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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9期 ID: 148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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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言”“二拍”看明代徽商千金逐色背后的慕官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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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言”“二拍”看明代徽商千金逐色背后的慕官情结

◇ 刘莉

　　摘要：“三言”“二拍”被看作是研究明代徽商生存状况及其价值取向的重要材料，其对好色徽商形象的描写一向被视为徽商具有慕色情结的佐证。支配徽商一反勤俭持家传统，千金逐色行为的心理动因除慕色心态外，也有慕官情结的因素。
　　关键词：“三言”“二拍” 徽商慕官情结
　　
　　作为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典范之作，“三言”“二拍”忠实地记录了明末的社会状况，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新的社会思潮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观念的变迁，都以文学形式作出了反映，并以时代敏锐观察者的角度，将崛起于明代中后期的徽州商帮纳入创作视野，通过一个个生动形象的故事揭示了明代徽商的典型特征，从而成为当今研究明代徽商的重要资料。
　　徽商的崛起与徽州恶劣的自然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徽州人口众多，种植环境恶劣，使得徽州的粮食生产始终不能自给。《徽州府志》云：“郡之地隘，斗绝在其中。厥土骍刚而不化，高水湍悍，少瀦蓄，地寡泽而易枯。旬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大山之所，多垦为田，层累而上指，至十余级不盈一亩。”[1]这种山多地少，恶劣而脆弱的种植环境，使得徽州难以像其他平原地区那样靠粮食种植业生存。“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2]在生活的压力下，很多徽州人被迫选择外出经商。《歙志》：“吾邑之不能不贾者，时也，势也，亦情也。……乃今邑之人之众，几于汉一大郡，所产谷粟，不能供百分之一，安得不出而糊口于四方也？谚语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生，奈何不亟亟也？”[3]“三言”“二拍”中很多故事反映了徽商经商的不易，赚钱的艰辛，如《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初刻拍案惊奇》卷四，以下简称《初刻》），《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以下简称《二刻》）等。故而，徽州人能够深刻体会到生存的艰难，分外珍惜钱财，以勤俭节约为荣，以铺张浪费为耻。饮食上，“贫者日再食，富者三食，食唯粥，客至不为黍。家不畜乘马，不畜鹅鹜，其啬日日以甚”。穿着上，无论富民、贫民，“民尚俭朴，所服不过布素”[4]。这种俭朴的生活方式是徽州普遍认可的。即使家财百万的徽州商人，也依然保持着这一传统。所以明末歙县知县傅岩总结说：“富家虽拥赀，都从分厘积起。在外者苦挣，在家者勤俭，叫他吃着，尚且惜费焉。”[5]然而，徽州商人的这一勤俭持家优良传统又与其逐色时的一掷千金形成了鲜明对比。《五杂俎》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奢而山右俭也。然新安人衣食亦菲啬，薄靡盐薤，欣然一饱矣。惟娶妾、宿妓、争讼，则挥金如土。”[6]勤俭持家，吝于衣食与千金逐色行为间的矛盾背后，隐藏着徽州商人隐秘的心理状态：对美色与权势的迷恋。其中，对权势的追逐更甚于对美色的追慕。
　　在“三言”“二拍”中，徽州商人的贪色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一种较为隐秘，似乎更多是从经商便利的角度考虑，如很多异地经商的徽商采取两头娶大的形式，在经商地另建家庭。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纳妾行为，但两位妻子各处一地，基本没有见面机会，各自拥有相对独立的财产、房屋、子女，各自负责家庭事务，实际上地位相当。比起浪迹青楼的徽商，这已算有所节制。在一夫一妻多妾的封建婚姻制度下，这种行为是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薛妈妈就认为这是“本分之事”（《喻世明言》，卷十八，以下简称《喻》），薛婆对自己女儿的这种两头做大的婚姻形式也毫不避讳，且颇有炫耀之色（《喻》，卷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徽商宣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做生意“方便顺溜”，但实际上，其择女只以外貌为衡量标准。吴大郎追求姚滴珠，徽州某商人欲娶爱娘，都不是因为看中对方的娴淑品德或持家能力，而仅仅是因为她们容貌出众。所以这种貌似合理的婚姻方式中，依然隐藏着徽州商人的好色心理。另一种形式则更直接，表现为赤裸裸的情欲的满足，青楼买笑，与他人妻子发生奸情等，如陈大郎与三巧，孙员外与妓女玉英，程朝奉与陈氏等。男子好色与财富间本没有必然联系，但在“三言”“二拍”中，徽州商人的贪色之所以表现得如此明目张胆，重要原因是有财富作后盾。尽管平时生活节俭，但徽州商人在逐色方面毫不吝啬，一掷千金：吴大郎为滴珠挥霍不下千金；陈大郎与三巧“往来半年有馀，这汉子约有千金之费”（《喻》，卷一）；新安大贾孙员外为妓女玉英“费过千金”（《喻》，卷十二）；汪朝奉在青楼中“秤银子办起东道来”，甚是爽快（《二刻》，卷二十八）；孙富为买杜十娘，也愿出千金（《警世通言》，卷三十二）。
　　对于徽州商人的这种千金逐色的行为，学界多有讨论并形成共识，认为贪恋女色确实构成明代徽商的一大特点。对这一特点的形成原因，也进行了较深刻的阐释，如有学者指出，徽人慕色心态的形成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徽州重商及早婚习俗的影响，过早的娶亲外出经商使得青年男子对女色难以抗拒。如潘甲与姚滴珠成亲才刚两月，潘父就强迫儿子外出行商：“如此你贪我爱，夫妻相对，白白过世不成？如何不想去做生意？”（《初刻》，卷二）；其次，晚明纵欲之风、时代享乐风气的影响；再次，小说家的渲染与再创作[7]。这些分析较为深刻，对此，笔者不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徽商千金逐色背后隐秘的慕官心态，也是他们能够在美色面前绝不吝啬的重要原因。对于徽商的慕官情结，学界有所讨论[8]，但于逐色与慕官间的关系却鲜有论述。由于封建社会长期贯彻“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自古以来商人地位就比较低下，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观念的变迁，尤其是明代市井百姓普遍具有的艳羡财富心理，使得具有巨额财富的徽商，前所未有地增强了自尊心与自信心。明代通俗小说作者多把商业看作正当职业，并对商人的富裕生活充满艳羡。“三言”“二拍”不但对商人无歧视之意，更在《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中安排了商人遇仙的情节。在此之前的小说中，艳遇往往是士子的特权，而且更为奇特的是，神女居然还颇有经商头脑，指点徽商成功获利。但作者也注意到，作为新兴阶层的商人并不具备完全独立的能力，封建统治不可能接纳他们进入统治阶层，他们的财力与权力并不对称。没有国家机器强有力的保障，其财富、人身安全随时受到威胁。蒋世泽丈人家三代在广东经商，仅仅“因罗家近来屡次遭了屈官司，家道消乏，好几年不曾走动”，家业凋零，商路也断绝了（《喻》，卷一）。江家本分经营，只因财富招人眼红，莫名其妙牵扯进官司，尽管损失钱财无数，但毕竟官司了结，全家居然以为幸事（《二刻》，卷十五）。“三言”“二拍”中有多篇类似的突来横祸的故事，说明在封建社会中商人确实不具备自保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有实力的徽商便以结交官府为己任，期望获得护佑。他们采取多种手段与官府建立联系，如培养子弟科举，以捐纳方式直接进入官场等。在“三言”“二拍”中，更有徽商通过建立姻亲的方式与官员结盟。“原来徽州人有个僻性，是‘乌纱帽’、‘红绣鞋’，一生只这两件不争银子，其余诸事铿吝了。”（《二刻》，卷十五）徽州商人爱慕容貌非凡的爱娘，因其有二品夫人之命，便毅然克制好色之心，每日分床而睡，如此有自制力的人，听说有可能将爱娘嫁给韩侍郎时，却“先自软瘫了半边”，“巴不得就成了”。尽管只是做妾，也“不争财物，反赔嫁妆，只贪个纱帽往来，便自心满意足。”“慕色心重”的徽州商人不惜三百两重金聘下爱娘，最后却将她送给了别人，可见，对于徽商而言，“红绣鞋”的魅力显然敌不过“乌纱帽”的诱惑。徽商奢侈婚嫁的背后隐藏着对结交官府的真切渴望。
　　由此可见，徽商千金逐色的行为动因是比较复杂的，有慕色与慕官两种心态的交互影响。从慕色角度来看，这一行为更多体现为徽商在积累财富后对享乐生活的向往；从慕官角度来看，则更多体现为徽商为寻求权势庇护，保证经商活动的顺利发展所作出的投资。当然，这两种因素彼此并不排斥，还相互融合，共同支配了“三言”“二拍”中徽商的千金逐色行为。
　　
　　（本文为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AHSK07-08D22。）
　　
　　注释：
　　[1]参见康熙《徽州府志》卷二《舆地志下·风俗》。
　　[2]参见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汪伟奏疏》。
　　[3]参见万历《歙志》卷十。
　　[4]参见康熙《徽州府志》卷二《舆地志下·风俗》。
　　[5]参见傅岩《歙纪》卷五《纪政迹·修备赘言》。
　　[6]参见谢肇淛：《五杂俎》卷四。
　　[7]潘慧琼：《明代通俗小说中慕色徽商形象的文化解读》，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8]李小荣：《“朝奉”的称呼与徽商的慕官情结》，海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刘莉蚌埠安徽财经大学文艺学院 233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