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阎连科的作品中，“苦难”的主题彰显了人性的美与丑，“苦难”主题更是彰显了作家对美好人性的追求、对生命的尊重。这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展开，即自然以及人类自身所带来的苦难。这种对于人性的追求不是作者刻意为之，而是这个出身乡土的作家自身就经历了刻骨铭心的苦难历程，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同时乡土的成长环境也让他看到了乡村中权力机制对人性的扭曲。因而我们可以透过苦难看到作者对美好人性的执着追求，而这正体现了作者终极的生命关怀。
　　关键词：阎连科 苦难 体验 人性
　　
　　“苦难”一直是作家热衷抒写的主题，因为苦难能够充分地展现作者的情感，同时又能表达终极的人文关怀。早在五四时期就有作家们抒写“苦难”主题，这一时期重在表现“国民性”的批判，即使在描写乡土时，也重在揭露封建礼教对人的侵害。转眼文学已经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了二十世纪，现在的文坛仍不缺乏“苦难”主题，不同的作家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建构自己的“苦难”世界。而一直自称农民的作家阎连科，无疑是当代文坛个性鲜明的乡土作家，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精心建构的“苦难”世界。
　　阎连科从70年代末发表文学作品，在三十年的文学创作中，他始终将自己的目光对准底层的农民，用自己的热情去书写对于土地和农民的关怀。在阎连科的作品中，“苦难”的主题彰显了人性的美与丑，这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展开，即自然以及人类自身所带来的苦难。这种对于人性的追求不是作者刻意为之，而是这个出身乡土的作家自身就经历了刻骨铭心的苦难历程，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同时乡土的成长环境也让他看到了乡村中权力机制对人性的扭曲，因而才使我们看到作者对人性美好的追求和对人性丑恶的批判，这也才有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苦难”世界。作家将他的人性追求倾注到自己的作品当中，他的创作努力是值得赞赏的，同时作家也为我们带来了《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等优秀的文学作品，在阎连科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对于“苦难”的抒写从未停止过。
　　一、“天灾”与“人祸”——苦难的展现
　　当代部分作家热衷于书写“苦难”，在阎连科的笔下，“苦难”主题更加突出。这不仅是因为他作品中的“苦难”主题深深地吸引和打动着万千读者——这在《日光流年》畅销的年代已经有了很好的证明，更因为苦难的描写中彰显着人性，同时苦难是我们把握作家精神世界和作品精神维度的重要途径。
　　人性的内涵是多种多样的，它既有对生命的珍视，又有对美好品质的赞颂。通过苦难来展现人性，相较于同类的苦难描写，阎连科则是集中刻画了两种以不同方式呈现的“苦难”，即自然赋予人类的苦难和人类自己所带来的苦难。
　　人既是万物之灵，但同时也是脆弱的生物。作者正是看到了生命在外力之下的脆弱，才不断地描写自然所赋予人类的苦难。“千古旱天那一年，岁月被火烤成灰烬，用手一捻，日子便炭火一样粘在手心上。”（《年月日》）作者在小说伊始就将整个小说的叙事置于千古大旱的背景下，可谓开篇即是苦难。而随着大旱的展开，其它的苦难也接踵而至：饥荒，天旱，饮水困难，庄稼颗粒无收。他们只能被迫远走他乡，苟延残喘，但是当他们开春回来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依然是干裂、贫瘠、荒凉的乡村。《耙耧天歌》中，尤四婆的四个儿女都因为先天遗传成为了痴呆儿，尤四婆找到了治愈痴呆儿的方法，用逝去挚亲的骨头熬汤喝，为了儿女，她毅然将死去多年的丈夫的尸骨挖出给儿女治病。说到自然的苦难就不得不提《日光流年》，在这部小说中，整个三姓村都被一种无法治愈的喉堵症笼罩着，人们的寿命被这个绝症压缩到40岁，人们只要快到40岁就自觉准备棺材，丈量墓地。除此之外，卖人皮、卖淫、饥荒也在不断上演。无论哪部小说，都足以使读者汗流浃背。
　　在文本中，自然所赋予的苦难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除自然这一要素外，苦难依然存在。作者浓墨重彩地描写自然所赋予的苦难之后，又深入挖掘人类世界的苦难。人性世界除了人性之美，也有人性之恶，因而，对于人性丑陋的批判从未停止。作者在苦难主题的抒写中，自然也揭示了人性的阴暗面。相较于自然所带来的苦难，权力对人性的侵害是不易察觉的。《天宫图》中，村长霸占路六命的妻子，路六命被村长欺压，不仅不能奋起反抗，还要在自己的屋子外面帮村长遮掩丑行。在《日光流年》中，整个村庄可以看作是一个权力的缩影，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对人性的压制和扭曲，对死和人性的漠视。如村长司马笑笑在分粮的过程中宣布不给残缺的孩娃分粮食，通过牺牲残缺孩娃来保全其他正常人的性命。又如，司马蓝为了翻地，让自己的姑姑司马桃花用美色去讨好卢主任，这本身已经是权力对于人的侵害；如果说这不足以构成悲剧，那么蓝百岁和司马蓝把黄花闺女蓝四十推给卢主任的时候，我们看到蓝百岁作为父亲对女儿蓝四十、司马蓝作为爱人对心爱的女人蓝四十的残忍。可见，权力是一张无形的网，它对人的侵害是身体和精神上双重的。
　　二、“苦难”主题的创作成因
　　通过抒写苦难，作家表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性丑陋的批判。但是表现人性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作者为什么要执着地选取苦难主题？为什么会热衷于抒写苦难？在笔者看来，作者来自于贫穷偏远的小村庄，自身的体验就充满了苦难，正是这些苦难让作家明白生命的一去不复返以及人性的美好与温情。在作者看来，描写苦难是展现人性的捷径。
　　首先，在笔者看来，作家自身的苦难体验是作家执着于抒写苦难的重要原因。“成功的作家必须具备获得深刻体验的特殊敏感力和洞察力，而且还善于将以往的体验储备保存下来，在心底形成丰富的体验储备和强烈的创作冲动，通过小说创作把自己对生命的体验表现出来。”[1]这段描述用在阎连科的身上正合适，阎连科虽然出生在贫困、偏僻的小村庄——河南洛阳嵩县田湖瑶沟，但是他并不缺乏深刻的生命体验，亲人的病痛和自身疾病的折磨给了他刻骨铭心的记忆。阎连科的姐姐身患严重的腰痛病，一直被病痛折磨着；他的父亲终生都十分操劳，积劳成疾；作家自身所遭受的疾病，也给了他不一样的生命体验。在这些与病魔战斗的日子里，全家人的团结与温情也为阎连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阎连科写作以来笔耕不辍，最后患上了腰脊椎病，后来的日子只能卧床休息。即使是这样，他也未曾停下手中的笔，在病床上坚持写作并完成了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在1995年阎连科自身病倒后，他的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向内转，开始悲天悯人，挖掘个体（主要是农民）生命意识，表现生命韧性和生命强力，并对生命给予高度礼赞。自此以后，阎连科刻意彰显这种生命意识。”[2]他的这种生命崇拜、生命体验就自然地折射在他的文学作品当中。阎连科自己也曾说过：“身体状况会影响一个人对生命的认识，他对生命的认识肯定会不同于健康的时候，身体不健康的人可能对生命的感觉更复杂、更敏感一些。病虽然不是致命的，但生命的韧性加强了，对生命与活着的渴望也增加了许多。”[3]他对这些生活中的苦难都有深刻的体验，因而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能以一种平民化的写作方式去抒写苦难，并从中可见他对描写对象的关怀。
　　其次，作者的亲身体验让其感受到生命的不易与人性的美好，当眼见人性受到压迫、受到扭曲时，则会更加痛心地去抒写这种倾轧和扭曲，尤其是当权力的黑手伸向人性之时，作者就更要加以批判。作者虽然生长在小村庄，但也为权力所笼罩，他自己也曾经差点走上了权力之路。作者生长在穷苦的家庭，家人盼望他能够出人头地，对他的期望就是能在村里做个村干部。如果阎连科没有选择写作，那么今天小村庄就多了一个村干部，而我们将失去一个“作家阎连科”。家人对他的期望是可以理解的，在人们的心目中，村长就是村里的土皇帝，村干部自然也是个好差事。这种权力的好处大家心知肚明，因而权力才成为人们争夺的对象，争夺之中自然也就有了对人性的侵害。在他的文本《日光流年》中，司马蓝争夺村长之路就是很好的证明。在他的权力私心下，蓝四十成为了牺牲品，相比司马蓝在权力面前的丑恶嘴脸，蓝四十对于爱人的无私奉献更加动人。作者描写权力还因为作者看到了人本身对于权力的盲从，正如前文提到的《日光流年》中的分粮，践踏的是人的生命。权力对人进行再“分配”，而再“分配”中忽视的是人性，是生命。
　　三、“苦难”——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一个作家如此密集地抒写苦难，这既表现了作者在自身遭受巨大苦难时，不是沉溺在悲痛之中，而是自己的亲身体验、对生命的思索倾注在笔尖。作者不仅在这些独特的体验中理解了生命的美好与珍贵，更懂得了维护美好人性的重要性。没有失去就谈不上珍惜，因而作者不遗余力地展现出对人性、对生命的损害。人们渴望权力，但又屈服于权力，作者正是洞察了这种心理，看到了权力带给人的喜与悲，看到了人性在权力面前的麻木、盲从。在权力面前，人们无论对错，一律服从，权力本身的正确与否没有人去思考。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作者屡屡构建出村庄的权力结构，其目的正是为了鞭挞人性的丑恶，以唤起人们对美好人性的向往。
　　许多当代作家都描写过“苦难”主题，余华、张炜、张承志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家。余华的小说努力建构着“苦难”的家园，《十八岁出门远行》、《世事如烟》、《活着》等等，例如《活着》这部小说中就包含了亡家、丧妻、失女以及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种种苦难。余华的小说因为淋漓尽致地向我们展现了人间的各种苦难，所以在苦难之外展现的寓意就模糊与混沌了。在阎连科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价值立场，文本中营造的饥荒、逃亡以及天灾所带来的苦难场面，都使得读者不得不接受着严肃的拷问。读者在面对苦难时，看到的是如“先爷”般的抗争，他面对千年大旱，独自留在家乡种植一颗玉蜀黍，最后将自己的躯体作为肥料来养活玉蜀黍(《年月日》)。以及“尤四婆”的不悔牺牲，她将自己的骨头奉献给自己的孩子，只为治好他们的痴病（《耙耧天歌》）。作者对于人性的歌颂，显而易见地摆在了读者的面前。尤其是饥荒，它的出现，拷问的是人类最基本的人性，它所带来的是对人的身体和精神的摧残，因而苦难场景在震慑读者的同时又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与共鸣。当代作家张炜对于苦难的思考是极为深入的，从《古船》到《九月寓言》，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对大地、对历史的不断思考。尤其是在《古船》中，作者通过主人公隋抱朴的回忆书写了一幕幕骇人的苦难场面，斗争会、鲜血染红的街道等都令人心惊胆战，这一幕幕场景表现了苦难的反思与救赎。小说中关于权力的描写真实而细腻，人们对于权力的理解也让人心惊，小说中有一段描述：“他们恍然大悟：原来那时候夺到的权是个空壳子。当事人闹明白了，大多数人倒糊涂起来。人们见面就问：‘权是什么？’有人答：‘是镇委。’另有人又问：‘镇委又是什？’半晌又有了回答的：‘是个圆东西。’他说着，两手合起比划出一个大大的圆。可是谁也没见过这个东西。”这些描述看起来可笑，实则是作者在展现人们愚昧无知思想的同时，也就权力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整部小说都充满了张炜对于历史的自省。相对于张炜这种“自省式苦难”，阎连科的苦难淡化了自省意识，更多的是对苦难的主动抗争和揭露。作者正是看到“在任何一种小小的权力面前，他们都会随时失去亲情，失去道德，失去尊严，甚至失去生命”[4]，因而，他毫不留情地描绘了权力这张大网对人的侵害。在作者看来，自然的苦难或许还能弥合，而人类自己带来的苦难，伴随着伦理、道德的谴责，是无法弥补的。由此可见，阎连科将自己执着的人性追求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着力描写了人们对于苦难的抗争，大胆地对人性的丑恶进行批判。
　　总的来看，对于作者本身来说，苦难是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的释放，苦难是作家回归故土的一种途径，“经过苦难的记述，故乡在美的境界及生命的丰盈与力度上超越、战胜了城市，从而大大方方地走入作家小说创作视野中心。”[5]而对于文学作品本身而言，极致的苦难张扬的是一种极致的生命力。苦难的描述并不是激起同情而应该是敬慕，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的终极关怀。文学仅仅作为劳苦人的心声或者传声筒是远远不够的，更多的应该是唤起人们对劳苦人的爱。因而，苦难在阎连科的文本中就超脱了一般的苦难叙事，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和意义。读者从阎连科的文本中，透过苦难看到的是作者苦心营造的一个充满对生命尊敬、对人充满终极关怀的文学世界。
　　
　　注释：
　　[1]陈英群：《阎连科小说创作论》，郑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4页。
　　[2]熊修雨：《阎连科论》，文艺争鸣，2008年，第12期。
　　[3]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作家与文学博士对话录》，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4]洪治纲：《乡村苦难的极致之旅—阎连科小说论》，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5期。
　　[5]李丹梦：《苦难的立场与策略—关于阎连科小说的一种解读》，山花，2002年，第11期。
　　
　　（李璐 江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10097）

• 李璐： 终极的生命关怀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