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燕赵新时期著名作家谈歌90年代中期完成的《天下荒年》，以第一人称的人物角度，围绕与爱情和粮食相关的事件，塑造了50-60年代和90年代不同阶层的众多人物形象，侧重展示了两个年代中的党员领导干部、群众的不同价值认同。它们联系着90年代现代中国文化的困惑，隐含着执着的理想信仰追求。
　　关键词：谈歌 《天下荒年》 人物塑造 90年代文化
　　
　　新时期以来，个性、人道、自身权利等概念，逐渐成为人们反思刚失去的年代的理论武器；“愚昧”、“无知”、“悲剧”、“残忍”，也经常被用来描摹当时人们的性格和精神状态。90年代初期，随着市场经济与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进行，当代人的信仰、理想、精神危机等诸问题，摆在了许多作家面前。与解决这些问题相关，曾经“灿烂的年代”“高山仰止”的“镇定自若”的精神秩序与自律，成为1995年第10期《北京文学》上谈歌的短篇小说《天下荒年》的关注点。作为燕赵新时期的著名作家，谈歌的作品大多以对现实生活的记录显示其创作的明确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天下荒年》则以身处90年代的生于50年代人的第一人称的人物视角，把目光转向50-60年代的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领域，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人们熟悉的能带给一些人们“惊恐记忆”的“天下荒年”时期。究竟如何叙述这段历史及生存其中的人们？或者说，叙述内容的选择及其价值判断标准的确定，应该是叙述的难题。作品选择的叙述者是伴随着这种历史成长、身处90年代文化语境的“我”，以每个时代、尤其新时期以来人们强调的“饮食男女”为核心事件，在“己”与“人”、“私”与“公”的伦理道德选择中，以其对50-60年代和90年代中的党员干部和群众的不同价值认同的感知，提供了透视这段历史中人们的一种视角。
　　作品侧重塑造了50-60年代大多从燕家村走出的党员（包括领导干部）和群众形象。作为“受重用”的“文化人”，“父亲”这个“有妇之夫”，在被新时期认为“不相信爱情的年代”，“拼死拼活”地追求爱情（“男女”），断送了政治前程，又因“粮食”（“饮食”）搭进去生命。作者叙述了人物在两方面“恶行”的关注和评论，固然以省略描写男欢女爱故事的全貌的方式，让读者体味其中蕴含的悲剧，但又何尝不是让读者对比新时期以来文学对此类人物形象的塑造，甚至以作品中关注到的90年代人们的精神状态的描摹，把父辈在“饮食男女”方面“克己复礼”的价值选择隐含地表达出来呢？塑造“大老粗”式的领导干部时，叙述者以大伯与伟人的合影作为出发点，运用全知视角感知了照片中人物的表情、衣服、话语和心理等，写出这个“追随伟人”的泥腿子书记在“拼命放卫星”年代（与“天下荒年”的粮食等问题密切相关）的实际做法，其（包括妻子）处理户口（包括孩子）的方式等等，这些又何尝不是与以90年代处于同一位置的领导干部有关“文化唱戏、经济搭台”的言辞形成对比，与以吃酒等方式拉关系、跑买卖的后代对其的不敬等作为其“克己复礼”之“仁”的反衬，写出遵循了那个时代的“礼义廉耻”的精神世界？还有那个与粮食相关、在男女问题上“敢做敢当”、“把他自己逼上了绝路”的“热血汉子”，并以三伯的视角感知了90年代“热血汉子”后代在相同问题上的“仇恨”和“示威”等，都在叙述者的感知中以不同方式，完成被90年代“抛到了社会的边缘地带”的人物塑造，叙述者对新时代这些人物的言行中克服的“己”和持守的“礼”的评价，是希望这类人物的“生存”能“对时代的进程发生着有益的制衡作用”，从一个方面彰显了作品对历史及其人事关注点的选择的现实意义。
　　有以上人物作为那个时代精神的底子，作品才能围绕“天下荒年”时代的粮食问题，在“礼义廉耻”与“腐败”的相互关系中，主要以三年困难时期燕家村人们的精神状态的描摹，完成对从革命战争年代走到饥饿年代的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形象的塑造，指向了有关“共产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的原因的思考，表达着对90年代文化选择的批判性反思。在这时期，县里存在着因一个菜团子可以把一个人出生入死的革命经历一笔勾销的“严酷”；军队不能忘记“老百姓当年是怎样支援革命”，“冷静下来会后悔”地动用了军粮的首长；还有“文革”中宁愿被人整死也绝不出卖首长的精明的军需处长；他们为人物在“礼义廉耻”与“腐败”关系的处理上做了很好的注脚。在村里，叙述更侧重展示了阻止“讨食”行动的“村干部”，虽然“克己”、“复礼”中的“礼”或“义”，在这个时代语境中已具备了新内涵。正因为这种“精神的原子弹”，才有了“满天的飞雪里”，“不能让党失望”的硬硬的声音以及誓师大会后浩浩荡荡出发的修水库的队伍和累死在工地上的干部。而在“种子粮”事件中，叙述更以全知视角突显了“舍身”为乡亲“借”粮的村干部，因理性地违背村干部应该知道的“道理”时的痛苦的精神状态；群众对共产党里边的坏蛋的“劫”和“偷”这种违背“礼”的有罪行为的轻蔑态度，以及他们感到荣誉被毁掉后的羞臊、悲哀和耻辱。当叙述者饱含激情地感知群众的以下表现时：“没有任何表演意识”和“抱怨情绪”地活活饿死，他们“在饥饿面前的镇定”，“分明感受到了生命的威胁”，“却竟没有互相残害”，“没有人破门入户”、“抢劫造反”，其所希冀的应该是90年代文化缺失的这些精神，能“为历史提供约定俗成的生命前提”，“生命的公理”，“精神的基石”。
　　作品在塑造人物时的叙述评论中体现出的价值取向，标示了经过新时期思想文化语境的熏陶，出生于50年代、身处90年代的叙述者的多重身份。叙述者明确知道，其要讲述的历史属于被新时期思想文化“指责”的“年代”，人事是被“简单地理解”的各种人物和被视为“不近乎人情，近乎于愚蠢”的故事，叙述者在不否认其中蕴含的悲剧和错误的前提下，解决“该怎样写那个年代、那些人物”的方法，是叙述者对自我价值判断的依据和背景的明确指向，其言语行为的语境是其关注到的90年代的文化：人们“只重视现实而不在乎历史”，“被利益驱动搞得焦头烂额”，包括曾经有着无数荣誉的变节异化的官员，革命者后代等，他们走出了荒年时的饥饿贫困的阴影，却站在弱小、蒙昧、低下的人格水平上。作品以“仓廪实而知礼仪”这一古老的历史命题为参照，面对以上精神的废墟，叙述者毫不吝惜地为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献出了自己的赞歌。
　　正像其并不关注精致结实的防盗门背后当代人的精神面貌和行为准则是否代表90年代的中国一样，叙述者也不关注“在饥饿的死亡线上”一个民族“能够如此理性冷静”的典型性如何，也没有更多关注“荒年”产生的原因、人物饥饿的状态，而是以那个年代的“充实”为重。叙述要以其认为“曾经存在过这样一段历史”和“中国曾经是怎样活着的例证”，证明信奉着“克己复礼”的人们在那个时代的“真实的生活”，并且相信对之真实性的怀疑，是因为其所代表的高傲的精神原则超越出90年代人们合理想象的界限。因此，作为当年生活于燕家村的“我”，却以“天下”为题，探寻着“燕家村”代表的价值取向对于90年代文化选择的意义。
　　
　　（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燕赵新时期以来作家文学与现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互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HB10QWX075；河北省邢台学院博士科研启动津贴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
　　
　　（任慧群，王玉华，杨慧芳 河北省邢台学院中文系 054001;任会娟 河北省邢台市巨鹿中学 055250）

• 任慧群 王玉华 任会娟 杨慧芳： 谈歌《天下荒年》人物塑造与90年代文化选择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