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水浒传》成书于洪武初，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载施耐庵的生卒年为1296－1370，《京本忠义传》残页中“军人每”中的“每”字，是元代常用字。《施耐庵墓志》说：“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罗贯中来福建，是谋求出版《水浒传》。福建刻《水浒传》时间早，数量大，是罗贯中来闽活动的结果。为了消除时人误会，罗贯中强调：“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弟子罗贯中者为尤多”，表现出他的坦荡与实诚。《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正处于“变夷为夏”的阶段。它是“愤书”，“愤”，就必须有作为。《红楼梦》成书于康熙年间，处于“变夏为夷”的阶段，作者之隐痛可知。它是“哭泣”之书，导致了不作为。《水浒传》艺术风格体现为阳刚之美，《红楼梦》艺术风格体现为阴柔之美。中国文化的元气在于最具生命力的阳刚、激情与“天行健”的始源精神，“水浒气”的存在，是中国文化经久不衰的象征。
　　关键词：《水浒传》 精神
　　
　　一
　　作为学术问题，考证《水浒传》的作者与版本，已成百年热门，其指向则为《水浒传》的成书年代。只是少有人想到，此一论题所以迟迟不能定谳，实与“水浒”精神的解读有关。
　　现存刊本最早的《<水浒传>序》，系汪道昆于万历十七年(1589)所作：
　　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各以妖异之语引于其首，以为之艳。
　　三年后，李贽作《<忠义水浒传>序》说：
　　《水浒传》者，发愤之作也。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
　　汪道昆生于嘉靖四年(1525)，64岁时为《水浒传》作序，尚据“故老传闻”，谓作一百回《水浒传》的越人罗氏，是洪武初（1368）人；李贽生于嘉靖六年（1527），65岁时为《水浒传》作序，称“施罗二公身在元”。洪武元年（1368）至汪道昆作序日，已经过去了二百二十一年。从他和李贽的主观时间感受看，纯是对遥远往事的追述，丝毫没有《水浒传》是当代人所为的意念。假如《水浒传》成书，真如某些学者所言不早于嘉靖十二年（1533），汪道昆时已8岁，万历十七年(1589)作序时，将五十六年前问世的《水浒传》称作“洪武初”的作品，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不妨作一个古今类比。若以2011年为出发点，则二百二十一年前是1790年，时为乾隆五十五年，次年程伟元、高鹗刊行了《红楼梦》；而五十六年前，则是1955年，赵树理的《三里湾》问世。设若有人为新版《三里湾》作序，他会说“故老传闻，赵树理原名赵树礼，乾隆年间人”吗？自然，他更不会说“1955年，程伟元、高鹗在农业合作化形势鼓舞下，用木活字刊行《红楼梦》”的昏话了。
　　《水浒传》的成书不早于嘉靖十二年（1533），就属于这样的昏话，凭现存最早的《水浒传》刊本两篇序就能驳倒的昏话。
　　二
　　《水浒传》成书于洪武初，同为施耐庵史料与《京本忠义传》所证实。
　　1918年，民国方志大家李详（李审言）倡续《兴化县志》，《续志》坐办兼分纂人刘仲书，到白驹镇调查古迹名胜，见施氏宗祠供有施耐庵先生神主，疑即《水浒》作者；及到施家桥借得《施氏家谱》，见有淮安王道生作《施耐庵墓志》和施耐庵《家传》，便抄了下来。李详审订后以为：“施耐庵先生因为著《水浒传》而坐过大牢，也因为著《水浒传》享了大名，可惜他的生平事迹，不独胡欧张梁四种县志未采入载明，就是他的子孙谈到他的真相，也是‘讳莫如深’。现在民国成立，文字既不为科举所束缚，人物又不为专制政体所限制，县志有所记载，从此更没有什么顾忌，那末，大文学家的施耐庵，我们可以从宽采访他的古迹和遗闻，一一载入‘补遗’栏中。”（刘仲书《施耐庵历史的研究》稿本，藏兴化市图书馆）遂在《兴化县续志》载入：
　　1.施隐士墓：卷一《舆地志》之七第十二页《宅墓补遗》，注称：“在县境东合塔围内施家桥，葬元隐士施耐庵。淮安王道生撰志。”
　　2.《施耐庵传》：卷十三之六第九页《文苑补遗》。
　　3.卷十四之二第四页《艺文志·书目·小说家类》：“《水浒》，施耐庵著。”
　　4.《施耐庵墓志》：卷十四之三第二十一页《艺文志·古文补遗》。
　　民国方志修纂的成就，向受高度评价。《兴化县续志》载录的若非施耐庵而是别的历史人物，恐怕早就被采信了。有人以己所不知，妄断是“好事者的捏造”。如以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谓施耐庵为“元至顺辛未进士”，而《元史•选举志》至顺二年未开科而疑之。其实，《浙江通志》亦著录“至顺二年辛未（1331）余阙榜”：
　　张宗元（开化人）
　　刘基（青田人，御史中丞）
　　徐祖德（青田人，中书省管局）
　　叶岘（青田人）
　　研究表明，“至顺二年辛未进士”不是以讹传讹，而是别有隐情。重要的是，1952年10月文化部调查组《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清楚记载：“我们在兴化王益谦（续修兴化县志委员会职员，任书记员）先生手，得到续修《兴化县志》时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原稿两份。”经鉴定：“原稿《施耐庵墓志》和《兴化县续志》上所载的原文是毫无出入的。”（《明清小说研究》第4辑，1986年12月）王道生《施耐庵墓志》的真实性是肯定的，完全可以放心地将其用作文献。
　　《施耐庵墓志》云：“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公之事略，余虽不得详，尚可缕述；公之面目，余虽不得亲见，仅想望其颜色。盖公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载施耐庵的生卒年为1296－1370，恰与《水浒传》洪武初成书之说相合。
　　最重要的版本发现是《京本忠义传》。1981年6月，笔者在上海图书馆目验过《京本忠义传》残页原件，还拜访过顾廷龙、沈津先生，了解到他们1975年整理图书时，偶然在众多明刻本残页堆中，发现了这两张旧书封面底页的衬纸（是封面底页的衬纸，而非正文的衬纸），表明《京本忠义传》的年代比以其作为衬纸的明刻本早。《京本忠义传》印刷特点有三：一是字体方正；二是皮纸精印；三是每半页边框上端有内容标题，标题字数不等。顾廷龙先生说，字体方正乃是正德间刻本的风格，所用皮纸（棉纸）亦是明代前期常用纸，明后期则多用竹纸，故判定是明正德、嘉靖书坊所刻，较现存传世的“郭勋本”更早。
　　笔者赞同他们的见解，还有两点新的发现：
　　1.残页中“军人每”中的“每”字。“每”，语言学称词缀，用同“们”，表示复数，是元代常用字。如《宣和遗事》前集：“二人觑时，认得是平章高俅，急忙跪在地上，諕得两股不摇而自动，上告平章：‘相国担惊，不干小人每事。’”翟灏《通俗编·语辞》云：“《元典章》诏令中云‘他每’甚多，馀如‘省官每’，‘官人每’，‘令史每’，‘秀才每’……凡其‘每’字，悉‘们’音之转也，元杂剧亦皆用‘每’。”其他《水浒传》版本，如天都外臣本、容与堂本、钟伯敬本、遗香堂本、郁郁堂本、金圣叹本，不论繁本简本，皆已改作“军人们”，正是《京本忠义传》成于元末明初的证据。
　　2.《京本忠义传》的书名。从小说与正史的关系看，有全史演义，如《三国志演义》；有个人列传，如《于少保萃忠传》；有类型列传，如《剑侠传》、《儒林传》。“水浒”出于《诗经·大雅·緜》“率西水浒，至于岐下”，注：“浒，水厓也。”“水浒”是水边的意思，“水边”不是人，怎么会有“传”呢？
　　按：纪传体正史自《晋书》起，设“忠义列传”，其《序》曰：“晋自元康之后，政乱朝昏，祸难荐兴，艰虞孔炽，遂使奸凶放命，戎狄交侵，函夏沸腾，苍生涂炭，干戈日用，战争方兴。虽背恩忘义之徒不可胜载，而蹈节轻生之士无乏于时。”在那“戎狄交侵，函夏沸腾”、“祸难荐兴”、“苍生涂炭”的乱世，“蹈节轻生”的忠义之士，“守铁石之深衷，厉松筠之雅操，见贞心于岁暮，标劲节于严风，赴鼎镬其如归，履危亡而不顾”，赢得了后人的称颂。《水浒传》称梁山英雄平辽“千载功勋可敬”，题名《忠义传》是很贴切的。
　　追溯《水浒传》的版本演变，可知其书名经历了以下阶段：
　　1.本名《忠义传》。“忠义”+“传”，构成第一层次，意谓“忠义之士之传”。第八十一回入诗：“事事集成《忠义传》，用资谈柄江湖中”，是其内证。《水浒传》题“施耐庵集撰”，“事事集成”的是《忠义传》。
　　2.之后，有人在“忠义”前加“水浒”二字以修饰之，变为《水浒忠义传》。“水浒”+“忠义传”，构成第二层次，意谓“居于水浒之忠义之士之传”。第二十回诗：“水浒请看忠义士，死生能守岁寒心”，就是这个意思。巴黎国家图书馆藏《钟伯敬先生批评水浒忠义传》，亦为一证。
　　3.后来，又有人以为宋江等啸聚山林，不能算是“忠义”，将此二字删去，于是便剩下词意含混的《水浒传》三字。
　　4.最后，李贽出来做翻案文章，强调“忠义在水浒”，“水浒之众皆忠义”，宋公明尤为“忠义之烈”，于是在书名上复加“忠义”二字。由于“水浒传”的叫法已经定型，只好加在前面，变成了《忠义水浒传》，故袁无涯说：“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
　　《水浒忠义传》的书名，在《施耐庵墓志》中也可得到印证。墓志说：“及长，得识其（施耐庵）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炧（xiè）烛畅谈先生轶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先生之著作，有《志馀》、《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弟子罗贯中者为尤多。”墓志说《水浒传》原名《江湖豪客传》，江湖，就是水浒；豪客，就是忠义。这与《水浒》经历《忠义传》→《水浒忠义传》→《水浒传》→《忠义水浒传》的书名演变是一致的，证明《京本忠义传》是较早的本子。
　　墓志还有一点殊可注意，即“遇罗贯中于闽”。罗贯中来福建做什么？谋求出版《水浒传》。建阳是中国刻书业三大中心之一，《京本忠义传》边框上端有标题，两端有简单图案，是福建刻本的风格。郑振铎《明清二代的平话集》说：“以‘京本’二字为标榜的，乃是闽中书贾的特色。……闽中的书贾为什么要加上‘京本’二字于其所刊书之上呢？其作用大约不外乎表明这部书并不是乡土的产物，而是‘京国’传来的善本名作，以期广引读者的罢。”（《郑振铎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福建刻《水浒传》为什么时间早、数量大？就是罗贯中来闽活动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时人多以为《水浒传》是罗贯中的作品。汪道昆说：“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双峰堂刊本《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题“中原贯中罗道本名卿父编辑”，都不是偶然的。嘉靖本署“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编次”，方真切反映《水浒传》的著作权。为了纠正这一误会，罗贯中和王道生谈话时，除声明《江湖豪客传》（即《水浒》）是施耐庵所作外，还把自己的《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也说成是施耐庵的作品（也可能是王道生听错），强调：“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弟子罗贯中者为尤多”，这就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表现出罗贯中的坦荡与实诚。
　　三
　　《水浒传》成书于洪武初（1368），还是于嘉靖十二年（1533），似乎只是枝节问题，却与“水浒”精神的解读以及对《水浒传》的评价密切相关。
　　早在1952年，刘冬、黄清江就明确指出：“有人认为施耐庵这个名字恐是后人依托，有人认为《水浒》当为罗贯中所作。特别是胡适以为《水浒》当产生在明朝中叶，在周宪王的杂剧与《金瓶梅》之间，这种看法，就完全歪曲了这部文学巨著的时代背景，不知道《水浒》的产生与元朝末年的农民起义有着血肉的关系，施耐庵这个作者，一生经历了元朝末年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从文学史上看来，唐代的传奇和宋代的平话以后，《水浒传》无论是在内容或形式上都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又说：“施氏一生经历了元朝异族的残酷统治，又经历了激烈的农民起义。他对朝廷不满，所以弃官，同时又拒绝张士诚和朱元璋的徵召，终于隐居一生。他自己的行动，证明他是痛恶封建统治的。所以在他这部《水浒传》的著作中，竭力鼓吹反抗封建朝廷的统治，歌颂落草为寇的英雄，歌颂农民起义的胜利。”（《施耐庵与〈水浒传〉》，《文艺报》1952年第21号）对《水浒传》的崇高评价，就是肯定它对封建黑暗的揭露，对人民反抗的赞颂。
　　近年来，“西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贬低《水浒传》成了时髦。有人打着“人性”旗号，指责《水浒传》“残暴”、“野蛮”，是“非人的文化”，刘再复更宣称《水浒传》《三国演义》是“造成心灵灾难的坏书”，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在他不经意的叙述中，漏出一句：“《水浒传》、《三国演义》大约产生于明代永乐之后、嘉靖之前，即公元1522年前后”（《双典批判》第5页），殊堪注意。刘再复不是文史学家，不会核查1522年乃是嘉靖元年，而非“永乐之后、嘉靖之前”。这种做法无非是想说，嘉靖时期经济发展，工商业繁荣，此社会背景下作《水浒传》，岂非“犯上作乱”、“破坏稳定”？刘再复突出宣扬的核心观点是：
　　在《水浒传》展示的从“官逼民反”到“民逼官反”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两种怪物。一种是专制皇权政治造成的以“高俅”的名字为符号的怪物，这种怪物仰仗专制机器逆向淘汰的黑暗机能，爬上权力宝座的塔尖并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另一种怪物，是造反大战车造成的以李逵、武松、张顺的名字为符号的怪物。这些怪物本来质地单纯，但在“替天行道”的造反合力下，一味只知服从杀人的命令，只有力量，没有头脑；只有兽的勇猛，没有人的不忍之心。
　　制造“从‘官逼民反’到‘民逼官反’”的奇怪逻辑，将专制机器的“高俅”与造反者“李逵、武松、张顺”并称“怪物”，其矛头最终指向“造反大军”，猛烈抨击“社会性‘造反有理’”、“政治性‘造反有理’”，与时下流行的“告别革命”论相呼应，并无多少新意；他的“创造性”在搬出“假晶现象”，大谈“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用貌似高深的名词唬人，戳穿来不过是纸虎而已。
　　所谓“原形文化”、“伪形文化”，是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中套来的，说的原本是矿物学的现象：“一个矿坑中原有的矿石，已被溶蚀殆尽，只剩下一个空壳，而当地层变化时，另一种矿质流了进来，居于该一壳内，以致此矿的外形与内质，截然不同”，这就是所谓“历史的伪形”。
　　且不说文化属于精神范畴，有着承传、发展，扬弃、变异，渗透、冲突等复杂情况，绝不是无生命的矿石所能比拟，“伪形”论是否适用于两种不同文化（如阿拉伯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关系，尚需过细论证；单就其定义：“原形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原质原汁文化，即其民族的本真本然文化；伪形文化则是指丧失本真的已经变形，变性变质的文化”（《读书》2009年12期），亦与所谓“《红楼梦》与《西游记》属原形文化，而《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则属于伪形文化”的历史逻辑不符。
　　成书于元末明初的《水浒传》，是中国白话长篇小说之祖，亦是后世小说创造丰富的典范和源泉。它影响到《金瓶梅》这样的社会小说，也影响到《说岳全传》这样的英雄小说；影响到《三侠五义》这样的侠义小说，也影响到《龙图公案》这样的公案小说。在这个意义上，《水浒传》还是《红楼梦》的文学渊源之一。如果一定要讲“洞穴的感受”，那原先的“矿石的结晶”，也应该是元末明初的《水浒传》，而不是明末清初的《红楼梦》；“假晶”现象也好，“假蜕变”也好，都与原形文化的《水浒传》了不相涉。
　　不仅如此，后来的《红楼梦》，作为“另一种矿质流了进来，居于该一壳内”，并没有“与此矿的外形与内质，截然不同”。从《红楼梦》的文本中，可以发现吸收《水浒传》文化因子的明显例证。第二十二回写宝钗生日听戏，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念了一支《寄生草》：“慢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鲁达虽官居提辖，却没有家庭产业，只是一味见义勇为，“没事找事”，解脱平民于危难之中，从不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这种疾恶如仇的刚烈性格，和“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的豪侠气概，难道不符合《山海经》所凝聚所体现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刘再复攻击《水浒传》写了“以李逵、武松、张顺的名字为符号的怪物”，却不敢攻击“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鲁智深，就是因为他的“原始的天真，不知计较成败，不知计较得失，只知一往无前的进取”！
　　为了贬损《水浒传》，刘再复用了无限抬高《红楼梦》的手法，说《红楼梦》是“真正的‘人’的文化”，“大观园是曹雪芹的一个理想国，它跟柏拉图的理想国不同，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要把诗人赶出去，而曹雪芹的理想国恰恰是个诗国，它的主体是诗人。大观园既是审美理想，也是政治理想，在里面既有言论自由，也有结社自由”，……大观园真有那么美好？那林黛玉《葬花吟》为什么要说“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刘再复爱搬出鲁迅和“三国气”、“水浒气”来说事，却不敢引用鲁迅对《红楼梦》的下列经典评论：
　　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殁。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
　　“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大观园，真是“理想国”？刘再复说：“《红楼梦》的四个哲学要点是：大观视角、心灵本体、中道自律、灵魂悖论”，无非是推销他的“心是最根本的东西，我们做人，别人怎样对我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对他们”。那么请问，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晴雯被遣随殁，这一桩桩、一件件，真的是“别人怎样对我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对他们”，连追问一下是谁造成的都不应该吗？只要解决了“我们怎么对他们”，就真的不会发生“别人怎样对我们”的事情吗？
　　回到《水浒传》的评判上来。林冲何尝不想做“诗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贾宝玉？他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安逸的家庭生活，所以一向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当高衙内调戏自己的妻子，正要一拳打下去，发现是上司的儿子，便把手缩了回来，这还不算“别人怎样对我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对他们”的典范？但高俅没有放手，仍然在想着“怎样对我们”。他不仅不管教儿子，反说：“若为林冲一个人，须送了我孩儿性命，却怎么是好？”于是与陆谦等设下毒计，再三要置林冲于死地。《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写林冲取出刀来，喝道：“泼贼！我自来又和你无什么冤仇，你如何这等害我！正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面对这种情势，指责《水浒传》是“‘非人’的文化”，是“任人杀戮的文化”，岂不成了杀人犯最卑劣的帮凶？中国人绝不是好事之徒，我们最是安分守己、善良、勤劳、正直。也正因如此，当不平与压迫降临时，当这种压迫到了忍无可忍之时，就不得已被“逼上梁山”。“逼上梁山”四个字，千古闪光，赋予被压迫人民起来反抗、起来斗争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企图彻底否定“逼上梁山”、“造反有理”，是最没有人性的最反动的理论。
　　《水浒传》与《红楼梦》同属中国传统的原形文化，把它们对立起来是荒谬的，但这并不妨碍承认它们之间的差异。如果一定要强谓之“伪”，窃以为倒可以在“伪”字的本义——“人为”上做点文章。
　　《荀子·性恶》曰：“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如果一定要讲《水浒传》与《红楼梦》的异同，其最大区别在于：一倡有作为，一倡不作为。前者可称之为“伪”（人为），后者可称之为“性”（率性）；这一文化解读的差别，离不开历史和文化的要素，离不开大的时代背景的把握。
　　“华夷之辨”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观念。《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正处于“变夷为夏”的阶段。李贽《<忠义水浒传>序》说：“盖自宋室不竞，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雀，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所以称《水浒传》是“愤书”。“愤”，就必须有作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施耐庵开创了关心国家兴衰、人民疾苦和同情人民大众正义斗争的现实主义传统。梁山泊杏黄旗上四个大字“替天行道”，反映出他们的“可事而成之”的有作为的精神。天，是最公平、最正直、最大公无私的。皇帝作为“天子”，“代天牧民”。天子无道，人民就要“替天行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是中国文论的最大亮点。
　　蔡元培说，《红楼梦》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说”，“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红楼梦》成书于康熙年间，处于“变夏为夷”的阶段，作者之隐痛可想而知。“将真事隐去”，不是“将真名隐去”，不是把曹家改成贾家，而是把真事隐去了。甄士隐解《好了歌》云：“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满清打进来，把大明朝灭亡了，简直不可解释。《桃花扇》里有忠臣、有良将，也有奸臣、有坏蛋。这些人忙些什么呢？阮大铖想投靠君子，却被排斥在外，弄得很狼狈，你出了一口气，伸张了正义，但怎么样？忙了半天，史可法也好，左良玉也好，甚至钱谦益也好，马士英也好，阮大铖也好，“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都是为满清的南下开辟了道路，为“变夏为夷”开辟了道路。不管你主观动机如何，不管你道德品质如何，结果就是这样。所以要说“甚荒唐”，要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荒唐就荒唐在“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种民族之感，是非常强烈的。
　　所以，《红楼梦》是“哭泣”之书，故导致了“性”（率性），导致了不作为。贾宝玉反对“文死谏，武死战”，就是不愿和统治者合作。他整日厮混于脂粉堆里，给人以“曹雪芹的审美理想就是用少女来体现的，他希望少女青春常在，既不要死，也不要嫁，林黛玉、晴雯、鸳鸯这些最可爱的少女，都没嫁出去，要么自杀死了，要么病死，一旦嫁出去就进入了男人的泥浊世界”（《<红楼梦>是一部悟书》，《羊城晚报》2010年11月26日）的印象。
　　于是，《水浒传》与《红楼梦》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取向：一倡作为，艺术风格体现为阳刚之美；一倡不作为，艺术风格体现为阴柔之美。但中国文化的元气在于最具生命力的阳刚、激情与“天行健”的始源精神，“水浒气”的存在，是中国文化经久而不衰的象征。
　　
　　（欧阳健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3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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