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汪曾祺的散文作品虽然为数不多，但在新时期的散文领域中独具风格。丰富的饮食文化赋予他的散文浓厚的生活和文学内涵；故乡人事和风俗的细致描绘，流露出他深深的故乡情结；平和冲淡的散文风格使他的散文平淡而不失枯瘦，自然而兼具热情。这些散文给处在紧张和喧嚣社会中的读者，呈现出了一片宁静、闲适而又恬淡的生活天地，成为新时期散文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关键词：汪曾祺散文 故乡情结 饮食文化 平和冲淡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上，汪曾祺是一位独具特色的作家，虽以小说创作享誉文坛，但同时也是一个职业散文家。他曾说自己写散文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然而这“捎带”出来的散文，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逊色于其小说。其散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兼做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新初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1]，在新时期的散文领域中独具风格。丰富的饮食文化赋予他的散文浓厚的生活和文学内涵；对故乡人事和风俗的细致描绘，抒发了他深沉的故乡情结；平和冲淡的散文风格使他的散文平淡而不失枯瘦，自然而兼具热情。作为京派散文在当代的再度辉煌，其散文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吸引了无数读者，成为新时期乃至九十年代中国文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一、饮食文化的现代抒写
　　汪曾祺是位谈“吃”的大家，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美食家”。在他的散文里有东南西北四方口味，从四川、云南写到新疆、内蒙，从家乡的野菜写到茫茫草原上的手扒羊肉，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笔端遗香，扑面而来。但不同于梁实秋“雅舍”谈吃的那种高洁风格和恬淡氛围，他不讲究“格调”，而专写咸菜、臭豆腐、萝卜、苦瓜、苋菜、蒌蒿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乡间普通老百姓家常桌上不可少的粗陋吃食。
　　汪曾祺在散文中所写到的饮食种类极其丰富，仅在《故乡的食物》一篇中就写到17种吃食，从家中的“炒米和焦屑”、“端午的鸭蛋”到河里的“虎头鲨、昂嗤鱼、砗螯、螺蛳、蚬子”、野禽类的“野鸭、鹌鹑、斑鸠”和野菜类的“蒌蒿、枸杞、荠菜、马齿苋”，对闻名全国的高邮咸蛋的描写尤为细致。而在《故乡的野菜》中则专写故乡的另一类饮食——野菜，写到荠菜、枸杞、蒌蒿、马齿苋、莼菜等野菜的做法和吃法。《昆明的雨》除雨中的花木之外，他津津乐道的是昆明的各种菌子和雨中的水果杨梅。他还在《昆明的果品》中专门列出昆明的多种果品，宝珠梨、火把梨、宜良石榴、桃、火炭梅、木瓜、地瓜、胡萝卜、核桃糖、糖炒栗子等，让人不禁对昆明的美食心驰神往。
　　汪曾祺写饮食，不仅注重对口感的描述，而且会在视觉上先声夺人，像是呈现一道视觉大餐。《家常酒菜》一篇里，写的都是家庭中最普通的菜肴，作者却让一道道菜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他这样写拌菠菜的做法：“在开水锅中淖至八成熟，捞出，过凉水，加一点盐，剁成菜泥，挤去菜汁，以手在盘中转成宝塔状。”这么一写，做菜的过程马上立体化起来，好像立体电视一样呈现在读者眼前，形象而传神，做菜里包含的人生况味也就尽在不言中了。他写高邮咸蛋的特点和吃法：“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其为别处所不及……用筷子挖着吃，筷子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2]这样一笔，把咸鸭蛋的美味诉诸视觉，谁看了不会为如此美食咽口水呢？他写昆明的杨梅也是如此：“昆明的杨梅很大，有一个乒乓球那样大，颜色黑红黑红的，叫做‘火炭梅’。这个名字起得真好，真是像一球烧得炽红的火炭！”看完这一段，读者脑海中一定会立刻浮现出生动的画面。
　　但汪曾祺写一系列有关饮食的文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将饮食和文化结合起来，经常引用各个朝代关于吃的典故，考证这种食物的来源、发展和历史价值，这样一来，中国悠久的饮食文化就凸显出来。如《故乡的食物》中，作者不仅详细写了故乡大量的独特美食，还征引了许多民俗学的资料，并将几首有关这些食物的民歌附录在内，让人们分明看到了历史的发展历程，感到每一种食物所负载的文化内涵。在《故乡的野菜》中，他专门为野菜立传，并介绍明代散曲作家王磐的一本特别的著作——《野菜谱》。他列出《野菜谱》文后的一首借题发挥的类似谣曲的小乐府——《猫耳朵》：“猫耳朵，听我歌。今年水患伤田禾，仓廪空虚鼠弃窝，猫兮猫兮将奈何!”作者由此回忆自己小时候遇到的特大水灾的情景，那时家乡人吃野菜是为了度荒，而现在吃野菜则是为了尝新，毕竟是时代不同。这样以《野菜谱》和《故乡的野菜》互相补充，让读者看到了作者家乡的一段深远的历史文化。《切脍》一文，在短短的篇幅中勾勒了古今中外各种切脍的做法，融汇了千余年的饮食文化，有着珍贵的文化学、民俗学的价值。在《咸菜和文化》中，汪曾祺对一些日常食物，或辑录散佚，或引经据典，其完整性常常有为其立传陈史之功。这些食物虽然常见，却仅是食物而已，经过汪曾祺的描写，便具有了文化的内涵。
　　汪曾祺对“吃”的喜爱还渗透着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也正是因为热爱生活而更爱研究“吃”。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食物也就体现了一方的人性。每种食物都与各地的风俗文化相联系，了解食物也就会了解不同的人、不同的生活。《胡同文化》中说北京人“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一段幽默风趣的话表现出了北京人易于满足，对物质要求不高，乐观悠闲的性格。《手把肉》中写蒙古人吃手把肉“一手‘把’着一大块肉，用一柄蒙古刀自己割了吃。蒙古人用刀子割肉真有功夫。一块肉吃完了。骨头上连一根肉丝都不剩”，把蒙古人豪爽、热情、好客的性格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汪曾祺自己陈述说：“有人以为我是美食家，其实我跟张大千一类的美食家是不同的，我不过是爱琢磨一些家常菜的做法而已。”他写吃食，必然都是自己亲自吃过或见过的，也乐于研究它们的做法，考察各地食物的不同以及起源，这也体现了他的一种生活态度：平淡却甚有滋味。在汪曾祺的吃食散文中，蕴藏着一种醇厚的生活味道，尤为重要的是，汪曾祺赋予这些饮食以风致和光彩。在《吃食和文学》中，他说“吃也是一种文化”，并由苦瓜联系到三个有关文学创作的问题，于吃中告诉人们真理，独特而浅显。《随笔两篇》之《葵·薤》中，通过对这两种蔬菜的考察，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多积累一点生活知识，增加对人、对生活的兴趣，不管什么食物都要尝一尝，“许多东西，乍一吃，吃不惯，吃吃，就吃出味儿来了”。同样在《四方食事》之《口味》中，汪曾祺也号召大家“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这样”。这不仅是生活的道理，也是对待文学和文艺创作的正确态度。
　　二、故乡情结的深沉表达
　　在汪曾祺描写的四方美食中，他尤其对自己故乡高邮的美食情有独钟，家乡的传统美食，他如数家珍。其实汪曾祺这么喜爱和怀念故乡的食物，是因为这些食物里蕴含了故乡的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有着深厚故乡情结的汪曾祺，又怎么能不对故乡的食物念念不忘呢？
　　汪曾祺的家乡——江苏高邮，是个到处是河的水乡，从出生到初中毕业，他都是在高邮度过的，这个时常流着静静的河水的小城对他的人和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汪曾祺把孩提时代最美好、绚烂的回忆都留在了高邮，因此当他到了回忆人生的年纪，迎来他文学创作的旺盛期时，故乡情结便自然而然地从他的笔端流露出来。汪曾祺的散文里反复出现对故乡的描述，故乡的人物、食物、风俗都是他爱描写的对象。
　　在《自报家门》里，汪曾祺用充满回忆的笔调描写了家乡高邮的种种事物，有运河里撑篙的大水船，有目光清澈坚定的船夫，有精于捕鱼的鱼鹰，有高于地面的紫色长天的高邮湖，有记忆中的特大水灾，还有丰富美味的水产以及闻名全国的高邮咸蛋，构成了一组纯美的乡间风俗画。在《我的家》、《我的祖父母》和《我的父亲》等文章中，汪曾祺将自己对幼时生活的园子、家里的食物和对祖父母及父亲等人的怀念之情，通过极为朴实、平淡的文字表达出来，文淡而情深。《花园》一文里他迫不及待追忆起童年时那座可爱美丽而又充满趣味的花园，完整地勾勒出他离乡多年对家乡的思念和追寻。“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最深沉的。”“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3]家乡的一人一事、一景一物都是作者脑海中记忆的宝藏，是无论何时身在何处都无法忘记的乡情。
　　对于故乡那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美食，像除夕晚吃的鸭羹汤、徽州传统的珍珠丸子、糟鱼烧肉、腌荠菜、汤圆、风鸡、咸鸭蛋，汪曾祺情有独钟。在《故乡的食物》里更是列举出了多种令人垂涎的食物，对这些故乡美食，他无不一往情深，款款道来。尤其是对高邮咸蛋的称赞：“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4]他喜爱并怀念自己生长的故乡，故乡的美食自然在他记忆的最深处越酝酿越亲切越美味，《故乡的食物》末尾，他写道：“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菰汤，我想念家乡的雪。”平淡的一句话语中包含着多少浓浓的乡情！
　　汪曾祺对故乡的风俗更是一往情深，他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5]。正因为如此，汪曾祺才致力于对故乡民间风俗的铺张描写。他在《自报家门》中就说：“我的小说有很多篇写得便是这座封闭的、退色的小城的人事。”散文也是如此。汪曾祺出生在介于城市特征和乡村气质之间的小城，从而形成了他对乡土文化以及故乡风俗的的一种眷恋，《水母》就是这种描写故乡风俗的代表作，作者在家乡的水母娘娘这尊神身上倾注了深厚的感情并竭力颂扬。汪曾祺为什么对水母娘娘如此顶礼膜拜呢，因为她“是农民按照自己的模样塑造的神”。还有家乡著名的“秦邮八景”，如：耿灯神庙、甓射珠光以及神山爽气，它们的美丽风景和相关的古老传说都使人了解了不少高邮的独特民俗风情。
　　汪曾祺散文的故乡情结还表现在他对高邮小城里各色人物的刻画上。他作品中的人物没有英雄伟人的音容笑貌，只有普通的平民百姓。在他的笔下，写得最多的要数《大妈们》：有用拐杖扛菜的许大妈，有格外关心同乡的奚大妈，有非常爱干净的江大妈，有干部意识很深的胖子顾大妈，有走路雄赳赳气昂昂的丁大妈，有连片子嘴的高个儿罗大妈，还有爱养花做饭打太极的乔大妈，寥寥数笔，七个人物个个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在《闲市闲民》中作者也刻画了一位很少出门很少运动，什么都不爱，只爱抱膝盖看街的怪人。在别人的眼里，这样的人太平凡了，平凡得根本不值得一写。然而，汪曾祺却认可了他：“他平平静静没有大喜大忧，没有烦恼，无欲望也无追求，天然恬淡……带着微笑，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这些人正是高邮小城的普通市民的代表，他们身上的或粗野或市侩或俗套或朴实的特点都存在于这个作者深情依偎着的故乡——高邮。
　　汪曾祺这么致力于回忆和描写故乡的食物、风俗和人物，无非是想使他记忆中的高邮小城在脑海中定格，永恒不灭。汪曾祺曾明晰地表述：“这些年，每逢工作之余，故乡的风土人情，家乡劳动难民勤劳朴实的感人形象，总是时时在我脑海中浮现，使我产生了写作欲望。”[6]他总以独特的视角、敏锐的感受和细致的表现把故乡描写得如诗似画，抒发了浓浓的乡情，笔调亲切、平淡、朴素。
　　三、平和冲淡的文章风格
　　与丰富的饮食文化和浓浓的故乡情结相映照的，是汪曾祺平和冲淡、自然而兼具热情的文章风格。他的散文通俗易懂，明白如话，绝不会把浅显平常的东西用生涩难懂的词汇表达出来，弄得高深莫测，以显示其知识渊博。他以冲淡平和的笔法入文，情感的表达有节制而不张扬、平和而不激荡。曾有人评价他的散文：“拆开来看，每一句都很平淡，但是放在一起就有点味道了。”他自己也说：“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家常’一点的，但又不能一味的平淡，一味平淡，就会流于枯瘦。”
　　汪曾祺的散文虽是冲淡平和，但并不缺乏充沛的情感，只不过情感的宣泄在他的散文中基本是有节制而不张扬的，感情的表达是平和而不激荡的，于整体中呈现一种中和之美。他总是持着一种平和淡然的中老年心境去审视眼前这个世界，没有激越和尖刻。他说：“我觉得散文的感情要适当克制，感情过于洋溢，就像老年人写情书一样，自己有点不好意思。”他在《泰山片石》中也写道：“我是写不了泰山的，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泰山是强者之山，我自以为这个提法很合适，我不是强者。不论是登山还是处世。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的、平和的人。”[7]
　　这种文化心态使汪曾祺常常表现着通达和乐观，即使在种种不幸和厄运面前，也同样如此，他的散文很少有对沉重题材的描写，即使偶尔选择，也会从其它的角度重新进行阐释，在无形之中消解苦难的内容。《随遇而安》一篇开头写道：“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有人问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他们大概觉得我的精神状态不错，有些奇怪，想了解我是凭仗什么力量支持过来的。我回答：‘随遇而安’”。用“三生有幸”来概括自己被划为右派那二十几年坎坷流离的生活，用随遇而安的心态来对待不幸，这样心力交瘁、身心疲惫的经历，在汪曾祺看来却是一种幸事，被他用一种极其平淡、轻松和随意的语气叙写出来。《跑警报》是回忆战争岁月的文章，但战争生活的伤痛和艰难被他最大程度地消减了，而把“跑”作为全文的题眼，空袭警报这一危及生命和财产的灾难在汪曾祺的笔下，充满乐趣和故事。借着“跑警报”的契机，男孩子可以大胆地和自己喜欢的女孩子约会，爱占小便宜的人运气好的时候还能在路上捡到金戒指，锅炉房里的热水因为没有人争抢可以让一个人随心所欲地洗头，甚至炸弹在远处乒乒乓乓地爆炸，还有同学在神色不乱地搅动着冰糖莲子，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此情此景都是动乱中难得的和谐景象。
　　汪曾祺的几篇记人的文章也写得尤为感人，在朴素、淡然的文字后面隐藏着深刻的情感。汪曾祺最为尊重和感激的老师是沈从文，可以说沈从文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是他在追忆老师的《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以最朴素、简单的语言入文，很少有直接抒发尊敬、感激和爱戴之情的句子出现。他从细节着手，从小处着眼，以琐碎的生活往事为主线，不动声色地把那份情表达出来：“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晃，四十多年了！”这收尾的一句，淡而真，包含着对老师深深的思念。《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最后一句“我走进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他一眼，我哭了”，这样一句极平淡的话把对恩师深沉的怀念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虽不是长歌当哭，感情却更深、更真。
　　因为汪曾祺散文平和冲淡，态度亲切，娓娓而谈，从而颇有“闲话”风格。周作人可以说是“闲话”散文的第一家，但不同于周作人“闲谈体”散文所具有的涩味和简单味以及“中年心态”下落寞与颓唐的一面，汪曾祺散文的“闲话”话语方式表现为和谐、温暖、淡泊和宁静。《下水道和孩子》用孩童式的口吻讲述修下水道给孩子带来的乐趣，笔调天真，就像是和孩子谈话一样轻松快乐。《葡萄月令》一篇为葡萄立传，写的是葡萄从播种到成熟直至收获的过程，这是一个为自然规律所支配的过程，从发芽、抽条、开花、结果、生长、采摘、下架再到入窖，汪曾祺用充满流动性的独特语言把其中的趣味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像和一个果农在交流种葡萄的经验一般亲切有趣。《国子监》一篇用一种平淡的“谈”式的口吻与读者交谈，不“比”也不“兴”，介绍了国子监的由来、功用、经营模式等，像与历史学家谈话一样轻松。
　　综上所述，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上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而是致力于描写凡人小事和对生活的深切感受，平淡质朴，娓娓道来。作为京派散文在当代的传承和延续，汪曾祺的散文以它独特的内涵和气质，成为新时期文坛上的一朵奇葩。
　　
　　注释：
　　[1]汪曾祺：《蒲桥集·序》，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2][5]汪曾祺：《故乡的食物》，《汪曾祺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页,第249页。
　　[3]汪曾祺：《花园》，《汪曾祺自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9页。
　　[4]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45页。
　　[6]陆建华：《汪曾祺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7]汪曾祺：《泰山很大》，《汪曾祺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页。
　　
　　
　　（余娟娟 江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10097）

• 余娟娟： 汪曾祺新时期散文创作解析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