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木兰形象众人皆知，这一女性形象不仅出现于文学作品中，也见诸于戏剧舞台和荧屏内外。本文以《木兰诗》、豫剧《花木兰》和迪斯尼动画电影《花木兰》三个作品为例，把花木兰这一女性形象纳入女权主义视角下进行分析，阐释由此出现的一些文化现象的精神内涵。
　　关键词：木兰 女性意识 文化 精神
　　
　　木兰形象众人皆知，这一女性形象不仅出现于文学作品中，也见诸于戏剧舞台和荧屏内外。她的形象被看作英雄的中国女性的化身，木兰这个称号亦成了女中豪杰的代称。木兰形象及由木兰而产生的众多木兰现象，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本文从《木兰诗》、豫剧《花木兰》和迪斯尼动画电影《花木兰》入手进行分析。笔者认为，木兰形象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应该对其包含着的深刻而丰富的文化精神进行深入的探析。本文结合自古至今出现的一系列的木兰现象探究其所体现的文化精神。
　　一
　　“木兰现象”是中国大地特有的文化现象，这一现象表现在多个层面：
　　第一，木兰是位女性，在妇女地位低下的封建社会里，她能女扮男装，代父从军，战功赫赫，被授赐爵禄却坚决不受，辞归侍亲，实在是了不起。她的故事，史书虽然没有太多的记载，但经过人民群众的口耳相传，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女子，因民间叙事诗《木兰诗》（又称《木兰辞》）而流芳千古，其中透露出中国人民的文化心态。
　　第二，出现的一系列现象形成了一套颇有规模的木兰文化：1.出现了很多关于木兰生平事迹的文字记载，如碑刻、野史、杂记等；2.考证学者对木兰的生平、家世、祖籍、朝代进行了认真挖掘；3.出现了以木兰事迹为题材的戏曲（徐渭的《雌木兰》）、小说（《忠勇烈奇女传》）、词（《花木兰北征》）等。木兰形象出现在多种剧种的戏曲舞台上，之后又被搬上了银幕，制作成动画片。木兰文化已响彻长城内外，扬名异国他邦。
　　第三，从唐朝开始，我国人民就给木兰修庙进行祭祀，以后更是一直香火不断，影响较大的有河南省虞城的木兰庙、湖北黄陂木兰山下的木兰庙和河北完县的木兰庙，以及河南虞城四月八日的庙会等。
　　二
　　《木兰诗》中的木兰形象处于女性意识的蒙昧阶段，而明末万历年间徐渭的杂剧《雌木兰替父从军》和清代人褚人获的小说《隋唐演义》中的木兰身上则体现出了女性意识的萌芽。在剧中，花木兰是作者极力赞扬的女子之一，她身上不但有《木兰诗》中木兰身上那种智勇，而且女性意识在她身上开始萌芽，表现在作品中便是木兰自身的强烈自豪感和她对男性的蔑视。这种高度的自豪感使木兰喊出了“休女身拼，缇萦命判，这都是裙钗伴。立地撑天，说什么男子汉！”[1]这种高呼明确宣扬了对女子的地位、才能的肯定和认可，这在封建统治的堡垒中无疑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响雷，这是对男权社会的挑衅和蔑视，喊出了部分人的心声。此时的木兰已经开始抖落缚在身上的厚重传统，开始剥除身上的“第二性”。
　　清人褚人获《隋唐演义》中的木兰也表现出了对女性的肯定和对男子的贬抑：“妾深愧男子中难得有忠臣孝子，偏是带头巾的做的来，有志者事竟成，儿此去管教胜过那些脓包男子。”[2]在这里，木兰对男子的贬抑很明显，甚至对那些无用男子很不屑，这是对男权社会的一种怀疑和反叛，她明确地指出男子是“脓包”，无意中流露出对女子的极大肯定和赞赏。“女人是男人用以确定自己存在的参照物，是一种补偿性事物，是男人的理想和神话……唯一不是的便是她们自己。”[3]木兰对男权社会的质疑，实际上是对当时社会偏见的否定。
　　尽管明清时期木兰形象表现了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但这种朦胧的女性意识毕竟处于一种萌芽状态，它不是自觉萌发的。但由于沿海一带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新兴市民阶层出现并且壮大，他们代表一种新的力量同封建王朝的矛盾日益尖锐，出现了代表市民阶层反封建反传统的新思想。市民中渐起的对儒家思想的怀疑，使得人们在妇女观上也有了新的看法。
　　1956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豫剧舞台剧影片《花木兰》。1980年7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常香玉演出本豫剧《花木兰》。此时的花木兰身上较从前更多了些英雄气概，在国家危难之时她挺身而出，在涉及男女是否平等时，她慷慨陈词。结伴从军的路上，刘忠抱怨：“为什么倒霉的事都叫咱男人来干？女子们在家中坐享清闲”，“这天下苦事都叫我们男子做了，这女子们整天里只是吃和穿，她们不是占大便宜了吗？”[4]面对刘忠这种偏见，花木兰挺身而出，大声争辩：“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有许多女英雄也把功劳建，为国杀敌是代代出英贤，这女子们哪一点儿不如儿男！”[5]在这里，木兰明确打出了“男女平等”的旗号，但与明清时期萌发的新思想一样并没有全面取得胜利。中国社会思想的急剧变革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西方的“民主科学”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人的思想激烈碰撞，新文化运动的全面反封建也为妇女解放提供了契机。由于全社会尚未解放，这种对封建秩序的冲击也只是局部的。新中国成立后，有了强大的社会制度作保障，妇女们才真正具有了同男性相等的权利，“男女平等”不再是一种梦想。常香玉演出的豫剧《花木兰》便清晰响亮地喊出了“谁说女子不如男”的口号，它从反面映衬了妇女当家作主的喜悦和自豪，是解放了的妇女的心声。
　　1998年，美国迪尼斯电影公司拍摄了动画电影《花木兰》，后来又有《花木兰Ⅱ》问世。影片开始时的花木兰于无奈之中屈从了世俗，想通过嫁个好婆家的方式来光宗耀祖。于是，木兰在众人的打扮下走入了“女为悦己者容”的魔圈，木兰被推到了媒婆面前，被进行了种种“测试”，此时她已经成了“被看”的对象，是以一种男性附属品的性质而存在的。然而，木兰最终还是弃媒人而去，毅然置传统于不顾。以后的路该如何走，她自己并不知道。所以相亲的失败也使木兰暗自伤心，在临水照影时，她终于喊出了“敞开我的胸怀，去寻求，去呐喊，释放真情的自我，让烦恼不再”[6]。木兰对“我是谁”的疑问，其实是对女性自身地位和存在价值的疑问，同时也是对男权社会一切条条框框的怀疑与突围。
　　木兰替父从军以后，经历了一番历练才成为一个“男人”，她英勇机智，制造雪崩智胜单于，救了部队。然而，在自己的女儿身被发现时，木兰遭到了部队的抛弃，此时的她已经走入了绝境。“也许我不是为了我爹，也许我只想证明我的能力。”[7]木兰有意为自己争取一个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她是在为“我”奋斗而不是为了他人，最终木兰也像男子一样建立了丰功伟绩。她的成功，已经不仅仅限于对“男女平等”的争取，而更在于她独立地走向个人事业的成功，她的成功是高于男子的成功的。影片的故事原型和主要人物形象取自中国的民歌《木兰诗》，但更多地加入了美国文化和女权主义的成分，这明显地体现在花木兰个人的奋斗历程上。她以胜过男子的勇谋拯救了国家，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和赞赏，这种对中国传统故事的改造，不仅是对木兰故事的丰富和开拓，更是美国文化观念和女权思想在文化领域的体现。
　　从社会历史的视角看，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没有女性，社会生活中也没有女性，中国传统社会给女性规定的活动范围是在家门之内。她们是生育和家庭劳动的工具，是男子的附属品和财产。中国人传统的理想生活模式就是男耕女织，然而战争是无情的，破坏了这种理想，在这种被破坏的大环境中木兰塑造了自我，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一个不同于中国妇女价值取向的取向，是中国妇女文化中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正是如此，木兰形象的人民性意义被消蚀了，她被纳入到传统文化的行为规范之中，成为一个空前绝后的文化象征。
　　
　　注释：
　　[1]徐渭：《四声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2]褚人获：《隋唐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37页。
　　[3]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第48页。
　　[4][6]陈宪章，王景中：《豫剧花木兰》（常香玉演出本），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第43页。
　　[5][7]参见迪斯尼动画电影《花木兰》（一），1998年。
　　
　　
　　（盛辉 浙江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325035）

• 盛辉： 木兰现象的文化学解读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