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镜像.社会规范陈晓燕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1年第9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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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9期 ID: 148692

[ 陈晓燕文选 ] 　　

自我.镜像.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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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镜像.社会规范

◇ 陈晓燕

　　摘要：邓友梅的《在悬崖上》以一个婚外恋故事，描述了被社会规范压抑和规训了的自我意识重建的努力，技术员“我”以加丽亚为镜像而获得自我意识的重建，并试图实现自我意识对社会规范的彻底突破。但镜像与真实并不等同，加丽亚的拒绝最终使“我”走出了镜像营构的想象性世界，放弃自我意识的重建，重新回到社会规范的规约之中。
　　关键词：《在悬崖上》自我意识镜像社会规范
　　
　　邓友梅的短篇小说《在悬崖上》，叙述了年轻的技术员“我”在妻子与漂亮的年轻女子加丽亚之间的情感困惑与抉择。这个以婚外恋为题材的小说自发表以来就引发了各种争议，在“十七年”时期甚至还遭到强烈的批评，被批为“毒草”。新时期以后，对《在悬崖上》的研究和评论越来越多，随着研究视角的不断开发，对作品深层的主题内蕴的解读也趋于多元化。已有的研究，在女性意识、知识分子话语等许多方面都展开了有意义的探讨，新时期对这个富有争议的作品的阐释可谓深入而广泛。但是文本中存在的一些疑问，似乎还没有得到透彻的解答，这个婚外恋故事引发的思考恐怕还有很多。
　　一、两位女性
　　“我”所面对的这两位女性，在思想、气质、风格上有着巨大的差异。妻子贤惠、善良、克制、秀美、严格要求自我、积极追求政治进步，是“十七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整个社会标榜的贤妻良母型女性。她的朴实、实用、政治第一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赞扬，可谓最合乎五六十年代道德、审美标准的典范。五六十年代，诸如欣赏美丽、讲究外在美、爱慕风度等审美追求是不被社会认可和接受的，以政治进步为核心内容的内在心灵美和精神的充实是人们崇尚的对象。为了排除外在形式、物质的因素对于“政治第一”审美标准的干扰，人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将这种审美倾向绝对化，通过故意忽略外在美，强调外在形象和生活的朴实，来保持唯政治化的社会审美标准。小说中妻子对“我”说的“一个人的好坏不在他的打扮上，在灵魂里！”一句，传达的就是当时以内在美去否定外在美的合理性的思想。它从妻子的口中说出就表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妻子”就是这一时期社会规范的典型代表。
　　然而在这样的社会规范里，加丽亚则像一个异类，她漂亮、靓丽、活泼，而且无视既定的社会规范，装扮漂亮、热爱跳舞、奉行快乐原则、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一套审美和道德准则来处世，她的作为无异于对既定社会规范的蔑视和挑战。有趣的是，尽管加丽亚和社会规范如此格格不入，她还是吸引了众多男人的目光。男人们的青睐和环绕说明了社会规范对人的束缚只能在意识层面；而在潜意识层面，与人的审美本能有尖锐冲突的社会规范是无能为力的。当然潜意识层面的小小放纵最终还是会被意识层面的社会规范收服，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躁动之后，这些被吸引的男人们又恢复平静，潜意识的小小波澜渐渐平息。然而对“我”而言，问题就不仅仅是潜意识的小小放纵了。
　　二、社会规范与自我意识的角逐
　　其实，技术员的妻子也是一位优秀女性，为什么技术员遇到加丽亚之后很快就产生了离开妻子的念头？这个疑问显然不能简单地用“喜新厌旧”来解释，以“爱情理念缺失”[1]这种单一的观点来阐释男主人公要离婚的行为似乎也过于狭隘。
　　1.婚姻——规训与接受规训
　　先从技术员与妻子的婚姻着手分析。首先是“我”对妻子的感情是仰慕、敬佩，但是“我”与妻子之间缺乏由共同趣味、爱好所引发的情感共鸣，缺乏相互吸引、相互爱慕而带来的愉悦感，他们之间更像是学生与导师之间的感情，“导师式”的妻子显然不能满足“我”对感情的需求和期待。其次是他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分歧，且分歧总是以“我”对妻子观点的认同而结束。比如结婚买家具的时候，技术员主张买有弹簧的双人床、美术化的大理石台灯，显然他注重的不仅是实用还有外观美，但是妻子以生活要节俭这样的合理理由轻易地否定了他对于美的合理追求。作为社会规范的典范代表，妻子对丈夫的建议、谈心和要求，无异于社会规范对一个初入社会之人的教育和规训，而“我”与妻子的婚姻，则更像一个课堂，不断地纠正“我”与社会规范不相符合的地方。这种教育和规训似乎也很有成效——我的设计开始摒弃“我一向追求”的“表面华丽的作风”，而“竭力从实用和大方上着手”，而且“得到了表扬”。可见，社会规范对人的教育和规训无疑是成功的，但却是以人的自我意识被压抑为代价的，“我”自己的个性爱好和趣味逐渐“淡下去”了，严实地包裹在厚重的社会规范的框架之内，但是他的“自然情感的需求是处于压抑状态的”[2]。
　　2.出轨——自我意识的重建
　　然而，加丽亚的出现使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我”在加丽亚的身上看到的是青春、活泼、时尚、美丽、大方，这些性格元素与“我”的年龄、阅历所决定的内心需求深深契合，已婚的“我”不由自主地被加丽亚所吸引，加丽亚身上的这些元素激发了“我”深藏于内心的种种趣味，如欣赏美丽、热爱跳舞、爱慕风度、讲究外在美等等，这些都渐渐展露出来。长时间被社会规范制约的技术员，在加丽亚那儿似乎一下子找到了自己，这就是技术员“自我”意识的复苏。在这个自我意识复苏的过程中，加丽亚充当了“我”的镜像。“镜像”是拉康镜像理论中的概念，拉康认为，婴儿在对镜子中影像的认同中开始建立自我的意识，“此一认同从本质上看既是一种审美认识，也是一种虚幻，它表示的是主体趋向于整体性和自主性的努力。”[3]当“我”观照、欣赏这个镜像的时候，也逐渐恢复对自己的那些被压抑的内心需求的正视，“我”在对加丽亚的欣赏中重新获取自己对属于自我的个性爱好和趣味的信心，开始重建自我意识，其间加丽亚让“我”感受到了被压抑的自我意识获得释放之后的自由感和畅快感，于是“我”不可遏制地对她产生了爱恋。
　　有的论者认为：“加丽亚这一‘尤物’般的形象，不仅是男性欲望的投射，也是知识分子追求自由、反抗主流话语规范的曲折隐喻。”[4]笔者认为，“我”对加丽亚的爱恋，除了上述这些因素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加丽亚实际上还是“我”的自我意识的“镜像”化存在，“我”在对加丽亚的观照中重建了自我意识，重建过程中充满了“我”对自我独有的那些个性、趣味不断的肯定和赞美。比如“我”和加丽亚跳舞的时候，“音乐一响，我俩就旋风似的转过了整个大厅，人们那赞赏的眼光紧追着我俩闪来闪去。”这样的目光令“我”深感愉悦，愿意与加丽亚在一起，其实是更愿意看到一个受到欣赏的自我，与其说是“我”对加丽亚的爱恋，毋宁说是“我”的自恋。
　　3.离婚——在对规范的冲击中完成自我的重建
　　“我”对加丽亚的这份爱恋，更深层的是自恋，因此爱上加丽亚不仅仅意味着自我意识的重建，更多地意味着自我意识有了冲击社会规范的冲动，突破社会规范的压制而张扬自我。所以“我”对作为社会规范代表的妻子越来越看不顺眼了，“每当我看到加丽亚的可爱处，便暗暗去和妻的讨厌处相比。”“比较”，就意味着自我对社会规范的初级冲击，而且很快更高级别的冲击不可阻遏地到来——“我不能否认妻在品质上、思想上那些值得尊敬的地方，我觉得这对一个革命同志来说是重要的，但不一定适合做我的爱人！既这样，何不换个人？”因为有了自我意识的出现和干涉，“我”对妻子的有保留的评价，实际上显示了“我”对社会规范的敬而远之的态度——敬畏而不认同，更不愿接受规训。要与妻子离婚的决心，则是彻底张扬自我意识的表现。在这里，离婚甚至等同于一场仪式，是表明自我意识获得彻底解放的神圣仪式，因而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即使被科长批评、为舆论鄙视，也在所不惜。
　　4.回归——镜像的毁灭与自我意识重建的破灭
　　加丽亚的拒绝使“我”的离婚决定顿时变得荒唐透顶，“我”最终选择回到妻子身边，回归家庭。关于这个情节，历来很多研究者不得其解。因为，“我”的回归不是因为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此后生活不幸，而是因为加丽亚对“我”的拒绝。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错误的“我”才回归，而是因为第三者的诱惑突然停止。有研究者认为这里存在一个叙事的漏洞，“唯一的弥补办法便是封死加丽亚接受‘我’求婚的可能性，将加丽亚塑造成一个从不考虑结婚、惯于玩弄男人的道德堕落者。也就是说，只有将加丽亚彻底‘妖魔化’，才能圆满地完成‘我’最后的回归，”[5]这种解释看似有道理，实则牵强。从文本前面的叙述来看，加丽亚始终都不是个令人生厌的女性，除了和“我”走得稍微近一些之外，本身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所以后面硬要将加丽亚的拒绝解释为“将加丽亚彻底妖魔化”，显然是有些牵强的。
　　笔者认为，加丽亚的拒绝，恰恰显示的是自我意识重建的破灭。拉康认为，婴儿在对镜子中的影像的认识中建立自我意识，但是这个影像和真实的自己是有差异的，“在婴儿内在真实状况与外在镜像之间存在着一个差异，它不仅表明婴儿与镜像认同的虚幻性本质，同时也提供了误认的认识基础”[6]。镜像是“婴儿自己根据自恋认同与自我联系起来的镜中的自己的影像。因此，这种关系从根本上看是双重的，它既是想象认同又同时是异化的”[7]。也就是说，自我意识建立所依据的镜像，其实是与真实的自己不同的，镜像实际上是一种异化的存在，并非真实的存在。小说中，“我”的自我意识重建是以作为镜像存在的加丽亚为参照的，“我”对于加丽亚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掺杂了“我”的想象，而并非真实的加丽亚，比如文中写道：“我想象中的加丽亚就比现实的加丽亚更可爱、更完美。”其实，作为经历者的“我”后来在叙述这个婚外恋故事的时候也意识到了当时对加丽亚的迷恋有着“想象”成分，那么这些想象其实就是“我”在将加丽亚“镜像化”的过程中强加给加丽亚的，“我”眼中的加丽亚实际上已经是被“我”异化的加丽亚，是“我”自我重建过程中必须存在的加丽亚，但是这个加丽亚与真实的加丽亚显然相去甚远。“我”想象中的、被“我”异化了的、作为镜像存在的加丽亚是靓丽、活泼、对“我”情有独钟，一直等待“我”的爱情表白，只是碍于“我”已婚的身份而不敢大胆去爱。而真实的加丽亚，固然也是靓丽、活泼，她愿意接受男人的追求，却不愿轻易地失掉自己姑娘的名号，她只是把“我”当哥哥看待而不是真的爱上“我”，她怜惜的是自己，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男人。两者之间差异甚巨，“我”却毫无觉察。换句话说，“我”一直爱恋着的是被“我”异化了的加丽亚，而并不是真实的加丽亚，“我”一直生活在我的单相思里。然而当“我”向加丽亚表白的时候，出场发言的是真实的加丽亚，而非被“我”异化了的、想象中的加丽亚，“我”也必然面临被拒绝的尴尬局面。
　　自我意识在对镜像的观照下形成，也就意味着“我”一直存在于关于自我的想象与异化的世界里。当加丽亚以明确的言辞拒绝了“我”，一下子将“我”从这个自我的想象与异化的世界中惊醒，“我”突然发现另一个真实的加丽亚。那个“我”所创造的加丽亚实际上只是自我意识所虚拟出来的一个镜像，于是之前构筑起来的一切想法、期待顿时幻灭，尤其是关于自我意识的构建，“我”突然觉得荒唐之极，“什么‘诗意’，不就是调情么？什么情感，不是自我‘陶醉’么？这不明明是我那些已不知不觉淡下去了的‘趣味’又被加丽亚唤出来，蒙上了自己的眼睛！”这段自责表面上是自我谴责，检讨自己犯错的原因，可是我们恰恰可以看出一些特殊的意味：趣味是“淡下去了的”，留下的是规训的痕迹，也暗示了这正是“我”固有的某些本质，只是迫于情势而深藏其中。自我意识必须依赖镜像才能建立，当镜像消失，自我意识也就失去了重建的依据，一个由自我意识与镜像共同搭建的想象与异化的世界马上会随之坍塌。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加丽亚拒绝之后马上回归家庭的原因，这个回归意味着自我意识重建梦想的破灭，“我”奔回去寻找妻子的行动则意味着“我”再次放弃自我并回归社会规范。
　　从以上论述来看，《在悬崖上》反映的主题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的婚外恋题材意义，甚至超越了一般的道德层面，深刻揭示了人的自我意识对于社会规范的抗争与规约的永恒主题。这是一个相当久远的命题，人类需要生活在社会群体之中，但是社会的特有产物——社会规范，又会对人的自由天性造成压制，这就构成人类永远难解的矛盾，依存于斯又反抗于斯，文学创作恐怕是人类表达这种矛盾处境的最好途径。
　　
　　注释：
　　[1]吉咸乐：《缺失爱情理念的人生悲剧——<在悬崖上>重读》，世纪桥，2006年，第9期。
　　[2][4][5]井延凤：《论<在悬崖上>中知识分子个人话语的曲折表达》，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11期。
　　[3][6][7]刘文：《拉康的镜像理论与自我的建构》，学术交流，2006年，第7期。
　　
　　
　　（陈晓燕湖北襄樊学院文学院 441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