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热河日记》是18世纪后半叶朝鲜学者朴趾源随其堂兄率领的赴清贺乾隆皇帝七十寿诞的使节团来到中国，回国之后创作的日记体纪行文。本文以《热河日记》为例，从其补中国之史料、言时人不敢言之事两方面入手，论证外国旅行家的游记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影响。《热河日记》因记述较为真实，具有论证的可信性。
　　关键词：《热河日记》 中国古代史 影响
　　
　　一、补充中国康乾盛世之史料
　　（一）生活细节
　　一般来看，中国的史学家对于当时生活细节的记载并不是很详尽，而且对这些生活细节不以为意，更不要说从这一方面来看盛世的繁荣了，而《热河日记》在这一方面就能够给我们研究当时的历史以补充。
　　朴趾源的《热河日记》记载了当时中国市井生活的面貌，记录了中国史学家很少关注的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他渡过鸭绿江，来到中朝边境——栅门的时候，仅仅在栅外匆匆地一瞥，就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复至栅外，望见栅内闾阎皆高起五梁，苫草覆盖，而屋脊穹崇，门户整齐，街巷平直，两沿若引绳然，墙垣皆砖筑。乘车及载车纵横道中，摆放器皿皆画瓷，已见其制度绝无村野气。”[1]由此可见康乾之时栅门的情景，而中国史料对这一方面是不重视的，故这种细节描写也是很少的。
　　朴趾源对小旅馆内外摆设的描写也是细致独到的：“周视铺置，皆整饬端方，无一事苟且弥缝之法，无一物委顿杂乱之形，虽牛栏豕栅莫不疏直有度，柴堆粪亦精丽如画。”[2]以“精丽如画”来形容柴堆粪，朴趾源可算作古今中外第一人了。
　　（二）繁荣的市场经济
　　康乾盛世时，很少有人用市场经济的观点来记述当时的状况，朴趾源却发现了当时人们的市场经济意识。清朝经济十分繁荣，工商业十分发达，而这种繁荣的景象在《热河日记》中有着大量的记载。但是对于这种繁荣，中国的史学家是习以为常的，故少有介绍。
　　朴趾源在去沈阳的途中，看到“来商去旅络绎不绝”，为此，他专门撰写《市肆》予以展现：“今行千余里之间所经市铺，若凤城、辽东、盛京、新民屯、小黑山、广宁等处，不无大小奢俭之别，而盛京为最，皆纹窗绣户。夹路酒肆，金碧尤盛……其招牌、认榜竞侈争华，即其观美，浪费不啻千金。”[3]可见中国商人们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主动，不惜重金装饰其店面，从而展示了市场经济的独特魅力。到了沈阳，繁华的街道让朴趾源大开眼界：“通衢筑台，为三檐高楼。楼下出十字路，毂击肩摩。热闹如海。市廛夹道，彩阁雕窗，金扁碧榜，货宝财贿冲韧其中，坐市者皆面皮白净、衣帽鲜丽。”[4]这种商家临街坐市的方式，正是当时城市主要的商业经营方式。沈阳“平明，满城炮声如雷，市廛朝起开铺门，例放纸炮”[5]，又让我们看到了当时沈阳商家的习俗，这种习俗一直延续至今。来到全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北京，朴趾源更是目不暇接，在报国寺内，他看到“月三五为市日，海内百货辏集佛殿。三寮厢周遭，而居僧鲜少，皆京外商旅，无异贵，……中间为大路，廛铺罗列，车马闹热，不独市日为然也”[6]，而在隆福寺，“百货盈庭，珠玉珍宝之物磊落宛转于履屐之间，令人足如也，心怵如也，而视瞿瞿也”[7]。他还看到内阁学士嵩贵放下官员的威严，亲自和商人交易，足见当时繁华的市场经济对人的诱惑，然而中国史料对于官员参与交易的记载很少。在整个行程中，朴趾源见到了当时铺户贸易的盛况，商品丰盛，种类繁多，分工精细，如当铺、酒楼、绸缎铺、首饰铺、花鸟铺、书册铺等等，这些基本上满足了当时百姓多样化的市场经济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热河日记》中，朴趾源还记载了清朝盛世年间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贸经营方式，如在前屯卫，朴趾源观看了一家毳帽厂的生产情况：“共有三铺，一铺为三五十间，铺中所造工人，不下百人。……造铺者皆脱衣工作，手若风雨。”[8]这又为研究中国古代史提供了佐证。
　　（三）各民族风俗
　　当时，很少有人对各民族风俗习惯进行深入研究并加以记载，《热河日记》可以使我们对当时的各民族风俗进行还原，从而弥补中国史料的缺陷。下面笔者就以满族为例来看一下《热河日记》是如何详尽记载民族风俗习惯的。
　　满族妇女对头发的装饰是比较注重的，其中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在头发上插花。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多处描述了不同年龄、不同地位的女子的这种插花习俗，如凤凰山下村庄中鄂姓家的母亲，“年近七旬，满头插花”；通远堡的“意谓主家婆娘”，年纪在“五旬以上”犹“满髻插花、金宝消”；即便是“颠发尽秃、光赭如匏”的迎亲妆婆、乳媪，“寸髻北指，犹满插花朵”。“插花以饰发”的这种习俗是满族妇女的一种共同爱好，这种审美观念已融入到她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中。满族妇女的这种习俗是与她们居住条件有一定关系的，这在《热河日记》中也有反映：“向夕暑气益炽，急往所寓，高揭北窗，脱衣而卧。北庭平广，葱畦蒜唯，端方正直。瓜棚鲍架，磊落荫庭。篱边红白蜀葵及玉替花方盛开。檐外有石榴数盆及绣球一盆、秋海棠二盆。鄂之妻手提竹篮，次第摘花，将为夕妆也。”[9]
　　二、言时人不敢言之事
　　作为一名外国旅行家，朴趾源可以冷静客观地观察中国，并可以将看到的一切毫无顾忌地写下来。
　　（一）康乾盛世下的危机
　　朴趾源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在途中看到了康乾盛世中的太平景象，但他也发现了隐藏在盛世光辉下的种种危机，并把这种危机记录下来，客观地评价了当时的中国。
　　在前往栅口的路上，他看到了这样一幕：“平明发行，路逢五六胡人，皆骑小驴，帽服褴褛，容貌疲残”，细细一问，“皆凤城甲军，往戍爱剌河而雇人倩往云。”原来他们是受雇于边防的胡人，由此，朴趾源感叹道：“东方则诚无虑矣，然中国边备可谓疏矣。”尽管边疆太平无事，然而出现这种雇佣人员守卫边防的情况却是一个不祥之兆，这正是当时潜伏的危机。
　　朴趾源还见到了大清国大名鼎鼎的人物——和珅，“问之，晶顶者乃户部尚书和珅也，眉目清秀，俊俏轻锐，而但少德器。”在中国，朴趾源了解到了这位权倾朝野的人物的情况：“今户部尚书和珅，皇帝宠臣也，兼九门提督，贵振朝廷。”朴趾源以高度的政治敏感，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其危哉！”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证实了他的预言。通过朴趾源的视角，我们可从中更加清晰地了解和珅其人。
　　另外，朴趾源还意味深长地写了《十可笑》，“十可笑”即“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神乐观祈禳、武库器刀枪、营缮司作场、养济院衣粮、教坊司婆娘、都察院宪纲、国子监学堂、翰林院文章”，暗示着当时盛世之下的种种吏治弊端。这些情况在中国的正史中是看不到的，而野史的可信性又不高，《十可笑》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
　　（二）民族政策的表述
　　《热河日记》描述了中国史料没有记载的一些关于民族政策方面的内容，既能够真实地反映当时的清政府状况，对今天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朴趾源以其非凡的历史眼光和敏锐的观察力，指出了清朝统治者为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对中原的汉族及边疆的少数民族实行的不同政策。
　　1.对汉民族的政策
　　（1）尊崇朱子学，对汉族士大夫进行思想统治
　　朴趾源认为，清朝统治者掌握全国政权后，为了确立夷族王朝的名分和正统地位，主动推崇朱子学为正统思想，并通过征集图书、编纂《四库全书》等文化事业，统治广大汉族士大夫的思想及言论。他进一步指出，实际上，清朝推崇朱子学是对中原士大夫采取的怀柔政策，以期阻止朱子学真正的发展，而中原士大夫最终也会识破清统治者的别有用心，走上反朱子学的道路。
　　（2）举行大规模的编纂事业，抵制汉族士大夫的反清思想
　　《四库全书》的编纂事业是乾隆时代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引起了朴趾源的格外关注。朴趾源出使中国的时间是1780年，正值《四库全书》编纂事业接近尾声之时。他认为无论是康熙时期的《古今图书集成》，还是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编纂事业，虽然二者都是以继承朱子集注群书的遗志为名举行的大规模编纂事业，但实际上不过是模仿了明朝为了统治士大夫而举行《永乐大典》编纂事业的政策而已。他进一步指出，清朝通过大规模的图书编纂事业，一方面可使汉族士大夫专注于校勘古今图书的庞大工程，借此削弱他们的反清意识；另一方面凭借收集图书的机会，检索出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事实上，从1774年到1793年长达19年的禁书活动，全部禁毁书籍达3100多种，15万部以上。[10]因此，他将清朝的图书编纂事业比喻成秦始皇时期恶名昭著的“焚书坑儒”。
　　2.对少数民族的政策
　　（1）借避暑的名义防备蒙古族南下
　　朴趾源认为，蒙古族不是单纯的骑射民族，他们不仅兵马强壮，而且文化程度也不亚于满族，因此是清朝潜在的第一个敌对势力。大清目前之所以安然无事，是因为蒙古“四十八部之王，亦安得徒拥控弦，驰逐狐兔于塞下而已”[11]。他们势均力敌，各自为政，莫敢先动。
　　朴趾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热河乃长城外荒僻之地也，天子何苦而居此塞裔荒僻之地乎，名为避暑而其实天子身自备边，然则蒙古之强可知也”[12]，“今吾察热河之地势，盖天下之脑也，皇帝之迤北也，是无他，压脑而坐，扼蒙古之咽喉而已矣，否则蒙古已日出而摇辽东矣。辽东一摇则天下之左臂断矣，而河湟天下之右臂也，不可以独运则吾所见西番诸戎，始出而窥陇陕矣。”[13]就因为“天下之患常在北虏则，迨其宾服，自康熙时筑宫于热河，宿留蒙古之重兵，不烦中国而以胡备胡，如此则兵费省而边防壮，今皇帝身自统驭而居守之矣。”[14]他还认为，“大抵天子近北居住，数出巡猎，则诸胡虏不敢南下放牧。故天子往还常以草之青枯为期，所以名避暑者，此也。……诸臣常得驰马奏事，视漠北如门庭，身不离鞍，此圣人安不忘危之意云。”[15]
　　朴趾源的上述看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康乾盛世时期对边疆政策的特点之一就是“分而治之”。作为外国人，朴趾源能够作出如此精辟客观的论断，真不愧为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他的论断也给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思想以一定的借鉴。
　　（2）利用藏传佛教控制蒙藏地区
　　清朝乾隆年间，朝鲜使臣每年都要定期到热河谒见中国皇帝，之后，乾隆都要安排朝鲜使臣到扎什伦布拜见班禅额尔德尼。朝鲜使团到热河是为了庆贺乾隆帝的万寿节，并不是为谒见班禅，而他们到热河拜见班禅喇嘛是被迫的。《热河日记》指出，乾隆帝令朝鲜使臣到热河谒见班禅额尔德尼，也是为了扩大班禅额尔德尼政治、宗教影响的策略。
　　朴趾源在热河看到清朝皇帝为遏制蒙古，安抚西藏，扶持和利用喇嘛教的种种苦心后指出，清朝皇帝以极高的礼仪优待班禅及喇嘛，是想通过藏传佛教来统治蒙藏地区。“西蕃强悍而甚畏黄教，则皇帝循其俗而躬自崇奉，迎其法师，盛饰宫室以悦其心，分封名王以析其势，此清人所以制四方之术也。”[16]“皇帝迎西番僧王为师，建黄金殿以居其王，天子何苦而为此非常僭侈之礼乎，名为待师而其实囚之金殿之中，以祈一日之无事，然则西番之尤强于蒙古可知也，此二者皇帝之心已苦矣。”[17]
　　其实对于这些情况，中国当时的学者、文人是心知肚明的，只是迫于政府的压制，他们不敢言，加之当时的清政府还在施行“文字狱”，更让众多思想家对这些问题缄默不语，因此中国史料对这些情况鲜有记载，这些外国游记则弥补了中国史料的缺陷，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史问题提供了借鉴。
　　
　　注释：
　　[1][2]朴趾源：《热河日记•渡江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第12页。
　　[3][8]朴趾源：《热河日记•马日汛随笔》，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第81页。
　　[4][5]朴趾源：《热河日记•盛京杂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第38页。
　　[6][7]朴趾源：《热河日记•盎叶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342页，第346页。
　　[9]吴绍：《<热河日记>与满族民俗》，延边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10]黄爱萍：《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11][12][13][14][15][16][17]朴趾源：《热河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541页，第531页，第541页，第650页，第608页，第650页，第630页。
　　
　　（郑文明 山东省沂南县砖埠中学 273400）

• 郑文明： 外国旅行家的游记著作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影响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