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从1920年鲁迅先生将《水浒传》版本划分为简本与繁本两大系统以来，学界一直存在重繁轻简的现象。关于繁本、简本先后关系的问题，无论是“由简增繁”说还是“由繁删简”说，都体现了用简本以证繁本的倾向。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简本系统研究的论著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有明显提升，其探讨的主要问题有：繁简先后关系、《京本忠义传》的性质、插增“田、王”二传及诸简本间关系等。尤其是关于《水浒传》诸简本间关系问题的探究最能代表本时期简本研究的水平，而在这方面尤以马幼垣与刘世德两位学者的成绩最为显著。总结新时期《水浒传》简本系统研究的成就与得失，可以为未来本领域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水浒传》简本系统 诸简本关系 研究史
　　
　　《水浒传》简本，又称“文简事繁本”，是与繁本相对而言的。上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提出：“知现存之《水浒传》实有两种，其一简略，其一繁缛。”[1]后来的《水浒传》版本研究基本上是在鲁迅所开辟的思路的基础上展开的。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水浒》简本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这主要是由于其文辞粗俗简略，缺乏文采，文学价值不高。“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2]，“刮去肌肉，榨出了血液，只留下一副枯骨架子”[3]，胡应麟、郑振铎等学者的断语，对学界影响很大。《水浒传》“‘繁本’的研究尚很不足，‘简本’的研究更为不足”[4]，这是20世纪以来《水浒传》简本系统研究现状的真实写照。造成简本研究尤其薄弱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简本的许多版本分散于世界各地公私藏家，很难进行汇总比勘，对绝大多数研究者来说，无力从事这项工作。受版本资料方面的限制，《水浒》简本研究界长期以来一直囿于郑振铎、孙楷第的“定论”而裹足不前。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马幼垣、刘世德等学者出国走访、搜寻海外遗珠，陆续发现海外的一些《水浒》简本，对这些版本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也就成为本时期《水浒》简本研究的重要课题，马幼垣、刘世德两位学者用力最勤，成就也最高。本文拟对本时期《水浒》简本系统研究的诸问题进行回顾与综述，并求教于方家。
　　一、《水浒传》简本系统关系繁杂及研究匮乏之原因
　　1.《水浒传》简本系统版本繁杂的原因
　　（1）《水浒》版本特质。《水浒传》作为现存最早的通俗小说，由于随意删改造成版本纷繁复杂。这种特性更能从《水浒》简本的版本状况上体现出来，单就现存的“插增本”便包含斯图加特本、哥本哈根本、巴黎本、牛津残页、德莱斯顿本、梵蒂冈本等繁简各异的不同本子。正如郭英德所说：“至于那些‘文简事繁’的各种版本《水浒传》，由于各本正文文字删改情况不同，前后源流关系也颇为复杂，因此几乎不可能恢复这一版本系统的文本‘原貌’，甚至可以说这一版本系统原本就没有一个单一的祖本。”[5]《水浒》简本此种特质是编写者特殊的编写心理——并非出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崇高心理而是随意为之所造成的。
　　（2）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及书商的营销手段。市民阶层不讲求文辞的雅致，而是追求故事的有趣与热闹[6]，加之求“多”求“全”的心理特质，那些文辞粗俗、故事完整的简本便受到他们的青睐。书商为了迎合市民群体的心理，对《水浒》一改再改，造成了版本繁杂的局面。“明代中叶以后，刻印日繁，简本、繁本杂出，书贾为了牟利，任意删削凑合成书，是简本竞出的主要原因。”[7]这主要是从传播与接受角度阐述《水浒传》简本版本竞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2.《水浒传》简本系统研究匮乏的原因
　　（1）简本自身原因与研究方法不当。《水浒》简本是“村学究所损益”之俗本，是“刮去肌肉，榨出了血液，只留下一副枯骨架子”的删节本，不具备繁本“游词余韵”、“委曲详尽，血脉贯通”的优点，被文人学士所摒弃，在学术界也一向未受到重视。“我以为在把简本《水浒》贬为枝叶，评得一文不值以前，总该平心静气，先好好地把简本的各种本子逐一详细分析，也给各种繁本以同样的看待，再用不先存彼此的观念和等量齐观的态度，去推断繁简各本的价值和各本之间的关系，然后始尝试作全盘性的论断，这才是正确公允的研究程序。”[8]马先生的此番言论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此前部分学者对《水浒》简本所存的偏见。
　　（2）材料分散整理困难与国内研究资料的贫乏。《水浒传》重要的本子分散于世界各地，中国、日本、欧洲平分秋色，每一区域中又散存好几处，在《水浒》研究中，能够掌握半数重要本子的并无几人。国内在简本方面整套公开影印的善本仅“评林本”一种，仅限印一千套，流出海外的寥寥无几，研究者见过此书的不多。其他简本像“英雄谱本”、“汉宋奇书本”在民初极为易得的清刊本，现在也凤毛麟角了。[9]正是这类研究所必须的版本资料的缺失，极大地限制了《水浒》简本系统研究的进程。
　　因此，《水浒传》简本系统研究不尽人意的局面正是由其自身艺术价值的匮乏、版本资料的缺失、传播者与接受者特定心理结构及研究者的主观偏见等内外多重因素所造成的。
　　二、《水浒传》简本系统诸版本研究概况
　　新时期以来《水浒传》简本系统研究是在承袭二十世纪以来对《水浒》简本介绍性研究的基础上更趋深化、系统化的背景下展开的。这体现出在研究理念转变下学者对《水浒》简本价值重新体认的必然趋势。马幼垣先生曾赴欧洲调查遗落在欧洲各国的《水浒》版本，目睹了许多以往学界未知的《水浒》简本，并进行全面深入的探究，涉及文献补遗、简本演进史、简本系统划分等一些重大问题。正是在以马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水浒学人的辛勤耕耘下，此时期的《水浒》简本研究成为《水浒传》研究领域的全新亮点。为此，本部分拟将《水浒》简本系统诸简本划分为插增本、评林本、嵌图本、三十卷本、其他简本五类，在对此五类简本研究得失的分析、探究中，以求对这一时期《水浒》简本系统研究的脉络与概况予以系统、详尽的梳理。
　　1.插增本。此一时期关于插增本的探究主要涉及版本概况、版本性质及其在演进史上的意义等几个方面的问题，主要研究者为马幼垣。马先生因版本材料上的便利，其在插增本方面所得出的论定可以说体现了这一时期此方面研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首先对《水浒传》插增本有所关注的是聂绀弩先生，在《论<水浒>的简本与繁本》一文中，他将牛津残页、英雄谱本、插增本、评林本等诸简本相互对勘，通过它们在正文文字方面的繁简差异，得出《双峰堂评林本》之类由刘兴我本之类加工而来，插增本又由双峰堂本加工而来的由低级经中级到高级的依次演进的结论。[10]从中可以看出，聂先生将插增本看作评林本的高一级演进阶段，这恐怕与事实稍有不符，单单从评林本、插增本的署名“增补校正”与“插增”字样便可推知评林本应刊刻于插增本之后。
　　而对插增本研究卓有成效的则要数马幼垣先生。1981年，《牛津大学所藏明代简本<水浒>残叶书后》[11]一文在指出聂绀弩《论<水浒>的简本与繁本》疏误之处的基础上，对牛津残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首先，马先生针对聂文中通过插增本与评林本在正文文字方面的比勘得出插增本在文字上繁于评林本，插增本出于评林本的结论及郑振铎认为插增本也出于余象斗之手的疏误而援引五例加以辩驳：评林本、插增本的署名“增补校正”与“插增”不同；评林本移置前本回首诗及书前“题水浒传叙”的上栏“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的提示；评林本所缺回目、回首诗及所移置的回首诗就见于插增本；余呈之事的处理不同；评林本的刊刻年代，据戴密微所证应为万历二十二年。据以上五例，马氏推出评林本晚出于插增本，插增本与评林本同出余象斗之手纯属臆断。其次，插增本、评林本及牛津残叶的关系及插增本的总卷数。马先生根据插增本、评林本及牛津残叶三者在版式上大同小异的特点推出插增本共有二十四卷，牛津残叶亦同。其三，牛津残叶的抵欧经过及其刊刻年代。荷兰人于1595——1597年远航东印度群岛时得自爪哇的中国商人。后来，一位英国人访问荷兰莱顿，莱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的墨路腊将牛津残叶送与他。从牛津残叶的抵欧历程可知此残叶并非一页，另有其他部分可能存于欧洲。另外亦可知，牛津残叶当是万历初年的刻本，插增本亦当刻于此时。1982年，在《影印两种明代小说珍本序》[12]一文中，作者主要介绍了斯图加特本版藏概况及其独特的价值。斯图加特本，藏于西德斯图加特邦立瓦敦堡图书馆，残存第九卷和第十卷两卷，内容讲自柴进帮助林冲得草料场差事起，至秦明被花容等所掳，偶有缺页，可弥补各本无招安前情节的缺憾，由德国人魏汉茂获知。斯图加特本是现存各插增本中唯一保存梁山英雄排座次之前的部分，其自身价值当在其他残本之上。1985年，在《现存最早的简本〈水浒传〉——插增本的发现及其概况》[13]一文中马先生首先纠正了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一文记述插增本残存第二十卷和第二十一卷半卷的疏误，认为仅存一卷又四页，即三十三页。随后，根据内容的先后次序，将插增本分为甲本与乙本两大系列。斯图加特本、哥本哈根本、巴黎本、牛津残叶为插增甲本，德莱斯顿本、梵蒂冈本为插增乙本。第三，关于插增本的抵欧经过。1603年，荷兰探险家兼海军上将韩斯璩截击了葡萄牙大型商船“凯达琳娜”号，其中第二批货物中包含许多中文书籍，插增本当在其列。插增甲本现存各部分极为零散，而每一部分却相当完整，这说明各部分的拆分是有意为之的。十七世纪的欧洲，购买这类中国书籍只不过是为了好奇和达到炫耀的目的，而不管是否是全本。书商明白这一点，所以将书拆散出售。之后，在《两种插增本<水浒传>探索——兼论若干相关问题》[14]一文中，马先生对这两种插增本的相关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梳理。首先，对两种插增本简名的界定。插增甲本、插增乙本简名的界定只是按发现先后，无演变先后的含义。其次，插增甲本、插增乙本与评林本三者之间的关系：插增甲本、插增乙本与评林本同出一源；插增甲本、插增乙本与评林本既同出一源，却又互有优劣，最好的解释是各自发展；最接近原始简本的是插增本。作者是以简本删自繁本的理论为依据的，通过容与堂本与插增甲本、插增乙本文字上的对勘证明插增乙本是现存各简本中最接近简本原初面貌的本子。第三，插增甲本、插增乙本与评林本三者的性质。马先生通过三者所含有的漏字以致文不成句及删去主词或受词的人称习惯的普遍现象，证明这三个本子正如万历至清初刊行的其他简本一样，错字漏字星罗棋布以致造成阅读障碍，是一种胡乱删节的劣质品。第四，插增本的总回数。马先生从刘兴我本在分回标目上与插增本有着极大的相似性，通过刘兴我本与插增本在回目异同上的比勘，根据第九回的不同分法，将插增本分为一百十四回或一百十五回两种情况。从马先生对插增本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这是伴随着版本材料不断发现的全过程，他对插增本的系统划分、版本概况的探究、抵欧经过的合理推论等等是在详实的论证基础上所得出的，为我们勾勒了插增本的详实概貌。此外，在对插增本的探究上李国才[15]亦发表了类似的观点。
　　由上可知，此时期在对插增本的相关问题的探究中呈现出一种集精粹于一身的极不均衡的现象，尚未形成纵横捭阖的论辩风气，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版本资料的缺失而限制了研究的进展。
　　2.评林本。这一时期对评林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容补遗、引头诗移置问题、评林本性质及刊刻时间等几个方面的探究上，主要的研究者有马幼垣、刘世德与大内田三郎。
　　首先，评林本内容缺遗的甄补工作。1987年至1992年，马幼垣发表了两篇关于1956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的评林本的补遗文章《影印评林本缺叶补遗》[16]、《影印评林本缺叶再补》[17]。在前一篇文章中，作者说明了王古鲁先生摄影评林本时所缺失的两个半页——卷九页十一下和页十二上的相关情况，并通过日本学者大内田三郎，用内阁文库藏本的相应部分补上了所缺的卷九十二页上。但是，由于十一页下关乎评林本回数问题的解决从而显得更为重要。为了使这一悬置多年的学术难题得以圆满解决，马先生通过早稻田大学的福井文雅教授的帮助，在日光轮王寺柴田昌源大僧正的许可下，用慈眼堂藏本的相应部分补全了所缺的卷九十一页下。在此基础上，推导出评林本应为二十五卷一百零三回。从刊补评林本缺遗的全过程可看出马先生那种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与对真理艰辛求索的精神，这是值得我们后学者崇敬与效法的。
　　其次，评林本引头诗移置问题的探究。1993年，刘世德《谈<水浒传>双峰堂刊本的引头诗问题》[18]一文主要探讨了评林本移置引头诗、引头诗异文及评林本的底本三个方面的问题。刘先生认为评林本移置引头诗有极大的随意性，而其主要理由是为了缩减篇幅，节省工料。对此马幼垣先生提出不同的见解[19]，他认为余氏移置引头诗于上栏并非出于减省工料、降低成本的考虑。为此，马先生根据余象斗好发议论的心理特性，从移诗与评语间的间隔、解释移诗的缘由及上栏字体较小三个方面推导出移诗后反而增加了页数的相反结论。刘先生似是从余象斗编刊的主观愿望来考虑的，而马先生则是从评林本移诗的版式特征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两位学者的结论均无问题，只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而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因为余氏移置引头诗的主观愿望并未收到应有的成效，事实上却是适得其反。而对于引头诗异文的产生，刘先生认为是由于后人的改动，改动者的文化水平不高无法细心体察原作的原因。并且，刘先生从引头诗“闲阅水浒全传，论天罡地杀威名”一句突出“全传”二字，推出评林本不仅写于《水浒传》成书之后，而且写于插增田、王二传之后，这表明评林本出现于繁本产生和流传之后的结论似欠妥，因为单从一句诗有无“全”字便得出评林本的成书时间未免有些武断。如果“全传”二字不是特指而只是代表“水浒全书”的一种泛指，那就另当别论了。
　　再次，评林本性质及其刊本概况等问题的探究。在《从评林本<水浒传>加插的诗句式评语看余象斗的文抄公本色》及《寻微探隐——从田王降将的下落看<水浒传>故事的演变》两篇文章[20]中，马幼垣先生从评林本所引的八处诗句式评语见出余象斗的抄袭之处，进而阐述了评林本是偷窃货，其刊刻年代不仅在插增本之后而且亦在四种嵌图本之后的观点。这样的论定似有欠妥之处，因为刊本的性质与评语的来源及性质必定是两回事，单从评语的抄袭便断定刊本的性质似有些片面。况且由余氏好评述的个性及当时相互借鉴似是一种常见现象来看，由此而判定刊本的性质及刊刻时间未为稳妥。此外，日本学者大内田三郎从小说刊本语言的口语化演进方面来探究评林本的刊刻年代[21]，通过将评林本与百十五回本在用语方面口语化的不同程度，从实词与虚词同义词改换两个方面用的论证得出评林本晚出于百十五回本的论点，是比较新颖的研究视角。
　　由上述几位学者的研究境况可见，此时期对评林本的探讨避免了前一阶段的主观臆断而以比较客观、理性的研究态度，从详实的论证中引幽探微，解决了一些学术难题，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尚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如评林本的性质、刊刻年代、底本问题及自身的价值等。此外，学界应进一步摆脱主观臆测，加强问题间的论争意识，取长补短。
　　3.嵌图本四种。作为《水浒传》简本上图下文常见版式的一种变式，《水浒传》的嵌图本主要包括藜光堂本、刘兴我本、李渔序本及慕尼黑本四种，这种划分形式主要依据马幼垣《嵌图本<水浒传>四种简介》一文中对此种版式的界定，“这些本子虽然仍是半叶一图，但图并不占尽上层横面的全部位置，因图的两旁各有两三行和版框高度一样的文字，图下当然全是文字，而标题排在图的上面。这样一来，图的四周全是文字，如嵌其中，因此杜撰‘嵌图本’这名词来形容这些本子。”[22]在文中，马先生着重从这四种本子的插图与附带的标题两个方面来探究各本之间的关系。首先，依据这四种本间标题的异同将其分为两组，藜光堂本与刘兴我本为一组，慕尼黑本与李渔序本为一组，两组的插图截然不同。在此之后，通过刘兴我本两条错误的标题断定刘兴我本早于藜光堂本，而后对李渔序本因页数减少而删去几张插图与藜光堂本因增加页数而添加几张插图这两种情况进行分析比勘，认为李渔序本应晚于藜光堂本。在此基础上，马先生认为嵌图本四种自成系列，分为两组，刘兴我本或者早过藜光堂本，而慕尼黑本在李渔序本之前的可能还要高些，两组之间的先后则不易下断语。马先生依据此四种刊本的版式特征而将其划归为一类进行探讨，这一创建有其独到之处，对于我们进一步探究嵌图本的价值及作用意义重大。
　　除了马先生对嵌图本有较为全面的论述外，此时期涉及此方面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藜光堂本与刘兴我本上，虽然其探究的重点仍是刊本基本概况问题，但对我们较深刻地认识此二种刊本特质犹有裨益。首先是官桂铨先生对藜光堂本的刊刻地与编刊者问题做了一番考稽工作。[23]作者根据前人研究，推知藜光堂本也是刘荣吾刻的。同时，对于“富沙”的地理位置说法不一的问题，依据傅惜华《明代传奇全目》的相关论述，从“富沙”、“潭阳”等建阳古今地名的演变中考证出“富沙”即是福建建阳。之后，刘世德先生则着重对刘兴我本的刊刻年代、性质及与其他简本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探讨[24]。刘先生依据刘兴我本卷首序文末尾题署“戊辰长至日，清源汪子深书于巢云山房”，认为“戊辰”应是崇祯元年，其刊本也应刊刻于崇祯年间。随后通过将百回本、刘兴我本、评林本、英雄谱本等诸种本子回目的异同及删节情况进行比勘，得出刘兴我本是从百回本删节而来的简本，它与英雄谱本最接近而与雄飞馆刊本关系最远。
　　综上观之，对嵌图本的研究此时期尚处于开创性的探究阶段，这一领域今后犹有进一步开掘的空间，如编刊者的心理特质、此种版式的社会文化内涵及其在简本系统演进史上的使命与价值等。
　　4.三十卷本。《水浒传》三十卷本，分为两种，即宝翰楼刊本与映雪草堂刊本。新时期关于三十卷本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映雪草堂本的探究上，而这是在与宝翰楼本的比勘中进行的。其中对刊本性质、编刊者心态、刊本概况、序文关系等问题做了有益的探讨，为我们加深理解三十卷本的刊本特质提供了借鉴，主要研究者是刘世德先生。
　　1984年，刘世德《谈<水浒传>映雪草堂刊本的概况、序文和标目——<水浒传>版本探索之一》一文[25]对映雪草堂本的概况尤其是其序文的特质问题做了相应的探究。首先，关于刊本概况方面的探讨。映雪草堂本最为突出之处是以一“全”字为标志，这是简本编刊者惯用的促销手段。至于映雪草堂本的刊刻地，刘先生由刊本上冠以“金阊”二字，得出其应刊于苏州。而从映雪草堂本扉页和各卷卷首题署只标有“施耐庵”一人这一特征，推断出映雪草堂本应刻于崇祯年间，这是因为此种题署方式为崇祯年间特别是贯华堂刊本刊刻后盛行的一种风尚。其次，对刊本序文性质的甄别。刘先生将映雪草堂本序文与宝翰楼刊本序文对勘后，发现宝翰楼刊本的序文为原文而映雪草堂本的序文是删节文，并且序文将施耐庵、罗贯中并举，说明写于万历年间，比映雪草堂刊本要早。从序文以“全本”与“赝本”、“繁本”对举，说明映雪草堂刊本是一种简本。其三，映雪草堂本的标目问题。将映雪草堂本的标目与容与堂本、袁无涯本及其他简本比勘后，刘先生发现卷一至卷二十一及卷二十二、卷二十九、卷三十近于袁无涯本而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八近于评林本。并且，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八的标目有相对的独立性，为后人所加，而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则是出于以“全本”为号召的广告术的驱使。之后，刘先生又分别对映雪草堂本的底本[26]及性质[27]问题做了探讨。首先，关涉映雪草堂本底本问题的论述。刘先生认为映雪草堂本的底本属于百回繁本中的容与堂本。其理据为容与堂本的舛误之处，映雪草堂本均相沿袭而与其他刊本不同，并且文句上映雪草堂本也与容与堂本保持一致。在此基础上，刘先生进一步推导出映雪草堂本的底本应是容乙本而不是容甲本。其次，从映雪草堂本的正文方面来探究其性质。刘先生主要是从字数与繁本比勘两方面来推究映雪草堂本的性质的，认为这是一种删节本。其所持的论据是由于删改个别字句，造成意思模糊、语气断隔，甚至产生不知所云的感觉；由于删去人名，致使下文显得突兀；由于删改原文，造成错误的拼凑，致使失去原意、情节失当；由于删改文字，出现了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错误；由于删改而使得一些文句出现不通的现象。与此同时，陈树崘先生亦对映雪草堂本的特质有所探究[28]，这将对刘先生的相关论定起到一定补遗作用。陈先生主要是从映雪草堂本与宝翰楼本的关系、映雪草堂本的回目特点及映雪草堂本的性质三方面对映雪草堂本展开研究的。陈先生认为宝翰楼刊本与映雪草堂本不是一个本子；映雪草堂本的回目特点是单言标目较多，而每两则常常对偶，与其他本子的偶句回目一致，这表明这种单言标目是析偶句回目而来。随后，陈先生依据评林本、映雪草堂本与袁无涯本“田、王”部分三种本子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映雪草堂本的评点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两个论据，推导出映雪草堂本是一个拼凑的本子。从刘世德、陈树崘两位学者对映雪草堂本所做的断定可知，映雪草堂本不仅是一种简本，而且是一种东拼西凑的所谓“全本”。此种刊本自然不会入精英雅士的法眼，然而却受到市井细民的普遍青睐，这也是此种刊本之所以出现的终极缘由。从目前的情形看，刘、陈两位学者在此方面的相关论断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此外，大内田三郎先生则着重从语言学角度探究了文杏堂三十卷本的成书问题与底本问题。[29]首先，通过《水浒全传》与三十卷本的比勘，发现三十卷本的很多语言包含在繁本《水浒全传》中，证明了三十卷本和百十五回本一样是一种删节本。其次，由百十五回本与三十卷本在语言上的极大差异性，证明两者的成书过程是完全不同的，进而依据三十卷本有“金圣叹评水浒全传”这样的题署，说明三十卷本刊刻于贯华堂本之后的崇祯年间。其三，从“移置阎婆事”与“田、王”二传两方面在三十卷本、百回本及百二十回本的异同上的表现，得出三十卷本是承袭一百二十回本而来，其刊刻年代当在百二十回本之后的结论。
　　5.其他简本。主要包括南图出像本、雄飞馆刊本、汉宋奇书本三种本子。
　　（1）南图出像本。目前学界对《水浒》简本与繁本先后关系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删自繁本而来，而这似乎在南图出像本上体现得更为明显，马幼垣先生的相关论述正是这方面的代表[30]。马先生在对评林本与南图出像本的引头诗的比对后，发现南图出像本的引头诗全被删去，回中的插词保留的比例也不高，这说明南图出像本是一个浓缩本。通过对南图出像本中余呈之事的处理，归纳出这个本子所讲的余呈事是胡扯模式的缩小版，它和评林本无直接的承继关系，文字的极度浓缩也表明它是一本相当晚出的本子。之后在对于南图出像本跟北图出像本的关系问题上，马先生通过两种出现本在处理回目时均有因编写者不甚认真以致出像回目与正文不统一的现象及仅见于两种出像本而未见于其他本子的特例现象，表明两种出像本之间关系密切。
　　（2）雄飞馆刊本。刘世德先生在此方面重点探讨了《英雄谱》初刻本与二刻本的异同及二刻本删节诗篇的原因[31]。通过对初刻本与二刻本在内容、分集形式、字体、批语及回目这几个方面的对勘，刘先生发现初刻本与二刻本是相同的。而初刻本与二刻本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文字的改动及诗句的删略上。关于二刻本删节诗篇的原因，刘先生认为二刻本是为了节省纸张，才删去许多插入的诗词的。
　　此外，从南图出像本与二刻英雄谱本性质问题的探究中可以看出编者“故事”至上的理念及读者追求故事有趣与热闹的特殊心理。
　　（3）汉宋奇书本。对汉宋奇书本有所论述的主要是日本学者大内田三郎[32]。大内田三郎先生着重探讨了简本编辑者如何删节繁本文章这个问题。作者从连谓式复杂谓语被省略、省略定语、几百字范围内的长篇被省略等四个方面探讨了简本文章之所以变得简短，是依靠对繁本文章句子成分及句子的省略而实现的。
　　三、《水浒传》简本系统的价值与地位
　　孙楷第先生在论及《水浒传》简本的价值时曾说：“……然其价值不在于书之善否，而在水浒故事演化中历史上的地位。”[33]此论很有见地。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水浒》研究者对简本系统价值的体认。至于新时期的研究者则以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来审视简本系统的价值所在。在此种科学审慎的学术理念的指导下，这一时期此方面探究最为显著的特点是研究者努力以新理论、从新视角来开拓简本系统研究的新理路。
　　第一，《水浒传》简本在传播与接受史上的意义及价值。用传播与接受理论来探究文学作品的价值与意义是新时期之后方才出现的新现象。传播与接受学将文学作品看作是一个由作家与读者两厢互动的流动过程，在其中尤突出读者解读对作品价值生成的作用。具体到《水浒》简本在此方面的价值与意义是与繁本相比对而见出的。“在这部名著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发展方面，无疑繁本的作用更大些，而在保留著作的原始面貌和使这部著作能广泛流传，则简本起了更大的作用。”[34]李先生在与繁本的比较中见出《水浒》简本在史料保存及水浒故事普及性上的独特价值可谓是精当之论。《水浒》简本不像繁本那样局囿于精英文士的文化圈内，由于其俚俗明畅、图文并茂的特质，满足了市民大众的审美品味而流传极广。单就方便水浒故事流传、扩大《水浒传》的影响力而言，简本所起的作用似乎更巨。郭英德[35]、涂秀虹[36]在此方面的相关论述亦有精到之见。
　　此外，对《水浒》简本在海外的传播尤其是对邻国日本文艺勃兴的影响力方面也有学者进行了专门研究，其中白木直也先生[37]的论证较有代表性。据白木直也的论述，日本江户时代有一种重图风尚，《水浒》简本上图下文的版式结构适应了当时社会中下层民众观图识物的阅读心理，随之在大量《水浒》译注本、改编本的推动下，掀起了一股“水浒热”，带来了江户时代通俗文学的勃兴。
　　第二，《水浒传》简本对古典小说观念转型的促进力。小说观念的近代化是中国古典小说向近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众所周知，中国古典文学一直是抒情性的雅文学——诗赋词曲一统天下的格局，而以叙事性为主的古典小说只得以附属性面目而存在，小说中合缀大量诗词曲赋即是其有意向雅文学靠拢的一个例证。从重诗词到重故事再到重人物的小说观念的转变是古典小说观念近代化的突出表现，而这一重大变革正是由闽中书贾所持的“故事”至上的理念所唤起的。由于书商们的“大胆狂妄”举动，在对诗词细节大胆删节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突破了原本《水浒传》不可更易的禁锢，所以带来了小说观念的逐步转型。[38]
　　第三，《水浒传》简本对《水浒》成书过程中取材方面的作用与价值。“《水浒传》的素材来源，并不仅限于宋代的农民起义，还应包括元明两代的农民战争及民族战争史料……”[39]这是侯会先生由“张招讨”之名语焉不详这一细节出发而得出的结论。从侯先生的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出《水浒传》作为世代积累型文学名著即使在其定型成书之后，由于在流布过程中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也会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在这方面，由于《水浒》简本具有更接近下层民众、更能把握时代脉搏的特性，从而使得简本系统有它可资参证的独特价值。
　　总之，本时期《水浒传》简本系统研究较此前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材料征集上都出现了重要变化。研究者以更加客观审慎的态度审视问题，基本上摆脱了此前所存在的主观偏见，在详实论证的基础上解决了简本系统中的一些学术难题，为简本系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其中最不合理的现象便是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位学者身上，尚未能形成众家争鸣的良好氛围，这主要还是由版本资料的严重匮缺所造成的。
　　四、新时期《水浒传》简本研究之检讨
　　由于版本材料的限制极大地妨碍了《水浒传》简本系统研究的进程，从而使得此领域的研究尚未能形成系统、全面的研究势态，简本系统这块处女地还是有很大开拓空间的。为使未来的《水浒传》简本研究取得更大的突破和超越，笔者认为应该努力寻求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与创新，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彻底转变重繁轻简的学术观念，确立繁简版本等量齐观的思想。《水浒传》繁本有“游词余韵”，血肉丰满，文学成就高，因而受到历代精英文士的青睐，在现代学术界也是如此。但就《水浒传》接受史整体系统而言，简本系统的传播范围、社会影响并不逊于繁本系统，甚至远超后者。从出版史与通俗小说互动关系而论，简本以更加通俗的形式、更加低廉的价格，迎合了广大基层读者的需求，刺激了其文化消费的欲望，从而推动了民间刻书业的发展。刻书业的壮大反过来又推进了包括通俗小说在内的大众文化的繁荣。我们可以这样说，从传播学角度讲，简本系统与繁本系统在《水浒传》传播史上的历史作用是相辅相成、互相推动的。当今学界应当树立两种系统等量齐观的意识，不可厚此薄彼。
　　就小说研究而言，文简事繁的简本系统体现出强烈的重视故事性、可读性、通俗性的倾向，顺应了明代中叶后社会性质变异、大众阅读兴趣变迁的潮流，客观上推动了社会小说观念的转变，并促进了通俗小说传播范围的扩大及小说创作的兴盛。因此，对简本历史价值的充分肯定是未来简本研究取得实质突破的前提。
　　其次，增加科研资金投入，扩大《水浒传》版本研究的范围。以前制约《水浒》版本研究的主要障碍之一是研究者物质条件的蹇涩。众所周知，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科研资金大多十分贫乏，动辄捉襟见肘。由于《水浒传》众多版本散存于欧美、日本诸国，许多研究者无法走出国门实地调查这些版本文献，不能获取全面的存世版本资料，研究工作就无法开展下去，该领域研究就会停滞不前，更不用说有所突破了。因此，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希望能有专门的国家社科基金或省部社科基金支持这项研究，当然，学者也可争取横向资金支持。
　　第三，立足现有版本资料，展开细致深入研究。如马幼垣先生所讲，在不预设结论的原则下，多做不怕繁琐的专题版本实验应是今后探讨《水浒》演化问题的正确方向。[40]《水浒传》简本系统研究尤需枯燥繁琐的版本比勘工作。从专题版块研究逐步扩至整个简本系统，乃至整体《水浒传》版本系统，这应是比较切实可行的理路。
　　第四，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水浒传》版本研究的质量和水平。计算机技术在《水浒传》简本研究中的应用前景就很广阔。《水浒传》版本的数字化和计算机自动化比对为《水浒传》版本研究提供了一种更加快捷、方便也更客观准确的途径。借助计算机版本数字化比勘功能，对《水浒传》版本进行逐行比对、分窗口比对及文本差异统计分析等多种形式的比勘研究，使计算机在版本探究中的第一步——文字差异比勘中展现其特有的优势，为研究人员在此基础上寻求版本间的“内证”、探求版本“原貌”带来极大的便利，以此构建人机相结合的研究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水浒传》诸简本多采用上图下文的形式，利用计算机的图像比对和插图比对功能，可以为《水浒传》简本演化研究提供新的突破。这方面，首都师范大学的周文业先生已经做了一些有益探索[41]，并应成为今后探讨《水浒传》版本问题时着重考虑的一个重要畛域。
　　第五，在无新的版本材料可供研究的背景下，现阶段可将研究重心放在《水浒传》简本系统的传播与接受史的领域。如果将《水浒传》的传播与接受史作为文学传承史之个案的话，那么《水浒传》简本系统的传播与接受史则是个案之个案了。《水浒》简本与繁本不同之处在于简本是作为贩夫走卒的教科书，与繁本所受到精英文人青睐的情况殊异，更具有通俗性与流通性，属于社会传播类型中最广泛的一种——大众传播[42]。它与水浒戏一道担负着文化普及的特殊使命[43]，其历史功绩不容抹杀。有鉴于此，加大《水浒传》简本系统与水浒戏二者的研究力度，将是今后《水浒传》传播与接受史领域深入开掘的一个方向。
　　
　　注释：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22页。
　　[2]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37页。
　　[3]郑振铎：《水浒全传序》，《水浒全传》（卷首），北京：人民文学社出版，1954年版。
　　[4]马成生：《水浒通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92—93页。
　　[5][6][35]郭英德：《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刍议》，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
　　[7]何满子：《水浒概说》，见《何满子学术论文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页。
　　[8][9]马幼垣：《呼吁研究简本<水浒>意见书》，水浒争鸣，1984年，第3辑。
　　[10]聂绀弩：《论<水浒>的简本与繁本》，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
　　[11]马幼垣：《牛津大学所藏明代简本<水浒>残叶书后》，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期。
　　[12]马幼垣：《影印两种明代小说珍本序》，水浒争鸣，1983年，第2辑。
　　[13]马幼垣：《现存最早的简本<水浒传>——插增本的发现及其概况》，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3期。
　　[14]马幼垣：《两种插增本<水浒传>探索——兼论若干相关问题》，见《水浒二论》，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14—188页。
　　[15]李国才：《论巴黎所藏<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水浒争鸣，1985年，第4辑。
　　[16]马幼垣：《影印评林本缺叶补遗》，水浒争鸣，1987年，第5辑。
　　[17]马幼垣：《影印评林本缺叶再补》，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18]刘世德：《谈<水浒传>双峰堂刊本的引头诗问题》，文献，1993年，第3期。
　　[19]马幼垣：《评林本<水浒传>如何处理引头诗的问题》，《水浒二论》，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07—209页。
　　[20]马幼垣：《从评林本<水浒传>加插的诗句式评语看余象斗的文抄公本色》，见《水浒二论》，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10—220页；《寻微探隐——从田王降将的下落看<水浒传>故事的演变》，中国语文论丛，1998年，第15期。
　　[21][日]大内田三郎：《<水浒传>的语言——关于<水浒志传评林>本的用语研究》，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
　　[22]马幼垣：《嵌图本<水浒传>四种简介》，汉学研究，1988年，第1期。
　　[23]官桂铨：《水浒传的藜光堂本与刘兴我本及其它》，文献，1982年，第1期。
　　[24]刘世德：《谈<水浒传>刘兴我刊本——<水浒传>版本探索之一》，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4辑。
　　[25]刘世德：《谈<水浒传>映雪草堂刊本的概况、序文和标目——<水浒传>版本探索之一》，水浒争鸣，1984年，第3辑。
　　[26]刘世德：《谈<水浒传>映雪草堂本刊本的底本——<水浒传>版本探索之一》，明清小说研究，1985年，第2期。
　　[27]刘世德：《<水浒传>映雪草堂刊本——简本和删节本——<水浒传>版本探索之一》，水浒争鸣，1985年，第4辑。
　　[28]陈树崘：《映雪草堂本<水浒全传>简介》，水浒争鸣，1985年，第4辑。
　　[29][日]大内田三郎：《<水浒传>版本考——关于<文杏堂批评水浒传三十卷本>》，水浒争鸣，1984年，第3辑。
　　[30]马幼垣：《南京图书馆所藏<新刻出像京本忠义水浒传>考释》，见《水浒二论》，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21—237页。
　　[31]刘世德：《雄飞馆刊本<英雄谱>与<二刻英雄谱>的区别》，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32][日]大内田三郎：《<水浒传>的语言——关于简本（百十五回）的文章》，荆州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
　　[33]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05页。
　　[34]李国才：《论巴黎所藏<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水浒争鸣，1985年，第4辑。
　　[36]涂秀虹：《论明代建阳刊小说的地域特征及其生成原因》，文学遗产，2010年，第5期。
　　[37][日]白木直也：《<水浒传>的传日与文简本》，水浒争鸣，1982年，第1辑。
　　[38]左东岭：《中国小说艺术演进的一条线索——从明代<水浒传>的版本演变谈起》，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39]侯会：《<水浒>简本与张骥》，文艺研究，2003年，第3期。
　　[40]马幼垣：《寻微探隐——从田王降将的下落看<水浒传>故事的演变》，中国语文论丛，1998年，第15期。
　　[41]周文业：《<水浒传>版本数字化及应用》，水浒争鸣，2009年，第11辑。
　　[42]赵春宁：《<西厢记>传播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传播学中的传播类型包括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等。
　　[43]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14页，第25—38页。高日晖先生在此方面已有所探讨，然尚有进一步开拓的空间。
　　
　　（刘天振，王辉 金华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321004）

• 刘天振 王辉： 新时期以来《水浒传》简本系统研究述略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