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传统京剧受众在场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喜好和观念决定戏的内容和呈现方式。《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曲的现实主义杰作，长久以来被学者奉为爱情经典，但是当它被改编为京剧后，无形中承载了京剧受众的喜好和观念。研究它便可以从中总结出受众的婚姻观。
　　关键词：《西厢记》 受众 婚姻观
　　
　　由于传统京剧与电影、报刊的区别在于它的舞台直接呈现性，因此它的受众也与报刊和书籍的读者、广播的听众、电影电视的观众有所不同，他们是和演员共同在场(co-presence)的，是面对面在场的直接交流。这就决定了受众可以随时对表演做出反应，受众的喜好决定了戏的内容和呈现方式。正如欧阳宏生在《电视文化学》中所说的那样“受众的需求就是社会心理的需求、市场的需求、它有着现实的合理性，也常与学理相暗合”[1]。因此，我们也可以通过戏剧的内容和呈现方式，来了解受众的喜好和某些价值观念。
　　《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也是传统京剧中久演不衰的经典戏。通过对它的分析，可以探究其中所蕴含的京剧受众的婚姻观。
　　长久以来，学者们几乎都把《西厢记》当作是以爱情为题材的戏剧，把男女主人公标榜为爱情的楷模，认为他们是对爱情坚贞不渝，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并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美满结果的一对青年。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说法稍欠妥当。东方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显着特征之一是含蓄，因而中华民族也常以含蓄著称。这种含蓄不仅表现为行为举止的含蓄，推崇笑不露齿、行不露足，也表现为语言表达的含蓄，推崇含而不露、意在言外。因为含蓄，所以即使在大量的古诗词中，我们也很难指出哪篇诗词是标准的爱情诗词，只能指出某些诗篇蕴含爱情的情愫。而作为京城文化、政治文化、礼教文化重要载体的京剧，其政治化、礼教化的过滤作用，更会使含蓄性有增无减，稍许的直露，都有可能触犯其礼教，断送了戏剧的前程。因此，在《西厢记》里，学者们仅凭借其带有暧昧情愫的联吟、寺警和听琴等情节，就断定它是一部爱情戏，显然过于草率。况且这三个情节所占戏份确实有限，充其量只是整部戏的前奏，重头戏还在后头，那就是他们如何“斗争”，争取终成眷属的婚姻。因此笔者认为与其把《西厢记》看作是爱情戏不如把它看成是一部符合传统婚姻观念的婚姻说教戏。
　　在《西厢记》里，几乎所有的情节都是直指婚姻的，本来崔莺莺与郑尚书之长子郑恒结合是不成问题的事，但是因为她与张生的一次邂逅便成了问题。于是二人经过暧昧的联吟、寺警和听琴后，想到的就是婚姻以及如何得到婚姻；崔夫人等人被叛将包围，也是因为叛将孙飞虎想得到婚姻；而崔夫人拿出的解围诱饵还是婚姻；当张生帮忙解了围之后，期待的更是婚姻；崔夫人赖婚后，张生的进京赶考其目的又一次指向了婚姻。而在长亭送别时崔莺莺再三叮嘱张生休要“停妻再娶妻”，她所挂及的也是婚姻中的“妻”，而不是爱。由此可见在《西厢记》里婚姻才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而该把崔莺莺嫁给谁才是全剧的核心问题。但是，既然崔张二人两情相悦为什么就不能成婚呢？难道仅仅是因为有与郑恒的婚约在先的原因吗？若是这样，崔夫人大可在被叛将包围的时候声明此事，即使无效，也不应该忽视这门婚约而以莺莺为筹码，再许婚约。显然，在所有人眼里郑恒的存在是虚设的，而这门婚约也是可有可无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在受众眼里，他俩门不当户不对，二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这样巨大的差异下还要结合那就是挑战，挑战受众的婚姻观，这是受众没法容忍的。受众没法容忍，那对于戏而言，也就意味着没有了受众。没有了受众，那戏本身就意味着夭折。
　　因此，整部戏必须符合受众的婚姻观，受众才是戏真正的主导者，同时又是这门婚事的监督者和裁决者。因为婚姻观虽然表现于社会成员的个人意识中，从而形成不尽相同的个体性观念，但是又表现在一定的社会、阶级、民族之中，形成普遍的、群体性的观念。所以，人们的婚恋行为更多的是受群体性婚姻观念的支配和制约。
　　而在传统的婚姻观念中，“门当户对”的观念可谓根深蒂固。虽然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门当户对”的具体内涵会有所差异，但它以经济条件、社会地位为基础的基本属性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在受众婚姻观的强大压迫下，崔张二人的婚事必定成不了，若要成，唯一的条件就是满足“门当户对”这一条件，才能过了受众的这一关。因而张生必须进京赶考而且必须高中。张生的高中才是趋于“门当户对”的唯一途径，才能满足终成眷属的条件。若不是高中，相信他俩的决心再大也是很难走到一起的。所以他们的结合不是抗争的结果而是满足了“门当户对”这一条件妥协的结果。与其说有情人终成眷属，倒不如说门当户对者终成眷属。
　　无独有偶，同样的模式在《武家坡》里也可以得到印证。虽然在剧中王宝钏嫁给了薛平贵，造成了事实的婚姻，但是在受众的心理，他们是很难承认这门婚事的，感觉如同儿戏，因为他俩的悬殊很大，不“门当户对”。因此才有了后来的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这十八年与其说是让王宝钏煎熬，抑或是像很多学者说的，是为普天下女子做贞洁的榜样，不如说是给这两个原本很不般配的夫妻腾出时间来让他们走向“门当户对”的终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厢记》向我们传达的不是“反叛”而是“归顺”，不是对封建礼教的反叛也不是个性自由，而是如何更好地归顺受众所认可的婚姻观，即被受众所认可的合于“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崔莺莺和张生从最初的彼此对才貌的倾心，到后来的联吟、寺警、听琴、赖婚、逼试等一系列事件，再到张生为莺莺而“滞留蒲东”，不去赶考；为了婚姻，他几次险些丢了性命，直至被迫进京应试。这一切无非都是为婚姻做准备。张生一旦高中，那条件就符合了，这时观众才能放行，才允许他们结合，才承认这门婚事的合法性。而至于主人公之间的爱与不爱，已成为其次，只要“门当户对”管他爱不爱，这门婚事非成不可。但是，一旦不中，估计观众就不会这么仁慈，即使他们自己结合了，那也是不承认的。
　　因此京剧版的《西厢记》取于王实甫的《西厢记》而不是取于董解元的《西厢记》，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王西厢”符合受众的婚姻观而“董西厢”不符，“董西厢”私奔的结果是不被京剧的受众认可的。而恰恰是“私奔”这一举动，才真正符合爱情的需求和因爱而起的冲动。为了爱，为了能在一起，私奔无疑是此种状况下最好的选择。“王西厢”则不同，它名为爱情实则是传统婚姻观的妥协物。它与“董西厢”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为婚姻，一个为爱情。爱情本是感情之事，与事业无关，这里加入了张生的事业，显然爱情已不纯粹，转成了婚姻。一旦成为婚姻之事，那就必须遵循受众的婚姻观——“门当户对”。“门当户对”方可有情人终成眷属，否则免谈。“王西厢”大团圆的结局也正是在此时，消解了它所表达的爱情的意义，而是淋漓尽致地凸显了受众的婚姻观的核心——“门当户对”。
　　所以京剧《西厢记》与其说是爱情名剧不如说是婚姻教本，它教给更多的人恪守“门当户对”这一礼教，传递“门当户对”这一婚姻观念。而京剧《西厢记》也正是因为它符合受众的婚姻观，多少年来才久演不衰。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在传统京剧的受众时代，传统的婚姻观非常成熟且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它左右着剧情的发展与结局。
　　
　　注释：
　　[1]欧阳宏生：《电视文化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6页。
　　参考文献：
　　[1]盛林.儒家文化与汉语的修辞的含蓄表达法[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7，（4）.
　　
　　（段宏鸣 甘肃省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730070）

• 段宏鸣： 从京剧《西厢记》看受众的婚姻观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