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十字坡”、“野猪林”两个文学场景在水浒故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仅因为二者是林冲与武松两个主人翁命运的转折点；更重要的是，二者还是水浒小故事融汇为大故事的重要关节点。这两个故事场景与山东莘县、河南范县及其所在的区域文化存在密切关系。本文重点探讨“十字坡”、“野猪林”与鲁西南地域文化的关系，以及明清以来“水浒戏”中相关题材的演变情况。
　　关键词：十字坡 野猪林 《水浒传》 莘县 鲁西南文化
　　
　　“中国地理的相对封闭性与广袤性，容易促使中国文学走向整体的统一性与区域的多样性，这就意味着在统一的文学地理中存在着体现鲜明地域特点的文学区系。”[1]描写梁山英雄事迹的“水浒”系列作品，便深具这一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而这又着重由《水浒传》体现出来。《水浒传》集中展现的是以梁山泊（济宁）为中心，辐射郓城（菏泽）、东平（泰安）、东昌（聊城）及高唐(聊城)在内的鲁西南一带的地方文化传统。身处其内的莘县及与之有亲缘关系的河南范县，因作为《水浒传》中“十字坡”、“野猪林”两个文学场景的实际发生地，浸染了浓厚的鲁西南地方文化色彩。
　　一、地方文献中的“十字坡”与“野猪林”
　　与“十字坡”、“野猪林”相关的信息记录主要保存在莘县、范县等地的方志之中。本部分着重介绍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山东莘县与河南范县的关系问题。莘县与范县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深厚的渊源，仅是由于近代以来行政区划变革之故，使得两县分属河南与山东两省。然从地缘因素、地域文化风物等方面来考察，则两县当同属鲁西南文化区。莘县地处山东省西部，位于冀、鲁、豫三省交汇处；范县则位于河南省东北部，与莘县南北毗临。夏禹分华夏为九州，莘、范两县同属兖州；西周、春秋时，同为卫地；战国时，卫并于齐，则同属于齐国；秦汉时，两县归属于东郡东平与阳平；魏晋时，范县属东平国，莘县属阳平郡；隋时，范县属济北郡，莘县属武阳郡；唐贞观间，范县属濮州（与莘县观城归属同），莘县属魏州；宋时，范县属濮州（与莘县观城归属同），莘县属大名府；元时，范县属东平路，后改属濮州（与莘县观城归属同），莘县属东昌路；明时，范县属濮州隶属东昌府（与莘县观城归属同），莘县亦属东昌府；清初，因之；民国时，同属山东省政府下辖。[2]从上述莘县、范县的政区沿革，可以清晰地判明两县历史渊源甚深，二者同属于鲁西南文化区。
　　莘县与范县同处于黄河中下游北岸，因历史上黄河多次泛滥改道，两县同为黄泛区。两县境内的多条河渠也数次淤塞泛滥，如范县境内的清河、八里湾河、水保司河多有淤塞泛滥之时，《续修范县县志》载：“河渠多淤塞，所存者，惟黄河一道斜贯县境。……不时泛滥为灾……”，而莘县境内的漯河、猪龙河亦经常泛滥为害，因河流多次泛滥改道，古堤金堤、漯水、武水的具体位置难以详考。由于河水泛滥，范县县城多次迁址，形成了“全国一大怪，县城设在省界外”，“范县有个山东乡，山东乡有个河南村，河南村有山东户，山东户里有河南人”的特异景观。更缘于此，两县境内多为冲积堆积的沙质土壤，其土质不佳，“黄河斜贯本境，不时泛滥。土质什九为黄土冲积，质非膏腴。”[3]这也形成了两县地窄民贫，民风苛俭、劲悍的地域特征。此外，方志所载两地的土产、风俗及语言等方面也多有近似之处。凡此种种，均可看出莘县与范县具有极为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两者均归属于鲁西南文化区，而《续修范县县志》的编者似乎已经觉察到这一点，“则范县实兼齐、鲁、卫三国之地，……谓范为鲁地也，可。”[4]
　　第二，莘县与范县地方文献对“十字坡”、“野猪林”的具体载述。关于这一方面的相关记载，主要保存在各地方志中。首先，对于“野猪林”信息的相关记载，可从莘县《观城县志》中窥得一斑。据清道光十八年（戊戌）孙观纂修《观城县志》[5]卷一《舆地志·乡里》载：“在坊堡有野猪林村。并载野猪林村东为徒骇河，村西为马颊河。”而同卷《形胜》更有刘琪记载观城山川之险要的文字：“若有山川，则因之。又司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以林，以为险固，皆有守禁……”而我们似乎可以从刘琪对观城山川险峻的记述与《水浒传》对“野猪林”的描写中窥探出二者的相似性，如《忠义水浒传》第八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花和尚大闹野猪林》对“野猪林”险境的描写：
　　早望见前面烟笼雾锁一座猛恶林子，但见：层层如雨脚，郁郁如云头。杈枒如鸾凤之巢，屈曲似龙蛇之势。根盘地角，弯环有似蟒盘旋；影拂烟霄，高耸只教禽打捉。直饶胆硬心刚汉，也作魂飞魄散人。
　　从《观城县志》的相关记载可看出，《水浒传》中所营造的“野猪林”场景当在山东莘县境内。
　　其次，关于“十字坡”相关信息的记述，主要可从《范县志》与莘县地方文献中得以印证。民国张振声、余文凤纂修《续修范县县志》[6]之《地理志·乡保》载有“樱桃园”、“张青营”，据传闻张青、孙二娘以十字坡、樱桃园、张青营为鼎足阵地，招徕各方豪杰。“十字坡”在今范县与莘县之间，西依莘县“樱桃园”，东靠范县“张青营”。而这种鼎足的局面似乎可从《水浒传》中见一鳞半爪，如《水浒传》第三十一回《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中便有“原来这张青十字坡店面作坊，却有几处，所以武松不认得”的话语。由于当今行政区划变迁的缘故，形成“樱桃园”、“张青营”分属莘县与范县，而“十字坡”则介于两县之间的奇特现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莘县与范县深厚的历史渊源关系。
　　第三，莘县及范县所在的鲁西南风俗民情与“十字坡”的密切关系。关于莘县、范县所在的鲁西南民俗风情，各地方文献多有记述，如明正德十年（乙亥）吴宗器纂修、王琛刊《莘县志》卷一《风俗》载：“尚礼仪，穷达无形迹之拘，贫富有相周之美，风俗之厚有自来矣”，卷二《土产》则载有马、牛、狗等畜类。[7]清道光十八年（戊戌）孙观纂修《观城县志》卷二《舆地志·风俗》载：“俗尚简约，矜名节，务农桑”，同卷《物产》则有牛、羊、骡之类。[8]民国张振声、余文凤撰修《续修范县县志》之《礼俗志·遗风》则载有“民多，贫物产，不及他邑，俗劲悍”，同卷《宗教》则载有“普通民众多信佛教”的信息。[9]从这三种县志中可以概见鲁西南地区的风土民情：其地物贫民稠，以农桑耕织为业，重名节；然而由于民贫地窄，亦有任侠劲悍的一面；其地生产马、牛、羊等畜类，清以前宗教信仰重佛教。将这一地域风俗文化特征与《水浒传》“十字坡”场景具体情形相对勘，不难发现二者间的相似之处，从中便可以看出莘县、范县所在的鲁西南地域风情与“十字坡”的相互关联性。
　　由上可知，不仅莘、范两县的地方文献对“十字坡”、“野猪林”的相关信息有明确的记载，而且二县所在的鲁西南地方文化传统亦与《水浒传》所塑造的“十字坡”、“野猪林”文学场景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但是，《水浒传》中“十字坡”、“野猪林”两场景的发生地，均不在莘、范两县所在的鲁西南地域内，这应是作者为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而做了有意误置的缘故。
　　二、《水浒传》中对“十字坡”、“野猪林”的有意误置
　　《水浒传》中涉及“野猪林”与“十字坡”的章节[10]主要包括第八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花和尚大闹野猪林》、第二十七回《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及第三十一回《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三个回次。通过对此三回相关情节的详实考究，可以发现小说所描述的“野猪林”与“十字坡”地理位置与实际地理位置不相符，而其真实地理位置当在今山东省莘县及河南省范县一带。本部分将从以下三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首先，由林冲与武松发配的行程路线来看其误置之实。关于林冲与武松发配的行程路线，可参照以下示意图（实线代表武松刺配路线，虚线代表林冲发配路线）：
　　
　　先看《水浒传》对林冲发配沧州行程的相关描写。《忠义水浒传》第八卷第八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花和尚大闹野猪林》先写林冲赖孙孔目之力，以“‘不合腰悬利刃，误入节堂’”的罪名，发配两千里外的沧州牢营。之后便写解差董超、薛霸受陆谦所托，准备在“野猪林”杀掉林冲，惊心动魄的发配之旅就此揭开帷幕。“……监押上路。当日出得城来，离城三十里多路歇了。……第二日天明起来，打火吃了饮食，投沧州路上来。……次后三两日，……棒疮却发，……看看天色又晚”，三人投店，烫脚，次日四更起，做饭，起身，“（林冲）走不到三二里，……又挨了四五里路”，“早望见前面烟笼雾锁，一座猛恶林子，有名唤做野猪林”，出林，“行得三四里路程”，后又行了十七八日，“近沧州只有七十来里路程”，林冲与鲁智深分别。从上述描写可知，两千多里路程，林冲三人走了大约二十五天（以每天行八十里计算）是比较合乎实际的，同时还可看出“野猪林”距离汴梁较近而离沧州较远。
　　再看《水浒传》对武松发配孟州行程路线的具体描写。《忠义水浒传》第二十七卷二十七回《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先叙述武松赖东平府尹陈文昭之力得以减刑，被刺配两千里外的孟州牢城。随后便叙述押解的行动路线，“武松自从三月初头杀人，坐了两月监房，如今来到孟州路上，正是六月前后。……约莫也行了二十余日，来到一条大路。……”见一樵夫，“樵夫道：‘这岭是孟州道岭。前面大树林边，便是有名的十字坡。”由此可推出，两千多里的路程，武松三人走了一月二十余日。同样是两千多里路程，行走路线又大致相近，而林冲、武松二人在刺配途中所花费的时间却有如此大的差异，令人不能不质疑！同时亦可推知，“十字坡”距离孟州较近。
　　结合上图可知这两条路线均过博州（今莘县、范县所在相关地区），这就为《水浒传》中作者对“十字坡”、“野猪林”的误置提供了事实基础。加之莘县、范县地方文献的相关记述与“野猪林”、“十字坡”两场景又极为相符，而且，《水浒传》在叙述事件时又有“详于事而略于行”[11]（对事件进行的具体路径及时间描述上的随意性）的特征，这均表明了此二场景在《水浒传》中发生了误置。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又是什么？
　　这样处置的缘由恐怕是作者顾及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先看对“野猪林”场景的设置，“野猪林”当在山东莘县观城镇，而作者将其移置京都汴梁附近，这是为了突出高俅及其爪牙陆谦对林冲迫害之深之切，以达到尽速处置而后快的目的。在《忠义水浒传》第八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花和尚大闹野猪林》中，董超、薛霸正要押解林冲赶赴沧州，此时陆谦因害林冲不成，想要买通解差，在发配路上结果林冲性命，而对董超、薛霸说：“我是高太尉府心腹人陆虞候便是。……你二位也知林冲和太尉是对头。今奉着太尉钧旨，教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望你两个领诺，不必远去，只就前面僻静去处把林冲结果了……”同时，作如此处理亦可见出两个解差急于求财而不择手段的小人行径。
　　再看作者对“十字坡”场景的处理。“十字坡”应在山东莘县与河南范县之间，其西有孙二娘的樱桃园，其东则是张青的张青营，而作者将其移至孟州境内，主要是为了勾连武松在孟州的相关事迹，为武松血溅鸳鸯楼后设一安身避难之所。张青所定“三等人不可坏他”的铁律中，对头陀戒刀、念珠等装束的追述已经暗含武松日后当借此避难安身，而且从容与堂本“不可惜，就有这头陀了”与《水浒志传评林》“武松逃走，在此又遇张青夫妇解救安身……”，“张青指教武松安身，反不及妻见更高”[12]等不同版本的相关批语中亦可窥见其端倪。
　　从对“十字坡”、“野猪林”叙述技法的分析中，也可看出《水浒传》“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精到架构之法。
　　其次，从张青、孙二娘绰号及相关地理称谓进行探究。张青、孙二娘所在的“十字坡”，顾名思义，当是各交通干线的交汇点，是客商往来中转的集会处，而“十字坡”在《水浒传》中所起的作用也主要是结识、延揽各方英雄豪杰，为各路好汉梁山大聚义做准备。这从张青所定的“三等人不可坏他”的江湖规矩中便可窥其一端，如其中的第一、第三条云游僧道与流配之人，主要是为了结识像鲁智深、武松这样的豪杰，并为集聚青州二龙山作铺垫。而其中的第二条所说的不害江湖行院妓女之人，则是为了塑造光彩形象，赚取好的名声以为前两者服务。然而这样的“十字坡”不应当在孟州道上：一从张青、孙二娘绰号看，“菜园子”似乎与鲁智深甚有关联，而张青先前所在的“光明寺”似应为五台山与山东日照五莲山光明寺的整合。五莲山光明寺始建于唐，原名云堂寺，《水浒传》第四回《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云：“……受记已罢，赵员外请众僧到云堂里坐下，……”与其似有一定关联。此外，孙二娘绰号“母夜叉”，其父孙元号称“山夜叉”[13]，似乎这一切均与佛僧相关，是“前牵鲁达，后挽武松”，“作合鲁达、武松”二人[14]，为二龙山聚义牵线铺垫。二由“十字坡”相关地名来判定，张青剪径劫道的“大树坡”，当是“大柳树坡”，《水浒传》二十七回言：“只一望时，见远远地土坡下，约有数间草屋，傍着溪边。柳树上，挑出个酒帘儿。”而至今山东莘县观城镇尚有“大柳树村”之名，这在河南孟县相关的地方文献中查不到。
　　再次，据故事人物的相关话语来探讨。此处所涉及到的人物言语主要是针对“十字坡”张青、孙二娘卖人肉的营生来说的，而这与莘县所在的鲁西南地方传统有深厚的亲缘关系。鲁西南一代盛产牛肉，此地黄牛被称作“大山东牛”[15]，如今的莘县、冠县、阳谷等地牛肉加工已形成产业化规模。关于这一点，《水浒传》在叙写“十字坡”场景时随处可见，而这也成为“十字坡”与《水浒传》中其他店铺相区别的一个显著特征。譬如，第二十七回《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云：“我家馒头，积祖是黄牛的。”这说明此地盛产牛肉由来已久，而此处所说的牛肉是人肉的代称。再如同回“这等肥胖，行做黄牛肉卖。那两个瘦蛮子，只好做水牛肉卖。”这里所说的“黄牛肉”、“水牛肉”之别似乎是从质地优劣来分的，以江湖黑话熟练表达，说明是惯行此道的老手。同时，再与梁山泊朱贵之店，白虎山孔家庄酒店及沂水县朱富酒店平淡无奇相比，更凸显出“十字坡”的特色来，也体现其在《水浒传》中的重要地位。而这一颇具地方色彩的文化传统在河南孟县地方文献中难以见到。
　　由以上论析可见，《水浒传》中所营造的“十字坡”、“野猪林”两个场景，是作者为了情节设置的需要，进行了适当移置，其实际地理位置应在今山东莘县、河南范县一带，而与河南孟县的关联并不密切。然而，关涉到此类素材的不尽为《水浒传》所独有，水浒戏曲中对此亦有所触及。虽然水浒戏在这一方面的表现力不及《水浒传》，但它却最大限度地扩大了《水浒传》的影响，使其妇孺皆晓、久传不衰。
　　三、明清以来水浒戏中“十字坡”、“野猪林”的演变
　　水浒戏曲中对“十字坡”与“野猪林”的相关记述可参见下表： 　　（注：明传奇《宝剑记》、《灵宝刀》及京剧《野猪林》敷衍林冲受高俅迫害发配沧州，路过野猪林，赖鲁智深解救得脱事。明传奇《义侠记》、清杂剧《十字坡》及京剧同名剧抒写武松因罪刺配孟州，经过十字坡，与母夜叉孙二娘一番打斗后，诉明原委，并勾连出二龙山事来。此外，地方花部剧目中亦有同类题材。）
　　通过上表中水浒戏所涉及到的“十字坡”、“野猪林”曲文异同，可以看出，水浒戏是承袭《水浒传》而来的，其曲文与《水浒传》相应部分大致相同，但相对更为精炼些。这些水浒戏曲在文学方面的表现力无法与《水浒传》相提并论，但它们扩大了《水浒传》的影响，使得“十字坡”、“野猪林”家传户诵、深入人心，如京剧就有单以“十字坡”、“野猪林”来命名的剧目。这既是遵循“凡经籍缘起皆至简也，而其卒归于至繁”[16]的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然同样亦是“十字坡”、“野猪林”自身文学价值不断凸显的表征，而这又与莘县所在的鲁西南地区文化传统魅力有着深远的关联性。
　　
　　注释：
　　[1]梅新林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1页。
　　[2]吴振声，余文凤纂修：《续修范县县志》（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明]吴宗器纂修，王琛刊：《正德莘县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影印），王嘉猷，严绥之纂修：《民国莘县志》（民国二十六年重修铅印本），[清]孙观纂修：《观城县志》（中国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等地方文献。
　　[3][4][6][9]吴振声，余文凤纂修：《续修范县县志》，民国二十四年（1935）铅印本，第72页，第94页，第121页，第210页，第222页。
　　[5][8][清]孙观纂修：《观城县志》，中国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74页，第96页，第108页，第112页。
　　[7][明]吴宗器纂修，王琛刊：《正德莘县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影印。
　　[10]由于《水浒传》版本较为复杂，各版本间差异较大，本文采用容与堂刊《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百回本）为工作底本。
　　[11]关于这一叙述特征的原因大致有二：第一，这与《水浒传》的成书方式有关。《水浒传》是在“讲史”的大框架下连缀“小说”的产物，而“讲史”与“小说”均是说话伎艺的形式，这就注定了《水浒传》在叙述事件时略行详事的特征。第二，这似乎与《水浒传》作者所处时代普通民众对空间地理的认知水平相关。从元至顺本及泰定本《事林广记》、明洪武、永乐间官修《寰宇通衢》、明隆庆间黄汴《一统路程图记》与明天启间程春宇《士商类要》所触及到的交通路径详略迥异的情境（元至顺本《事林广记》无所触及，泰定本《事林广记》乙集卷二《朝京驿路》仅载杭州至燕京一条驿路；而自明代，特别是明中叶之后，由于民间商书的不断涌现，不仅各省间的主要交通路线有详细的记载，而且已经具体到各县乡了），可以看出从宋至明末普通市民对地理知识的认知不断加深。
　　[12][14]陈曦钟等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0页，第520页，第521页，第576页，第581页。
　　[13]李新业：《“夜叉”一词在汉语中的演变》，寻根，2010年，第5期。
　　[15]高宝柱，高志超：《聊城风物》，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8年版，李建凤：《<水浒传>中的鲁食文化》，兰台世界，2007年，第18期，张建：《<水浒传>与山东民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等资料的相关记述。
　　[16][明]胡应麟撰：《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22页。
　　参考文献：
　　[1]傅惜华，杜颖陶.水浒戏曲集（第一集）[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2]傅惜华.水浒戏曲集（第二集）[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3]南京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编.水浒研究资料[M].南京大学中文系资料室，1980.
　　[4]陈曦钟.水浒传会评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5]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
　　[6]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风物大全[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8]傅哲清，王振华.聊城古今知识大全[M].聊城地区新闻出版局，1992.
　　[9]杨正泰.明代驿站考[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0]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11]张国栋.山东水浒文化旅游开发研究[D].华侨大学学位论文，2008.
　　[12]张建.水浒传与山东民俗[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王辉，刘天振 金华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321004)

• 王辉 刘天振： 《水浒传》中“十字坡”、“野猪林”与莘县地域文化之关系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