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康拉德的《台风》为个案，试以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观点分析小说中存在的殖民话语，通过对殖民“他者”中国苦力的消音、歪曲和与西方殖民者的二元对立的表述，分析文本中的大英帝国殖民主义身份构建。作为大英帝国的一员，康拉德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了他的帝国主义态度与思想。
　　关键词：康拉德 东方主义 殖民“他者” 二元对立 帝国主义
　　
　　一、引言
　　康拉德作为近代杰出的小说家，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探讨着人的道德与灵魂，描述着苍茫的大海与壮丽的原始风光。小说中他的殖民主义对象出现在亚非地区，也就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地区。后殖民理论批评者赛义德[1](P6-7)认为，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他的东方主义基本观点是：东方主义是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形式，通过使东方成为西方属下的他者，东方主义服务于西方对东方的霸权统治；东方主义二元对立的核心借用法浓的概念可以概括为一种“善恶对立寓言”，在对峙双方，西方永远代表着善，而东方或殖民地民族则永远代表着恶。[2](P64)
　　中国作为当今的东方大国，活跃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但回首历史，中国遭受了帝国主义国家残酷的殖民侵略，曾处于世界舞台的边缘，而康拉德的作品《台风》正再现了十九世纪末中国在西方殖民统治下的卑微形象。《台风》发表于1903年，讲述了英国船长马克惠及船员们驾驶“南山号”，运载二百名中国苦力从南洋驶往福州商埠的途中抗争台风及解决中国苦力混乱的故事。小说颂扬了大英帝国的马惠特船长及船员们面对暴风雨临危不乱，最终成功地直穿风雨的行为。但中国苦力，仅作为存在于飘摇的“南山号”的运载货物，在白人视野下，他们野蛮无能。笔者认为，赛义德东方主义能很好地诠释《台风》中殖民“他者”身份与中西善恶寓言，在西方的殖民统治下，旧中国处于帝国主义霸权文化的边缘。
　　
　　二、对殖民“他者”的消音
　　
　　在《东方主义》卷首，赛义德直接引用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句话：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2](P94)在马克思那里，这句话讨论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的压迫，而赛义德敏锐地发现了与这种阶级压迫相似的文化/话语霸权。[3](P49)在《台风》中，中国苦力是以英国人为主体、自身为客体而构建出的他者形象。在康拉德的殖民话语中，中国人的话语权被压制与剥夺，沦为英国属下的他者，处于西方权力运作模式之下。
　　在故事开始时，有一处英国大副与中国苦力的正面交锋，但英国人完全支配了话语权，中国人几乎是沉默的角色。“他粗率地说，‘come along， John; Make look see!’(来，老憨儿；去瞧瞧吧！)这话引得那个中国人跟在他后面走动了。中国人不则一声，愁闷地向那黑沉沉的舱洞凝望，好像站在一座张大口的坟墓顶上。”[4](P60)在朱可士强大话语权威下，中国人是一声不吭、毫无自信、屈从的“他者”，完全处于西方话语的权威下。“他那杏仁色的眼睛来回地望望朱可士又望望舱口。‘Velly good。’他喃喃地说，音调很不自在。”[4](P61)在英国人滔滔不绝的自夸下，康拉德最终赐予中国人一句洋泾浜英语 “Velly good”。事实上这样低劣的住宿环境，何能称为“Velly good”，真为中国人心声？事实上，这一切只是虚假表象，在殖民主义话语立场上，“他者”是没有真正权利来表述自我的，他们仍是西方人的话筒。在西方权力支配下的“他者”，只能是卑微与毫无怨言的。
　　“他伸出一条胳膊，嘴张成黑洞洞的窟窿，发出不可理解的叫嚷着的喉音，似乎说的是不属于人类的语言，仿佛那是一个野兽想要高谈阔论呢。”[4](P130)此时中国人竟沦落到野蛮与落后的动物属性中，话语属于非人的，是不被西方人理解与接受的。叙事产生于听者和讲述者的在场，由此可以设想作家的叙事不断交替于在场语言和缺席者之间。[5](P36)“不属于人类的语言”是对中国人话语权的剥夺，在殖民主义话语体系里，中国人是在场语言的缺席者，是受鄙视的，他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话语者。
　　
　　三、对“他者”的歪曲与偏见
　　
　　东方学的意义更多地依赖于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一意义直接来源于西方的许多表述技巧，正是这些技巧使东方可见、可感，使东方在关于东方的话语中“存在”。[1](P29)在《台风》中，康拉德站在大英帝国的立场上对“他者”进行叙述，一切都出于西方人的所见、所感，在他的白人中心论下，中国苦力被极大地歪曲与丑化。
　　在《台风》中，作为白人眼中野蛮与低劣的民族，中国苦力无论在外貌、精神还有行为上都毫无人性。故事开始，“前甲板给中国人挤满了，净是些暗黑的衣裳，苍黄的脸，和猪尾似的发辫，另外点缀了许多光赤的肩膀。”[4](P53)“那些中国人正横七竖八地躺伏在甲板上面。他们没有血色的，皱瘪的黄脸，好似患了肝病哩。”[4](P67-68)中国苦力的外表被认为病态不堪、毫无美感，精神上更是呆板、毫无生气，这一切是康拉德种族优越论的表现，是对殖民“他者”的偏见与丑化。风暴发生时，“朱可士看见一个脑袋砰地猛撞着舱板，看见两条粗厚的小腿高高地挥舞，还看见一张黄脸，咧着嘴，向上呆瞪着狂野的眼睛，滑溜过去。”[4](P111)“他们拥在上面宛似无数蜜蜂聚在一根树枝上。”[4](P112)小说里，中国苦力的一举一动都是充满兽性的，与白人相比简直为异类。这体现的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话语暴力，是欧洲中心主义或者更准切地说是文化霸权，康拉德对殖民“他者”的评价是不公正的，是带有帝国主义情愫的。实际上，中国苦力是以勇敢勤劳著称于世的，他们在东南亚和北美经济发展中的丰功伟绩在世界上是有目共睹的。
　　
　　四、“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表述系统
　　
　　在对东方学话语描述中，赛义德强调了二元对立原则，在他看来，正是由于二元对立原则，西方在同东方的关系中总是处于优势地位。[2](P68)在东方主义话语中，东方被标以五花八门的消极特征：无声、淫逸、阴弱、专制、落后、非理性。相反，西方则总是被赋予积极地特征：阳刚、民主、理性、道德、强悍、进步。[2](P64)在《台风》中，中英两方在各方面都有鲜明的对比。
　　（一）角色身份对立
　　《台风》中，英国人是“南山号”的主人、管理者与统治阶级，二百名中国苦力是“没有灵魂的”货物，是被管理者与被统治阶级，二者身份地位截然不同。海浪翻滚时，马克惠船长认为，“中国人！你干吗不明说？懂不得你的意思。从来没有听说一群苦力是搭客的”。[4](P78)“你要我将开一艘开足马力的轮船调换方向，同他的航路相差四点，为的是叫那些中国人舒服些。”[4](P79)“然而我们的任务不过是载送他们去福州，预订礼拜五正午以前到达。”[4](P82)作为白人，船长没有把中国人与英国人同等看待，他们连搭客都算不上，只是作为英国身份地位的衬托而存在。在《台风》中，这两种人的安排不是任意的，是康拉德和当时的历史现实以及欧洲殖民主义者，特别是白人对中国人的偏见的体现。[6](P179)殖民话语中，大英帝国与中国形成强弱对立，在强者的权力、支配、运作下，弱者没有任何地位与优势。
　　（二）伦理价值观的对立
　　“南山号”帆船在海上遭遇的暴风雨也具有象征意义，它经历的是一场道德风暴的考验。[7](P86)小说中英国人与中国人在伦理价值观上充分对峙，这与赛义德东方主义中的“善恶对峙”是契合的。在面对风暴时，英国船员们勇于向前，直穿风雨，他们的表现是有序而有效的。“一艘开足马力的轮船只好迎面承当。这样恶劣的天气变化到处都是，合适的办法就是直穿过去。”[4](P83)“迎头应战——决不闪避——惟一有这个方法才能突破这重难关。”[4](P140)这些都展现了船长在风雨前爆发的强大力量，在他的引导下，英国船员们直视风雨，带领“南山号”走出困境。而此时中国人却混乱无序，毫无自救能力。“前面中舱里的中国人全在漂滚，先生。”[4](P99)“那一大堆高拥在左舷的，扭动着地身体，忽然脱离了船侧，无能为力地挣扎着滚到右舷去。”[4](P106)“他们开始掉落：先是一个，接着两个，终于其余的一股脑滑走了，一起大吼直摔下去。”[4](P112)这一切都是中国苦力的反应，在船身处险境时，他们懦弱无能，不能抵抗风雨，只能被风雨打倒。两者鲜明的对比展现了康拉白人中心论，在殖民主义立场上，中国人是不会得到肯定的。
　　在中国苦力内部骚乱上，英国船员被美化为救世主，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阻止，并收集散失的所有银元，平均分给中国苦力。而中国苦力只顾自己的钱财，丝毫无大局意识和处理内部混乱的能力，殖民话语中对其充满否定与讽刺。“于是那些呆笨的中国人一股脑儿爬起来抢护他们的财产。”[4](P122)“这些中国人挨个儿陆续摇晃走上望台，领取他们的一份，船长仍旧套着长统靴，只穿了衬衣，呆在海图室前面忙分发，汗流得什么似的，那些动弹不得的人们的份儿，他亲自给他们送到二号舱口。”[4](P154)文中英国人的善良无私与中国人的自私形成鲜明对比，而这一切是康拉德为读者营造的英国正面形象，在他的意识中，大英帝国是优越于其他任何民族的，二元对立的伦理价值观是他突显民族情节最有利武器。
　　
　　五、结语
　　东方主义主要是从“话语”的角度解释政治权利与东方主义的密切关系，批判东方主义文化霸权。[2](P64)在《台风》中，康拉德通过对殖民他者的消音、扭曲和中西二元对立的表述，使中方成为他者，并且是西方属下的他者，这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观是吻合的。作为波兰籍的英国作家，年少曾遭受沙俄专制统治，家破人亡而漂流他乡，对西方殖民扩张以及对民族压迫，康拉德表现出不满与抵触，但又无法避免19世纪末英国主流意识形态对他的影响，思想中又不免具备殖民主义潜意识与大英帝国的民族优越感。因此，康拉德既是反帝国主义者，又是帝国主义者。这并不矛盾。当他无所畏惧又悲观地揭露那种自我肯定和自我欺骗的海外统治的腐朽时，他是进步的；而当他承认，非洲或南美洲本来可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这个历史和文化被帝国主义者粗暴践踏，但他们被自身历史和文化所打败时，他是极为反动的。[8](P11-12)小说中，康拉德对中国人的歧视正是他帝国主义意识的再现。
　　
　　（本文为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论英国海洋文学中的帝国意识形态构建”，项目编号：10YJA752006。）
　　
　　注释：
　　[1]爱德华·赛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2]张跣：《赛义德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周暾：《后殖民话语中的博尔赫斯与他的“中国”叙事》，理论与创作，2008年，第4期。
　　[4]约瑟夫·康拉德著，薛诗绮等译：《海洋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5]丁兆国：《从审美批评走向世俗批评——赛义德的康拉德研究述评》，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4期。
　　[6]王世文，于立华：《从康拉德笔下的中国形象看他的种族歧视观》，船山学刊，2005年，第2期。
　　[7]王松林：《康拉德小说伦理观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8]爱德华·赛义德著，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王婷婷 浙江省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31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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