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在我国古代山水游记中堪称独步，而其中《小石潭记》这一篇，尤为众口皆碑。从作品中小石潭所处的环境、作者笔下小石潭的形貌及作者的游潭感受等方面来看，处处可意会文中暗示的象征意义，时时闪现着作者的身影。
　　关键词：柳宗元 《小石潭记》 环境 形貌 感受 象征手法
　　
　　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以其文情并茂的写作特色，在我国古代山水游记中堪称独步。而其中《小石潭记》这一篇，尤为众口皆碑。其千年不衰的艺术魅力究竟何在？不少人认为它不仅写出了山川之美，而且寄托了作者的深情。笔者认为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作者有意识地运用了象征的艺术手法，让读者在文句的不言之中意会其象征之意，使文章立意高远，含蓄深刻。
　　《永州八记》写于作者被贬为永州司马以后。柳宗元被贬，起因于参与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的失败。唐顺宗深知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对唐中央政权的危害，即位后立即起用东宫旧臣王叔文、王伾以及柳宗元、刘禹锡、韦执谊等8人（柳宗元被擢为礼部员外郎），着手进行改革，希图改变艰难局面。王叔文集团在顺宗执政的146天中推行了一系列进步措施，但是为宦官、藩镇、保守官僚所反对。同年8月，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即宪宗，改元永贞。9月，王叔文集团遭到迫害，王叔文被贬后又被赐死，柳宗元等8人则都被贬为“边州司马”。柳宗元初贬邵州刺史，11月加贬永州司马。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二王八司马事件”。因顺宗在位期间的年号为“永贞”，故又称这次政治革新运动为“永贞革新”。对“永贞革新”，当今毁誉不尽统一，但肯定其积极意义的仍为主流认识。
　　章士钊《柳文旨要》卷二十九中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犹之八司马”，是“千年来文坛之顺口溜”。固然，只借章士钊之论而牵强附会，妄加比照，一一将××记对应××司马，也许不尽服人。然透析《小石潭记》的字里行间，披波溯源，确实处处可意会作者暗示的象征意义，时时闪现着作者的身影，言小石潭为柳宗元形象特征的外化并不为过。
　　首先，看看作者笔下小石潭所处的环境。小石潭位处十分偏僻，真容难露面，“隔簧竹，闻水声”，心乐意观之，却“四面竹树环合”，无道可通，须“伐竹取道”，近之则“寂寥无人”。在此，作者用侧笔刻画的小石潭所处环境十分冷僻，它一直深藏不露，跟外界隔绝，了无人烟，不被世人开发赏玩。这小潭的处境是否有一种象征性呢？
　　所谓象征手法，就是以具体事物去表现某种抽象意义或不便表达的意义的文学表现技巧。作为表现技巧的象征手法，它给予人们的意义，不在于形象本身，而在于形象所暗示的意义，即黑格尔所说的“象征所要使人意识到的却不是它本身那样一个具体的个别事物，而是它所暗示的普遍性的意义”。那么，在什么情况下适宜用象征手法呢？一种情况是生活中有些事情比较复杂而又有深刻的意义，但一时又不易讲清楚；另一种是由于种种原因，有些意思不便明说，于是便采用象征手法。由此可见，象征是在不能、不敢、不愿的前提下运用的写作技巧。作为表现技巧的象征手法，能深入浅出地表达精深的意蕴，常常收到饶有意蕴的审美效果。
　　基于对象征艺术手法的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小潭的处境就是柳宗元的遭遇：贞元年间“二王八司马”革新失败，柳宗元先被贬为邵州刺史而后加贬为永州司马。而永州又为何方宝地？据柳宗元《与李建翰林建书》记载，“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于越相类……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则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病。”原来作者被贬谪于如此的蛮荒之地，加之当时故交知己也几乎与他断绝了往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作者借小石潭的与世隔绝影射自己被流放蛮荒之地的遭遇。
　　其次，看看作者笔下小石潭的形貌。作品中作者给我们展示的画面上有三组景色：潭边景物、游鱼石头、石潭水源。写潭边景物，作者用色彩涂抹：有青青的树木，有碧翠欲滴的藤蔓缭绕在石潭上面，在微风吹拂下摇曳生姿。写游鱼石头，则动静相宜：游鱼时而“怡然不动，影布石上”，时而“俶尔远逝，往来翕忽”。碧水中点缀着坻、屿、嵁、岩，辉映成趣。写石潭水源，则用形象比喻：用北斗七星比喻曲折的溪身，以委婉徐行的长蛇比喻弯曲的溪流，远望则明灭可见。其实这小石潭是如此的幽美！
　　可能有个疑问，作者为何要把小石潭写得那样幽美？其实，作者这样描写山川之美，又何尝不是如章士钊《柳文旨要》引《庄子》语卷二十九中所言的“一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也”。据史料，柳宗元参与革新失败被贬，封建士大夫以“逐臭市利”、“侥幸一时”之言攻击他。但无论他们如何攻击也掩盖不了柳宗元品质的高洁。柳宗元积极参加了王叔文的政治革新，据吴文治《柳宗元简论》记载，他们抑制藩镇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禁止宫市和五坊小儿，不许宦官作威作福；惩办贪官污吏，推行任人唯贤的用人路线；整顿税收、减低盐价、减轻百姓负担；释放宫女，裁减闲杂人员等等。纵观这些措施，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称之“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官、跋扈之强藩”。因之，史称“市里欢呼”，“人情大悦”。也因之，柳宗元在长期的贬谪生活中，始终没有承认他在政治上是错误的，而一直认为自己是正直清廉、胸襟磊落的。在《瓶赋》中，他就以专盛清水的瓶子自比，赞美自己的清白可鉴。在《愚溪对》中，他同样表达了这样的精神。在《小石潭记》中，柳宗元独具匠心地通过鱼儿的游动，潭底的鱼影，反衬明净如镜的潭水，这清澈又何尝不是柳宗元心灵的写照？同样据史料载，柳宗元崇尚民本，素有兼善天下之志，主张当官应“役于人而食其力”（柳宗元《送宁国范明府诗序》）。在被贬柳州期间，柳宗元更是为百姓作了大量的好事，释放奴婢，兴办学堂，开荒建设等等。同时他一生清廉，无有积蓄，死后归葬“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代立”（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成为柳州历史上名垂青史的好官。为此，柳宗元在柳州病逝后，人们遵从他的遗嘱，将他的灵枢停放在他生时喜爱的罗池边上。后他的灵枢运回长安万年县，柳州人在原停灵枢处修建他的衣冠墓，又在罗池旁修建罗池庙 (现称柳侯祠) 来纪念他。在封建社会中，这样的官吏实难能可贵，其心灵不能不说如同小石潭水那样清澈见底。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作者笔下的小石潭水源，曲折盘旋，“不可知其源”。另外，一个很小的小石潭，作者为什么要以海洋中的坻、屿、嵁、岩来形容潭中露出水面的石头呢？一方面固然可以获得如观画那样尺幅千里的感觉，但更重要的也许是反映一种坚韧、沉毅的精神。柳宗元原是怀着忠君爱国的理想走上仕途的，没想到理想不但没实现，还因“二王八司马”事件含冤远贬永州。到了永州后，他仍饱受政敌栽赃迫害、家庭凶闵殷忧，“利民”抱负无法实现，面对现实恶劣环境的折磨与噬心悲愤的哀痛，他在《哭连州凌号外司马》中不得不发出“我歌诚自恸，非徒为君悲”的喟叹。然柳宗元政治上虽遭失败，志仍不可屈，在《与萧翰林俛书》中他表示准备像屈原那样“蹈前烈而不颇”，意志是如此的坚强。关于这一点，他在《乞巧文》中明白地表露过“抱拙终身，以死谁惕”的心意。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中告白世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表达了他心中仍燃烧着炽热入世担道的理想，不妥协恶浊环境的精神。
　　再看作者的游潭感受。小石潭是幽美的，与作者同游的也有六个人，但柳宗元只感到“凄然寒骨，悄怆幽邃”，从文面看，是因为“其境过清”。其实不完全因其然，缺少审美的心境才是主要的原因。
　　心境是人的相对稳定的情绪的表现形态。所谓审美的心境，也就是人在审美时比较稳定的审美状态。没有审美的心境，对美就会熟视无睹或视而不见（心不在焉）。马克思说：“焦虑不堪的穷人甚至对最美的景色也没有感觉。”鲁迅也说过“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的话。其实，中国古代文学家也很重视审美的心境，荀况在《正名》第二十二中说过，“心忧恐，则口衔刍豢而不知其味，耳听钟鼓而不知其声，目视黼黻而不知其状，轻暖平簟而体不知其安。”可见，心境状况直接影响审美的结果。
　　而事实是柳宗元恰恰没有好心境。他被贬永州以后，由于禁不起政敌们长期“下石”的威胁及谪居生活的长期磨折，曾不止一次地作过“量移”的请求。也基于同样的原因，他在作品中尽可能使自己的愤怒、悲哀、抑郁披上闲适的外衣，但政敌们仍是把他当作“下石”的主要对象，简直把他丑化成了个“怪民”（柳宗元《袁家渴记》）。特别是唐宪宗颁布了一条圣旨“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因而他的仕途从此一蹶不振，完全失掉了东山再起的希望。也正因为如此，就连老朋友也疏远他、攻击他。且加上永州地僻灾多，自己又是个闲官，心情当然格外抑郁悲凉。
　　既然是令人“凄然寒骨，悄怆幽邃”，又为什么要把小石潭写得那样美呢？笔者认为作者已经把小石潭作为自己的形象来描绘，让它“出而传于世”，让世人明白，他们“二王八司马”并不是攘夺政权的一个无耻的小人集团，他们的被贬是不白之冤。可见作者构思之精巧，也因此使作品成为千古奇篇。
　　
　　(唐国维 江苏省南通商贸高等职业学校 226011)

• 唐国维： 寄情山水,抒发胸臆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