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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1期 ID: 148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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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戴震散文的论辩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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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戴震散文的论辩技巧

◇ 刘莉

　　摘要：戴震是清代著名皖派经学大师，他的文章具有强烈的论辩色彩与批判精神。戴震散文的论辩技巧主要表现为三点：首先，以重释儒家经典的方式实现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其次，引述对方论据、观点进行推理，得出荒谬的结论，从而证明对方观点的虚妄性；再次，善用譬喻，善于将抽象的道理具体化。
　　关键词：戴震散文论辩技巧
　　
　　戴震（1723—1777），字慎修，又字东原，安徽徽州休宁隆阜人，皖派经学大师，清代著名思想家，考据学家。他出生于小商贩家庭，四十岁中举人，晚年，经由纪昀等推荐，出任四库全书纂修官。戴震不仅是汉学名流，于天文、算学、地理亦甚精通。他不仅在文字训诂等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影响深远，更在此基础上阐明义理，写下了一系列批判程朱理学思想的著作，这使得他的文章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与尖锐的辩论锋芒。
　　据《戴东原先生年谱》记载，戴震十岁时就曾经质疑朱熹《大学章句》的解释，认为孔子与朱熹相隔近两千年，“然则朱文公何以知然”[1]，故朱子的很多解释未必符合实际情况。可见，戴震自幼年起，便不迷信权威，不盲从于人。成年后，他将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发扬光大，写作了《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答彭进士允初书》、《与某书》等一系列颇具论辩色彩的文章。他公开声明自己的哲学主张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尽异，无毫发之同”，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性。正由于此，后代学者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姚鼐、方东树、曾国藩等攻击他的主张是异端邪说，“名为治经，实则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2]。章学诚、焦循等则大力肯定他这种批判精神。章学诚认为，戴震“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3]。焦循则大力称许《孟子字义疏证》与《原善》，认为“吾谓东原即此二书自足千古”[4]。可见，正是这些颇具论辩色彩的著作成就了戴震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戴震散文的论辩技巧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以重释儒家经典的方式实现对程朱理学的批判。戴震的基本立场是在对经学的重新解读基础上还原被程朱理学蒙蔽了的儒学原貌。他的很多观点虽然是石破天惊，发前人所未发，但却并非凭空出现，毫无依傍。戴震借助儒家的正统地位批判程朱之徒的做法是非常明智的。一方面，儒家经典经过千年传承，在士子心目中已经确立了百世不易的权威地位，依附儒家经典阐释自己的哲学观念，易为读书人接受；另一方面，戴震若将论辩重心放在自己的一家之言上，以一己之力对抗依托于儒家经典的程朱理学，必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且，这种论辩首先就不存在平等的前提。故而，戴震借助其深厚的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功底，从重释儒家经典的角度实现对程朱理学的批判，这样，双方的论辩就具备了平等较量的基础与平台。
　　戴震的主要哲学观点都是在对经书再读的基础上引申发挥出来的，如《原善》三卷中，大量引用了《易》、《孟子》、《中庸》、《论语》、《左传》、《礼记》、《诗》等儒家经典之作。作为经学大师，戴震通读经书，融会贯通，发扬独立的思考与创新精神，通过对经书的诠释、引申、推衍、归纳，最终建立起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他认为程朱之徒“去古圣哲既远，治经之士，莫能综贯，习所见闻，积非成是”，自己重释经典的目的就是“惧学者蔽以异趣也，复援据经言疏通证明之”[5]，在这里，戴震明确指出自己的目标是建立与程朱理学相异趣的哲学观，对不能真正明辨儒家经典的程朱理学进行拨乱反正，恢复被遮蔽了的儒学传统。
　　除了大量引用儒家经典原文外，戴震还对程朱之徒对经书的错误解释进行了辩驳。在《答彭进士允初书》一文中，戴震深入剖析了程子、朱子对经文的错误解读，以此说明程朱理学乃是披着儒学外衣的释老之学，从思维方式、语言表达等角度论述程朱以佛学释《六经》、孔孟，又以《六经》、孔孟证佛学的蒙蔽性，指出他们表面上讨论的是儒家普遍关注的命题，但实际上“皆似而非，适以乱德”[6]。在批判朱子《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对于“明明德”、“不显维德”两句理解的基础上，戴震援引《大戴礼记》、《中庸》、《孟子》等经书之相关论述为论据进行辨析。通过对儒家经典融会贯通的理解把握，戴震有理有据地指出彭允初等人名为儒家，实为老释，驳倒了对方的理论基础，使得对方的观点失去立论根基，如空中之楼阁，虚幻妄诞。
　　其次，根据对方思路，引述对方论据、观点进行推理，得出荒谬的结论，从而证明对方观点的虚妄性。这种论辩技巧主要表现为两点：以对方言论证我之观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在对程朱之学说有深入了解，对对方观点、论据了然于胸的基础上，戴震经常援引对方的材料来证明自己的理论，即以对方言论证我之观点。例如，在《答彭进士允初书》一文中，戴震力图说明程朱之学的释老色彩，便引用了程颐的《明道先生行状》，在这篇文章中程颐明确指出自己的兄长程颢：“自十五六岁时，闻周茂叔论道，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又引用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说明张载也是在多年“访诸释老之书”的前提下，“返而求之《六经》”。程叔子是程颢的兄弟、吕与叔曾是张载的学生，戴震引用这些材料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佛教思想确实对他们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为自己的立论——彭允初等人“变释老之貌为孔、孟、程、朱之貌”建立了论说依据。
　　另外，揭露对方理论之矛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是戴震经常使用的论辩方法。与之相联系的还有例证法的使用，戴震通过一个个生动具体的实例说明朱熹解经的欺骗性、虚妄性。如朱熹在《答何叔京》二书中曾说：“向来妄论持敬之说，亦不自记其云何，但因其良心发见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即是做功夫底本领。”[7]戴震认为所谓“猛省提撕”即禅宗所谓之“顿悟”，故所谓“良心发现”的理论不过是禅宗“顿悟”的翻版。借助深厚的语言学造诣，戴震多次指出朱熹解经的错误。如朱熹对《论语》“克己复礼”的解释，朱熹在《论语集注·颜渊》说：“己，谓身之私欲；礼者，天理之节文。”己，指私欲，礼，释为天理。由此，朱熹将孔子的“克己复礼”当作自己“存理灭欲”的理论来源与基础。戴震对其“人生以后此理堕在行气中”观点提出质疑，“然如颜子之贤，不可谓其不能胜私欲矣”，按照朱子的理论，“岂颜子犹坏于私欲邪？”[8]除逻辑上讲不通外，从文字训诂角度看，在这一章中除此例外，也都不能解“己”为私欲，如朱熹提到的“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与”。这些自相矛盾之处的出现，说明朱熹在解经时确实存在为自己的学说寻找支持，以致出现罔顾经文原意，牵强附会的问题。
　　最后，善于将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善用譬喻，也是戴震散文能够有力说服读者的一大法宝。戴震文章思想深邃，逻辑严密，但在具体行文中，能将抽象的道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阐述。例如，宋儒认为“理具于心”，只要“复其初”，既能得“理”。戴震则认为“理在事中”，为说明这一观点，他举了一个形象有趣的例子，将人的德性的提高与身体的发育成长做比，“试以人之形体与人之德性比而论之，形体始乎幼小，终乎长大；德性始乎蒙昧，终乎圣智。其形体之长大也，资于饮食之养，乃长日加益，非‘复其初’；德性资于学问，进而圣智，非‘复其初’明矣。”[9]生动形象地说明德性的增长是一个渐加积累、循序渐进的过程，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实践才能逐步加以完善，这样，自然得出结论：“唯学可以增其不足而进于智”，故应“重学问，贵扩充”。
　　另外，戴震尤其善于使用譬喻，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深入浅出地说明深奥的哲学道理，以比喻叙事说理，增强文章的通俗性、趣味性。例如戴震批判程朱之解经蒙蔽儒家经典原意时，曾作一精警的譬喻：“譬犹子孙未睹其祖父之貌者，误图他人之貌为其貌而事之，所事固己之祖父也，貌则非矣；实得貌不得，亦何伤！然他人则持其祖父之貌以冒吾宗，而实诱吾族以化为彼族，此仆所由不得已而有《疏证》之作也。”[10]他充分发挥想象力与联想力，真正把深奥的道理浅显化。依据错误的祖宗画像冒充同宗来说明程朱之学具有儒学与佛学参杂的不纯正血统。这一比喻尖锐精辟，确实是对自诩为正统的程朱之学的极大嘲讽。
　　总之，戴震的散文文风犀利，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与高超的论辩技巧。卢文弨为《戴氏遗书》作序指出，新安戴东原先生“胸有真得，故能折衷群言，而无徇矫之失”。可见，支撑高超论辩技巧的根本还是在于他深邃的哲学思想。
　　
　　(本文为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AHSK07-08D21。)
　　
　　注释：
　　[1]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转引自《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2]方东树：《汉学商兑》，杭州：浙江书局，清光绪26年(1900)刻本。
　　[3]章学诚：《朱陆篇书后》，《文史通义·内篇二》，《章氏遗书》（卷2）。
　　[4]焦循：《雕菰楼集·申戴篇》（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5]戴震：《原善》（卷上），安正辉选注：《戴震哲学著作选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页。
　　[6][7][10]戴震：《答彭进士允初书》，安正辉选注：《戴震哲学著作选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30页，第227页，第231页。
　　[8]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下），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9]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刘莉蚌埠安徽财经大学文艺学院 233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