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活着》这部在生与死的缱绻和决绝中叙写如何自在自为地活着，小说在从暴力、血腥、灾难等角度渲染死亡的同时，小说中的季节偏向也显而易见。余华对于秋夏两季的偏向绝非偶然为之，季节偏向在继承中国文学传统、深化作品的“受难”意识、建构小说文本、反衬故事氛围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余华； 活着； 季节偏向； 作用；
　　余华的小说《活着》自发表以来，就不断为各种文学刊物所转载，且先后被译成英、法、德、意等国文字，在全球十多个国家出版。之后，又被改编成电影并获得了国外大奖。《活着》这部意蕴丰沛的作品，多年来一直倍受学界的关注而一度成为“宠儿”：无论是对其内在意蕴的解读还是对其叙事结构的分析等都炙手可热。而小说中的季节偏向及其作用问题却无人问津，但笔者对此却十分青睐，并且尝试作出初步探索，这对我们进一步探究小说文本构建，深刻理解作品意蕴的表现都具有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时间作为小说叙述线索，而季节变更作为时间标志，季节的循环组合，气候的冷热交替，它能保证事件的完整感和清晰感。而在《活着》中，季节不仅是单一地为小说叙述提供时间线索，还在作者笔下有了明显的偏向。在小说文本建构过程中，季节偏向不仅仅体现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而更多的是被赋予或者倾注了作者的情感，成为意蕴丰富的主体。
　　一.季节的偏向
　　“经历了《在细雨中呼喊》的写作之后，余华渐渐地完成了自我写作的又一次重大调整。这次调整，不仅使余华有效地缓解了以前的先锋探索与传统写作之间的割裂状态，而且也使他重新认识到了小说叙事对生命存在状况的一种尊重。”[1]而事实也有力证明了这一点：1992年，余华顺利地完成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活着》。从此，这个沉醉于血腥场景的先锋“杀手”，便转而化身为满怀悲悯之心的人道主义者。在《活着》中，余华撇下往日的话语霸权者身份：整篇小说故事由福贵来讲述，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我”，作为一个跟着人物命运奔跑的倾听者或者小说的记录者而存在。
　　福贵的讲述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福贵赌博、嫖妓、败光家产，父亲死去，以致于岳父强行把家珍接走；第二部分、租种龙二五亩地，家珍回家；母亲病重，进城请大夫被抓壮丁；历经两年，终于摆脱战乱回到家中；第三部分、一家人过上安稳的苦日子，直至有庆死亡，重遇春生；第四部分、凤霞出嫁，生孩子难产而死；家珍不久也死去；第五部分、苦根四岁时，二喜出意外死去；苦根七岁，吃豆子撑死；苦根死后第二年，福贵买牛。季节作为小说叙事时间的重要标志，它在福贵讲述的这五部分中都有所涉及，如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时变化的易理将人生苦难的“四季”一一展现。
　　故事的各个部分季节涉及情况如下表： 文章内容：
　　
　　观察上图表，小说文本中的季节偏向也可见一斑。其中，作者最为偏向的是秋季；其次便是夏季，这是因为小说中福贵的讲述置于夏季这个主体季节中；紧接着便是冬季；最后就属春季。在福贵所述的故事中，每一部分都涉及秋季，这绝非无意而为之。因为在“文学中表现‘季节感’则总是包含感时伤逝的悲哀。”[2]并且，秋季向来就是中国文学中一个传统的表现意象。对于秋季的偏向不但与中国文学中的“悲秋”创作传统有关，而且与作者所要阐明的作品意蕴密切相连。偏向秋季是小说季节指向上的一个突出特点。相对而言，夏季则是故事讲述的背景季节。它在故事的第二、三、五部分都有描述，它与故事的客观讲述环境相一致，与故事情节发展密不可分。
　　二.季节偏向的作用
　　1.偏向秋季的作用
　　a.继承中国文学的悲秋传统
　　“文学创作不仅与作家及其人生经验有关，而且还受历史文化传统和文学惯例的影响。”[3]余华在小说中对秋季的偏向并不纯属偶然，这与中国文学中的悲秋传统有不可言说的关联。秋，原本就给人以一种抑郁寡欢的感觉：不寒而凉，不温且冷。更何况中国文学中的悲秋情怀源远流长，通过秋风、秋叶、秋草等典型的自然景物来阐发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意境，真可谓“自古逢秋悲寂寥”。悲秋，早已成为中国文学的一种抒情传统。
　　在小说文本《活着》中，这秋天不仅萧条肃杀，而且还处处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不但悲，而且恐怖之至。在那个毫无征兆的秋天，福贵他爹因失去面对今后生活的勇气，从粪缸上掉下来便一命呜呼；也同样在那个平常的秋天，有庆因第一个跑到医院为难产的县长女人抽血，结果抽血过多而直接死亡；而在一个寒冷的秋末，女婿二喜被两排水泥板给活生生夹死；三年之后，在那个摘棉花的秋天，苦根因过度饥饿之后的饱食——吃豆子撑死。福贵在一个个寻常的秋天，亲眼目睹亲人们一个个不寻常地死去，然后又亲手一个个地将他们埋葬。在这样一个个告退的季节，生命的逝去就如同在秋风中飘落的一片片枯叶，演绎着最凄美的伤感。以悲景写悲情，以悲情观悲景，让这原本就肃杀的风景更平添了无限的凄凉，这与中国文学的悲秋情怀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b.强调作品中的“受难“意识，从而深化作品主题
　　小说题目“活着”反映的是人类最基本、最简单的一种生存需求：活着。但是，在这看似简单、寻常的需求背后却包含复杂的、不同寻常的生命境地和人生况味。要活着，就必须面对这人世间的一切：包括苦难、逆境，无论怎样，你都必须克服，只有这样，你才能活着。因此，这活着的背后暗含了深层的“受难”意识。
　　福贵必须面对家产由于赌博而输光后的一切，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秋天：要从砖瓦大宅中搬出来去住茅屋、父亲死去、岳父强行把家珍接走、当光家中值钱的东西仍难以维持生计、母亲踮着小脚带着凤霞挖野菜度日、必须学做从未干过的农活养活老母和女儿。不过仅把这些苦难加诸福贵身上还远远不够，更大的困难、更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进城请大夫给娘看病，却被抓壮丁，这是在深秋；两年后的初秋，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家中，却是娘早已入土，凤霞因发高烧而变哑，之后又因生孩子产后大出血而死；福贵说“我的一双儿女就这样都去了，到了那时候想哭都没有了眼泪。”[4]可是，这还不是苦难的终结，这只是苦难正在进行的一个个演习。在后来的七年里，二喜和苦根也相继死去，只剩下福贵和一头老黄牛相依为命。除了母亲、家珍以及凤霞，所有的亲人都死在秋天。这一桩桩死亡和生命的丧失，让福贵触目惊心、悲难自禁。在这最深的苦难和最大的折磨背后，福贵已无所畏惧死亡或者与死亡有关的一切了。他也曾经试图作出一些本能的反抗，但这些反抗相对于苦难本身而言又显得极其微不足道。所以，他也便没有了诸如反抗之类的想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顺其自然地活着，为活着而活着。他现在也老了，他等待死亡。可现实中他却偏偏不死，他成了“老不死”的，必须活着享受这生的悲哀。至此，作品中的“受难”意识已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活着”这种“受难”式的主题中，福贵“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他是我见到的这个世界上对生命最尊重的一个人，他拥有着比别人多很多的死去的理由，可是他活着。”[5]
　　c.秋季的循环更替，有力地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在《活着》中，季节描写散见于小说各部分，往往通过景物描写或者从衣着、农作物等方面来暗示其所处的时节。“季节作为叙事时间的重要因素，既是记录人物成长的生命刻度，又是推动情节发展的不息动力”，[6]季节的循环更替，不但暗示时间的流逝，见证人物的成长，更有力地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在故事的第二部分中，福贵被国民党抓壮丁走的时候是深秋，而历经两年的千辛万苦回到家中却是初秋时节。由深秋到第三年初秋，于是秋季便在这里循环。时间流逝，世事也随之变迁，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福贵走之前，母亲病重，凤霞活泼可爱，龙二是村里那个神气的地主；离家两年，归家之后发现：母亲在他离家两个多一点月的时候就死了；凤霞也在一次高烧之后变哑；村里开始搞土地改革，他分到了原来租种龙二的那五亩地；龙二倒大霉，最后给枪毙掉。一个秋季的循环既交待时间的变更，又有条不紊地叙述出这一时段里世事的变迁，有力地推动故事情节不断向前发展。
　　2.偏向夏季的作用
　　a.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为人物活动提供背景，给读者展现一个完整的故事框架
　　“我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时候，获得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7]正是在那个夏天刚刚到来的季节，我遇到了那位叫福贵的老人，“这位老人后来和我一起坐在了那棵茂盛的树下，在那个充满阳光的下午，他向我讲述了自己。”[8]因此，福贵漫长的自我诉说便在夏季中展开。福贵的讲述并不是那样一气呵成，他在每一个部分讲述完之后都有停顿。在漫长的诉说过程中，福贵“赤裸着胸膛坐在青草上，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照射下来，照在他眯缝的眼睛上。”[9]第一部分讲完之后，“我”便被他的故事给紧紧地抓住了，就像鸟爪抓住树枝那般；第二部分讲述完成，“我”并没有离开，在夏季里，“我”在树荫里一直坐到夕阳夕下；讲述完第三部分，“我”就像一个哨兵一样守着福贵，他下地耕田，“我”就在树荫下等他；故事的第四部分讲述结束，夏季的田野看上去是那么地广阔，那么地无边无际；故事讲完，老人和牛渐行渐远，“我”看到农舍屋顶升起的袅袅炊烟，听到妇女吆喝孩子的声音，遇到一个担肥的男人，感受到黑夜的从天而降。就这样，每一个部分讲完，小说中都有一个与夏季有关的描写，它们有的是直接描绘夏季景色，有的则是写夏季的阳光、汗水、树荫等，我们不妨把这些统称为“夏季意象”。在小说文本中，故事大的讲述背景是夏季，故事的部分与部分之间也穿插有“夏季意象”。于是乎，故事的部分与部分之间因“夏季意象”而关联起来并且拼合得天衣无缝，给读者展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不是一个个独立的小故事。
　　b.讲述氛围与故事氛围形成强烈反差，反衬出故事氛围
　　且看福贵讲故事的具体背景：夏季的午后，树荫下乘凉。的确，这是一个讲故事的好时机，因此，作者有意把福贵的讲述设置在这样一个情境中。这里有茂盛的树叶、棉花、草帽，有泛黄的池塘、青草、草丛，有老人、老牛、犁，有老人的吆喝，有古板的田地，有老人和老牛黝黑的脊背，有老人令人感动的嗓音，有老人黝黑的脸以及脸上的皱纹，还有夏日的骄阳。这样的情境设置给予我们一个很轻松的故事讲述氛围，就如同可以闲话家常一般，随意地讲讲自己以及与自己有关的过去。而福贵给“我”讲述的却是一个个那么不让人轻松的故事，这其中有苦难，有血腥，有恐怖，甚至还夹杂着诸多死亡。很显然，讲述氛围与故事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强烈的反差，而故事便在这样一个明显的对比和反差中继续展开。
　　分析小说文本，我们轻而易举地发现：夏季或者与夏季有关的意象贯穿小说的始末。但它们都是很自然、很简单地描绘，无论是夏日的阳光，还是夏日里的田野，亦或者是夏日骄阳下的树荫，都丝毫没有夸饰之嫌，都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简简单单的意象，所营造出来的也是一个轻松的氛围。不似故事氛围那般紧张：苦难一刻也不消停，不给人半点喘息的机会；死亡也接踵而至，连哭也都让你没有眼泪；恐怖的气息也在缓缓弥漫，笼罩在听者心头。于是，这个在轻松情境中讲述的沉重故事便得到有力地凸显，这似乎与“以乐景写哀情”的表现手法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除以上两个季节之外，小说文本中对冬春两季也有所谈及。冬季描写主要显现在两处，一处是福贵被抓壮丁后，替国民党军拉大炮而被解放军包围时的悲惨遭遇：又冻又饿，冻死的，饿死的，战死的人堆在一起就像小山包一样，上面盖着一层薄薄的雪花。在被包围的那段时间里，天气也越来越冷，福贵他们睡在战壕里，睡上几分钟就要被冻醒一次；刚被包围的时候，国民党还给空投大米、大饼子，到后来没有任何东西可吃，在寒冷的冬天只能吃生米来充饥。另一处便是凤霞在冬天里生孩子，产后大出血而死。冬天本来就是一个逝去的季节，在这里不仅仅是万物的消亡，其中还有人的遭难，人的消逝，把断粮的苦难和凤霞的死都置于冬季，在那份哀叹万物逝去的悲情之中所增添的悲凉又何止一分。再看春季，这本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是一个草长莺飞的季节，而积劳成疾的家珍却死在初春。她劳碌一辈子，却在初春带着她的软骨病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春天里，万物在生长，而她却已然消逝，这给福贵增重一分“受难”意识，给读者带来一丝哀伤。
　　小说文本中的季节描写简单却又存在明显的偏向，这一偏向背后所包含的却是余华对简单原则的推崇，“正是因为对简单原则的极力推崇，《活着》才赢得了某种近乎透明的审美效果。”[10]《活着》用简单而平静的语言，简单化的叙事规则，简单的叙述者，表达简单的生命本体的要求。所有的简单加之一起，便不那么简单。笔者对小说文本中的季节偏向及其作用的研究，开启对余华小说中季节偏向进行研究的先例，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余华的创作姿态和情感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洪治纲：《余华评传》，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
　　[2]蒋茂柏：《川端康成文学的季节感与自然美》，郑州：美与时代（下半月）2009年第4期.
　　[3]王先霈 孙文宪主编：《文学理论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
　　[4]余华：《余华作品集》（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61页.
　　[5]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页.
　　[6]张倩：《论<红楼梦>的季节叙事》[硕士学位论文].浙江：浙江师范大学，2009.
　　[7]余华：《余华作品集》（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
　　[8]余华：《余华作品集》（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3页.
　　[9]余华：《余华作品集》（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6页.
　　[10]吴义勤主编：《余华研究资料》（乙种），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95页.
　　
　　樊小玲，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09级汉语言文学（试验班）学生。

• 樊小玲： 《活着》中的季节偏向及其作用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