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新历史主义写作兴起后，小说界普遍存在着“反历史”的写作倾向，小说家们以此竭力爆破官方正史、挖掘边缘野史、玩弄历史碎片，诉说颓败的家族、荒蛮的轶事、压抑的人性，一时间真真假假的幽灵鬼魅到处流窜，非理性、暴力、阴谋、欲望开始锣鼓喧天，与各种实验形式相结合，整个历史领域沟壑纵横，硝烟弥漫。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莫言藉以《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等寻求以民间维度来“增补”新历史作品的话语语境。但在当时理论界普遍焦躁的心理基础和实用主义认知方式浸泡下，忽视理论的逻辑基质和精神内涵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新历史主义更多带有了一种外延性的文本操作技法，其理论与创作都有待于深化。
　　而从莫言最近的作品《檀香刑》和《生死疲劳》[1]中，我们看到莫言还是稳稳地守在民间这个堡垒上。莫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重构”“颠覆”“解构”对莫言来说已经是过眼烟云，毕竟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抗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就像吴义勤说的“许多人都承认，莫言是一个艺术的精灵，他的小说从来都不会僵死在一个模式中，而总是会给人以意想不到的刺激”[2]。从《檀香刑》开始莫言便已经放弃了余占鳌、司马库这些假面英雄，着意挖掘民间的诗意存在，突出被历史掩盖了的民间众生相，融合“猫腔”讽刺民族劣根性，但由于无法寻找与之对应的能构成二元分立的具体历史所指，小说更像是一种民间传奇。在新作《生死疲劳》中，莫言继续往前迈进试图弥补新历史主义的某些缺憾，很明显他发现了新历史主义以往书写过程中的理性启蒙霸权和自我主观偏见，即专注于对历史客体的正史权威的挑战和主体对历史的肆意编织，二者都过于关注历史化了的“世界”，文本的历史性有余，而文本的本质属性审美性不足。同时莫言也将新历史主义的某些理念原则转化为叙事层面的调整，跨越简单的理念表层构造走向更广的历史深度，来透视时代精神状况。所以在《生死疲劳》中，莫言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历史启蒙性，寻找“历史认识”和“历史解释”的动因弱化，也不再为高密东北乡继续构造历史轶事，创作中明显多了些现实主义成分，开始真正考察民间本位的历史性生存状况。
　　有评论家讲到这是一部由地主讲述的关于土改的历史[3]，与以往第二、第三人称叙述讲土改的视角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一个不小的意识进步。长期以来我们在历史哲学领域缺乏主体认识，主体往往被特定的历史客体所限定，因而也就导致文学叙事无法形成有穿透力的历史认识。新历史主义虽然也有过这种努力，试图让虚构第一人称主角进入历史场景，“返回”个人情境，但是虚拟的历史往往带有主观化色彩，多是一种摈弃历史客观原则的想象虚构，缺乏客观历史参照。在小说《生死疲劳》中，我们看到西门闹演化为驴、牛、猪等动物，使得一种话语拥有了两种声音、两种经验，一种是动物自身的意识，一种是西门闹前世的记忆。凭借动物这个肉身塑形进入历史现场语境，凭借西门闹的记忆又可以保持与历史的张力和客观性，莫言轻而易举解决了前期新历史主义的叙述窠臼。而与此同时，无论是列于正史的单面英雄还是逸出正史的乡野村夫、匪帮流寇等历史人物都已经表现得足够丰富了，而只有动物从未进入历史视野，以动物为叙述者必然可以带来某种陌生化的效果。正如莫言在序言中所说：“原创的总是陌生的，总是要求读者动点脑子的。”[4]
　　《生死疲劳》截取的历史是从1950年开始的，一元化的政治立场和单一的历史逻辑掩盖了原本历史的复杂面目。而50年的历史被不断地重复叙述，重复必然出现某种结构性——或者以历史时间链的方式出现，如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等；或者以时间片段的方式出现，如艾米《山楂树之恋》等。前者为现实主义的笔触所喜，后者为新历史主义所喜。新历史主义总的倾向是打破历史连续性，将“历史”作为“对话”“多重声音”的方式来对待。莫言将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在共时性平面展开后的历时性历史，以历时态与共时态的结合切入历史。在《生死疲劳》这里，历史首先变成了蓝解放、蓝千岁祖孙的对话。蓝解放作为一个叙述者容纳了50年的风雨沧桑，与蓝千岁这个新千年出生的婴儿形成对话，用回忆方式把历史放在了共时性平面上。但莫言并不割断历史，却将历史以历时性的形态展开，制造某种连续性的历史痕迹。莫言还不断地运用叙事策略，将驴、牛、猪、狗等的故事变成了一个一个“卫星”事件，既可以消除读者的审美疲劳，又可以消除小说密度过大带来的臃肿之嫌。从这个意义上，小说力图将新历史以来对历史的任意切割、拼凑、置换做一个反拨，将历史作为连续性客体而加以重新修补，历史毕竟是在时间中展开的，只有依靠时间的连续性才能得以存活。
　　《生死疲劳》构筑的50年的历史是一种诗意的、浪漫性的历史，是一种不受压抑的自由。莫言在早期叙述中多关注“历史原因化”，人物的生命力被莫言从底层淘出来，从《红高粱》中“我爷爷”“我奶奶”的野合，到《丰乳肥臀》中“我”姐姐们的爱情故事，高密东北乡的历史变迁多是由情欲力催发的，但这是一种受挤压的催发。《生死疲劳》中，西门闹的被冤成为整个历史的起点，使小说蒙上了一层问题化色彩，自始至终“问题”都被悬置着，在结尾靠“转生为人”来象征性地化解仇恨，这里明显取消了对历史因果性的质问。没有因果逻辑的制约，历史神经便松弛，民间自由本性终于得以展露。在小说中动物是民间精神的实践者，拥有鲜活的生命力，它不接受权力话语的控制，也不接受伦理道德的规范，自我本性主导自我行为，成为民间悲欢离合的象喻。王光东就民间的自由性做过总结：“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憎，对人类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律条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都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5]《生死疲劳》中的自由性主要展现在动物精神的自由性上，表现在驴身上便是潇洒，在“芦苇苍黄，白露为霜，流萤磷火”[6]下对爱情的美的言说；牛的倔强表现在饱受苦难、不幸，负载着土地耕植者的历史伤痛；表现在猪身上的贪婪和暴烈，便是对骚动时代最好的讽刺；狗的忠诚与死亡变成了半个世纪的历史浮华变迁的言说。在第一人称的视角下，莫言着意发掘人物原生态的心灵本质，走向历史深层探寻本源性的爱憎、贪婪、野蛮等，寻找那些在现实中不存在的或被压抑的东西，寻找不断丧失着的、无法挽回却又饱含真情的东西。
　　与西门闹动物话语形成呼应的是蓝脸，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角色，他不颓废、不暴力、不娇柔、不贪婪，身上更多是一种历史必然性的成分，这标志着莫言脱离了新历史主义人物的坐标系，脱离偶然性，向现实主义还原。蓝脸拒绝被“合作化”集体生活秩序同化，他身上有一种倔强的信念和一种平和的气质，他并不思索这个世界应该怎样理解，他的思维方式是与土地相联系的。在一切被征服的环境中，他既不采取行动，也不作出结论，始终存留着农民的本分。莫言将注意力投射于蓝脸这个特定的点上，透过蓝脸的生存本质观照时代的精神状况和社会状况。“极左”年代里的政治嬉戏与权力对人的阉割相交融，愚昧、贪婪、背叛与爱情、亲情、信念相交织；改革开放年代里心灵的物化，灵魂的迷失堕落，世纪末的怀旧，人生的疏离感慨，可喜与可悲，可爱与可憎不断地上演，价值的变迁与混乱无序带来人的命运的浮沉——历史由多种颜色调合而成。
　　从多个方面看，莫言继承了新历史主义的语法规则，更多的是对其进行纠正。在将民间历史书写到底的同时，也在与正史的“文本间性”中寻找合法化的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莫言的民间离不开宏大叙事主题，否则便有脱身为“乡史”或者“野史”的可能。莫言的全部生活精髓便来源于此，因为作家自身的历史性无法摆脱，同时这种历史性也是自身精神的源泉。《生死疲劳》是一部民间精神史，不是新历史主义的“心史”，历史并不是变幻莫测的，也不是虚无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主体性精神的建构，历史是充满生命精神的，充满诗性意义的。
　　
　　注释：
　　[1][4][6]莫言：《生死疲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2]吴义勤，刘进军：《“自由”的小说——评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山花，2006年，第5期。
　　[3]黄勇：《地主讲土改——莫言<生死疲劳>叙事视角的新变》，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6期。
　　[5]王光东：《“民间”的现代价值——中国现代文学与民间文化形态》，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4期。
　　
　　（杜文娟 山东省沂南县山大华特卧龙学校 276300）

• 杜文娟： 简谈莫言《生死疲劳》对新历史主义的深化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