出发,认为《源氏物语》是平安王朝贵族生活的历史画卷,反映了宫廷政治斗争和贵族阶级腐朽没落的历史趋势,由于忽视了作品所产生的特定的文化背景,其中不免片面和臆断;有的文章认为《源氏物语》是专写贵族恋情的作品,其立论更接近作品的实际,但未能进一步上升到美学高度去认识”[3]。王向远先生从“平安王朝贵族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的历史实际”“作家的主观意图”“作者的生活经历”“作品中形象体系”[10]等方面对“物哀精神说”进行论述。文章中首先提出“《源氏物语》的世界是一个‘人情的世界’”[3],而这个人情世界的表现以“物哀”为其宗旨,“‘物哀’是《源氏物语》审美理想的核心”[3]。所谓“物哀”,其含意大致是“人由外在环境触发而产生的一种凄楚、悲愁、低沉、伤感、缠绵徘侧的感情,有‘多愁善感’和‘感物兴叹’的意思”[3]。
杨永生介绍说:“‘物哀’一词最早见于日本国学大师本居宣长的《源氏物语玉小栉》中,在物语书类中,数这《源氏物语》是最优秀之作了。……任何的‘物哀’都没有如此纤细、深沉。”[11]姚继中同意日本著名的国文学家本居宣长的观点,认为“《源氏物语》不是以道德的眼光来看待和描写男女主人公的恋情行为的,而是为了借这个题材使人兴叹,使人感动,使人悲哀,即表现出‘物哀’,让内心的情感超越这污浊的男女恋情而得到美的升华,也即把人间情欲升华为审美的对象”[7]。所以,姚继中提出紫式部借“于破灭中寻觅自我”[12]的一系列形象来寻觅自我、表现自我、完善自我这样的观点。然而杨永生另辟视角,提出“物哀”的美学思想结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人的感伤,以男女恋情的哀感最为突出;第二个层次是对世相的感叹,融贯在对人情世态包括天下大事的咏叹上;第三个层次是对自然物的感触,尤其是季节带来的无常感,即对自然美的动心。[11]王晓燕的观点与杨永生的观点有暗合之处,“在《源氏物语》中,物哀包含着作者倾心自然的文化底蕴,生命悲哀的哲学体悟以及追求悲美的审美情趣。”[13]王艳凤从心理批评的角度看出,“《源氏物语》抒发了平安朝文学那种激荡人心的‘幽情’、人生不如意的‘慨叹’以及平安贵族在大厦将倾前的‘哀感’。”[6]
赵连元在论《源氏物语》的艺术魅力时,对作品的主题也有一定陈述。他认为“《源氏物语》的艺术风格最终是由它所表现的内容决定的——‘描写人物内心世界的历程, 从人的精神史的角度来描写贵族社会的矛盾及其没落的历史’( 西乡信纲等:日本文学史)。这种以优雅的气质为基础,以最初产生于贵族心灵体验的‘物之哀’的审美感觉为依据的对‘人生无常’的慨叹,是《源》中一个最显著的美学特征。”[14]
蔡青认为日本古代文学思潮中从“哀”到“物哀”的演进,是经紫式部之手完成的,紫式部文学思想是以“物哀”作为主体的,“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凝炼了所有的艺术技巧,在其塑造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中,对物哀作了最出色的表现’(叶渭渠:《日本古代文学思潮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129页),表现一种对人生世相的喜怒哀乐的感动,并由此进入关照意义。”[15]王咏梅也坚持说:“《源氏物语》以‘真’为基点,将《万叶集》的个人的‘哀’意识发展为‘物哀’。”[16]
周韬、陈晨通过对“物哀”中表现“物”的方式的论述,说明了“《源氏物语》所蕴含的‘物哀’是日本古典文学最具代表性的审美理念,其内涵是以‘外物诸象’为客观源泉而使‘哀’之主体——‘人之内心’而萌生出诸多感动,即‘感物兴情’。”[17]
可见,大多学者结合日本本土文化及其文学传统,坚持“物哀精神说”。
四、三者兼有说
张龙妹综合上述三种观点,指出《源氏物语》的主题不单单只是“历史画卷”、“恋情画卷”,也不只是表达了“物哀”的“审美理想”,而是力求从总体上再现贵族社会的生活,对人生的价值作出总体上的评价。[18]因此我们可以将这种观点概况为“三者兼有说”。
90年代开始,人们从单一的“阶级——社会”批评模式中摆脱出来,对《源氏物语》的批评也从不同角度着眼,不再仅限于对其主题的研究。国内对《源氏物语》的研究有两点明显趋势,第一,不再纠缠于“批判”还是“赞美”的结论,而是深入到作品中的具体人物、具体问题作细致地研究分析,对浮舟一形象的研究已经透出这方面的信息。[19]第二,使用新的批评模式,在新的层面上审视《源氏物语》,已有人运用原型批评理论来研究[20];也有人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研究《源氏物语》的悲剧性。[21]
纵观三十年来对《源氏物语》主题的研究状况,可谓众说纷纭、歧见迭出,新问题、新视角不断出现,其研究不断发展且多元化。然而各种观点有待于研究者的进一步研究证实,以作出更加准确、科学的论断。除此之外,对作品主题的研究,也有宏观向微观发展的趋向。
注释:
[1]紫式部:《源氏物语(丰子恺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2]李芒:《平安朝宫廷贵族的恋情画卷》,日语学习与研究,1985年,第3期。
[3]王向远:《“物哀”与<源氏物语>的审美理想》,日语学习与研究,1990年,第1期。
[4]罗应先:《<源氏物语>初探》,国外文学,1992年,第1期。
[5]丰一吟:《浅谈<源氏物语>》,名作欣赏,1981年,第2期。
[6]王艳凤:《对<源氏物语>思想内涵的探索》,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
[7]蓝泰凯:《<源氏物语>在中国——<源氏物语>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8]姚继中:《源氏物语研究在中国——研究状况与方法论》,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9]陶力,宗广:《颜色如花命如叶——试析<源氏物语>中藤壶与紫姬的形象》,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1994年,第3期。
[10]黎跃进:《<源氏物语>主题思想争鸣评析》,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11]杨永生:《情以物迁感于哀乐——论<源氏物语>中的“物哀”的美学思想》,福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
[12]姚继中:《于破灭中寻觅自我——<源氏物语>主题思想论》,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13]王晓燕:《悲美之源——论<源氏物语>的审美情趣》,社会科学家,1999年,第3期。
[14]赵连元:《论<源氏物语>的艺术魅力》,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5期。
[15]蔡青:《从<源氏物语>看紫式部的“物哀”文学观》,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2001年,第1期。
[16]王咏梅:《“哀”与“物哀”——论日本古典文学的感伤悲美》,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2年,第3期。
[17]周韬,陈晨:《<源氏物语>“物哀”中表现“物”的方式》,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18]张龙妹:《试论<源氏物语>的主题》,日语学习与研究,1993年,第2期。
[19]杨晓莲:《话浮舟》,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
[20]叶舒宪,李继凯:《光•恋母•女性化——<源氏物语>的文化原型与艺术风格》,东方丛刊,1992年,第2期。
[21]何文娟,杜慧春,席联露:《<源氏物语>悲剧初探》,景德镇高专学报,2007年,第3期。
(陈柯言 开封 河南大学文学院 47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