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栾星先生的校注本《歧路灯》问世，形成《歧路灯》研究的第一个热潮。1981年、1982年、1984年分别在郑州、洛阳、开封召开的三次学术讨论会，又出版了两本《歧路灯论丛》，就是显著的标志。尔后，研究《歧路灯》的论文虽然年年在发，中国知网显示30年内共有记录241条（有的还是弄错了的），年均不到10篇。2004年后虽多了起来（最多的是2007年，25篇），考虑到多为博士、硕士论文，与真正的学术研究，还是有相当距离的。
　　要想深化《歧路灯》的研究，首先要反思的是：什么原因妨碍了《歧路灯》的传播？
　　记得《歧路灯》刚推出时，媒体纷纷喝彩，《光明日报》1981年5月19日报道的标题是：《埋没二百多年的古典白话小说〈歧路灯〉出版》；香港《文汇报》1981年8月2日雁枫文章的标题是：《一部被埋没二百多年的小说》；台湾《中国时报》1983年1月12日王孝廉文章的标题是：《〈歧路灯〉的再发现与再评价》；台湾《联合报》1983年1月12日曾敏生文章的标题是：《再放光芒的〈歧路灯〉》，等等。这类过于炽热的“埋没”说曾经引起一些反感，蓝翎在《“埋没”说质疑》中就说：“《歧路灯》是明清‘人情小说’传统的一股逆流，是一部从人物故事到语言艺术都缺乏吸引力的古代小说，无论作者的人格还是作品的风格都难望《红楼梦》之项背。”言下之意，大有《歧路灯》被“埋没”是“活该”的意思。
　　针对这种所谓的“自然淘汰”论，笔者于1982年为洛阳学术讨论会撰写的《〈歧路灯〉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开头说：“和《竹书纪年》于晋咸宁太康间自汲郡战国魏墓中重见天日不同，清初李绿园所撰长篇小说《歧路灯》，二百年来尚有‘三五部抄本于穷乡僻壤间’流传，后复有洛阳清义堂1924年的石印全本和北京朴社1927年的冯友兰、冯沅君兄妹勘校的铅印前二十六回本问世，但终究是知者甚稀，将次晦没。现在，《歧路灯》一百零八回经栾星同志校注，由中州书画社出版了，这实在是一件应该受到称赞的大好事。”笔者举《竹书纪年》重见天日为例，意在说明湮没不闻的东西不一定是没有价值的，更不是注定该淘汰的。
　　9月17日小组会上，有些老先生猛烈批判李绿园的“用心读书，亲近正人”论，说他的动机是“维护封建统治”，更有人认为：“《歧路灯》是竭力维护行将倒塌的封建大厦的作品，它的总的思想倾向是落后的，是逆潮流而动的。”有人甚至用了“反动”的字眼。笔者有点忍不住了，便发言说：“各位先生，我们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反动’一词的份量有多重，想必大家都有切身体验；我就曾被说成‘反动’，坐了四年牢，戴了四年‘反革命’帽子，但我心里明白：自己一点也不反动！李绿园是二百多年前的文人，他嘱咐孩子‘用心读书，亲近正人’，有什么错？难道要他‘一心游荡，亲近匪人’，才是对的吗？”不想主持小组会的负责人严肃地说：“那还要不要突出政治？”大有问罪之慨。于是开展了一场争论，许多人都被卷进去了。
　　19日清早散步，偶遇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龚依群同志，他大约也听到了小组会的争论，问了笔者一些情况。20日，《歧路灯》学术讨论会闭幕式，龚依群同志讲话说，“关于李绿园思想是不是‘反动’，听说会上有不同的意见。我只讲两点事实：十月革命胜利后，有作家出了本《插进苏维埃心脏上的十七把刀子》，列宁称赞它‘是本有才气的书’；俄国国歌《保护沙皇》的作者茹可夫斯基，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主张为他出版诗集——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对于李绿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宽容一些呢？”听得出来，他支持笔者的看法。
　　但不管怎么说，由于心中横梗着“封建说教”、“思想陈腐”的成见，论者对《歧路灯》的评价总不那么理直气壮，不自觉地要打一点折扣。如范宁先生说：“《歧路灯》整个思想主题是不高明的，人物塑造也不很成功，但记录了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中下层人物的思想状况，涉及的生活面相当广阔，……读者可以从其中看到封建社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歧路灯〉读后感》，《歧路灯论丛二》）连笔者力图给《歧路灯》以较高评价的文章也说：“它不像《红楼梦》那样，对于所谓‘仕途经济’等一系列涉及封建制度的根本问题提出了怀疑；相反，它主张挽回颓变的世风，主张把那些浪子从‘歧路’中拯救出来。尽管作者的正面说教是真诚的，甚至是出于自己阅历有得之言，但那毕竟是与历史的潮流背道而驰的。”（《〈歧路灯〉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文学论丛》第2辑，1983年）
　　可见，以是否“反封建主义”为评判标准，《歧路灯》不可能获得很高的评价；人们只能从诸如人物塑造、情节结构、语言运用等方面做一点文章，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基本评价如此，又怎能引起充分的关注呢？
　　为了抵御对“埋没说”的质疑，论者高扬起“教育小说”的大旗，并立即获得响应，成为评价《歧路灯》的“主旋律”。然而，此后《歧路灯》研究之所以没能成为热点，根源或亦在于“教育小说”论的不足恃。
　　最早亮出“教育小说”的，大约要算张国光先生。他在《我国古代的〈教育诗〉与社会风俗画——〈歧路灯〉新论兼评〈“埋没”说质疑〉》中说：“《歧路灯》是一部值得借鉴的教育小说”，“李绿园不仅是一位小说家，他首先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对这部“被埋没了二百多年的优秀古典小说”，“做父母的似可以一读”，“青年人可以一读”。（《歧路灯论丛一》）
　　其后，李延年先生著《〈歧路灯〉研究》，从中国古代小说的实际出发，对“教育小说”的内涵给以界说：
　　教育一般是指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主要是指学校对儿童、少年、青年进行培养的过程。有广义教育与狭义教育之分。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即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的发展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以培养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人的活动。在“教育小说”名称里，教育包括狭义的教育，也包括广义的教育中的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明乎此，我们就可以对“教育小说”名称的内涵做出界说了。
　　“教育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题材分类，它是以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组成的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形象化地反映培养儿童、青少年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等教育活动的小说类型。它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要素：教育者（教师、家长等）；受教育者（儿童或青少年学生）；教育方法、内容、目的等。三者必须兼而有之，虽可以对某一要素有所侧重，但不能缺略三要素中的任何一项。如果一部小说，缺少上述三要素中的任何一项，那就不能被视为教育小说。
　　这一界说，无疑是有道理的。对于“教育小说”的认定，也确乎能起到提升《歧路灯》品位的作用。然而，当我们用这一界说去衡量《歧路灯》时，便会发现有许多地方对不上号。
　　《歧路灯》不是正面写教育过程的书。小说中尽管写了“受教育者”谭绍闻，且希望他成为能“从事社会生活”的有用之人，但总是事与愿违，原因在于教育者（教师、家长）以及社会环境。而以“教育小说”的界说来衡量，它缺少的正是最重要的一项：教育方法、内容、目的。朱自清先生说：“《歧路灯》的主题只是‘败子回头’。但这个败子，本来并非败子，他父亲竭尽心力，原想他成为一个克家的令子，而他自己也时时在理欲交战中。他父亲死了，他结交了‘匪类’，因为习染的关系，便让欲将理战胜了。‘东捞西扯，果然弄的家败人亡’。后来受够了‘贫苦煎熬’，阅历了人世险诈，加以族人、父执、义仆等的规劝，这才‘改志换骨’，重新让理将欲战胜了。这个理欲不断的战争和得失，便是本书的教训，或说是理想。”《歧路灯》写的是一个青年堕落的过程，这种堕落之所以会成为现实，主要是由于原应充当教育者的教师、家长所起的恰是完全相反的作用。
　　如果认为《歧路灯》是一部成功的“教育小说”，李绿园有深刻的“教育思想”和切实的“教育方法”，甚至想用它来指导家长、教师对学生“进行教育”，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不要说以“孝”为本、以“礼”为范的观念是如何陈腐，“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的模式是如何孱弱，如何不与现代人的观念相通，单就谭绍闻后来的改过自新、败子回头，也总觉得有些勉强，不能使人折服：他潜心读书，是为应科举之试而学；即便科考中了副车，还是靠族兄谭绍衣之提携，至浙江备倭立军功，方得特授黄岩县正堂，家道重兴。这些都不能算教育的成功，只不过是谋到了一条自身的出路而已。可见，试图借鉴《歧路灯》的方法来教育人、培养人，是没有效果的。加上现实的人们对“说教”普遍感到厌倦，打着“教育小说”旗号的《歧路灯》受到冷落，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但是，这一切并不能表明人们对教育漠不关心。恰恰相反，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如何做好对下一代的教育工作，如何使他成为“从事社会生活”的有用之人，已经成了全社会最关注的中心议题。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换一个角度，把《歧路灯》看作是对教育状态的严峻谛察，是对教育生存弊端的深刻剖析，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因为《歧路灯》提供给我们的，与其说是“反映培养儿童、青少年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等教育活动”，不如说是“反映干扰、破坏培养儿童、青少年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等存在的严重问题。”它的主导面尽管是宣扬正理，宣扬上进，但根本抵御不了这种干扰和破坏；大批本应成为“从事社会生活”的有用之材的孩子，正一步步地走向歧路，这正是现在绝大多数人最关注的社会问题。
　　那么，是谁在戕害我们的孩子？或者说，谁该为孩子走向歧路负责？
　　答案是作为“教育者”的家长和教师该为孩子的走向歧路负责，但追究起来，他们并没有戕害孩子的动机。这就造成了问题的复杂性。
　　都说谭绍闻的堕落是因为糊涂不明的母亲王氏的溺爱。其实，作为一位母亲，王氏的亲子之爱，是无可非议的。通达地看，她的教育观还是颇有见地的。祥符宋门外的吹台，是个始于师旷的名胜，王氏看重孩子爱动的天性，主张让谭绍闻去赶会，说：“这吹台三月三大会，叫孩子跑跑去。读了两个月书了，走散走散，再去读书何如？”谭孝移以为“小孩子赶会，有什么好处”，她反驳说：“这个说不好，那个说不好，如何会上有恁些人？”这种“书也不是恁般死读的”的观念，颇得品行端方的塾师娄潜斋的赞同，道是：“若一定把学生圈在屋里，每日讲正心诚意的话头，那资性鲁钝的，将来弄成个泥塑木雕；那资性聪明些的，将来出了书屋，丢了书本，把平日理学话放在东洋大海。”王氏不赞成“严密齐备”、完全封闭式的教育方式，讥讽谭孝移整天把孩子“锁在箱子里，有一点缝丝儿，还要用纸条糊一糊”是完全正确的。王中劝谭绍闻不要和“匪类”往来，王氏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难说叫大相公每日跟着一起老头子不成？”这些不都有点“与时俱进”的味道？
　　王氏的毛病在于贪财慕利。闻说谭绍闻与贵公子盛希侨结拜，受宠若惊道：“像这等主户人家公子，要约你兄弟拜弟兄，难说辱没咱不成？”谭绍闻赌场赢得一百三十两，回来夸母，王氏欣然道：“咱家可也有这一遭儿。那日他那黑胖汉子搬钱时，恁样强梁，赢不死那天杀哩！”然而王氏最大的失误在于请侯冠玉为塾师，而决策的因由，不过是“只叫供粮米油盐，不用管饭”，“不管饭就好，省得伺候。”
　　也有人说谭绍闻的走入歧路，责在塾师侯冠玉。其实，从职业上讲，侯冠玉是个明白自身使命的老师。他一到任，就将谭绍闻旧日读的苦于点明句读书，都叫丢却，并且自己到书店买了两部课幼时文以便课诵。他对谭绍闻说：“学生读书，只要得功名；不利于功名，不如不读。若说求经史，摹大家，更是诬人。你想古今以文学传世者，有几个童生？不是阁部，便是词林，他如不是大发达，即是他那文章，必不能传。况且他们的文字俱是白描淡写，直与经史无干。何苦以有用之精力，用到不利于功名之地乎？”这种为应试而教学的模式，历来屡试不爽，谁能说没有道理？
　　用现代标准看，侯冠玉更是位有个性的文学批评家。他对《西厢记》、《金瓶梅》都有独到的见解，赞美《金瓶梅》道：“那书还了得么！开口‘热结冷遇’，只是世态炎凉二字。后来‘逞豪华门前放烟火’，热就热到极处，‘春梅游旧家池馆’，冷也冷到尽头。大开大合，俱是左丘明的《左传》，司马迁的《史记》脱化下来”，这更是惊世骇俗之论。从学术水准看，侯冠玉要与“《金瓶》、《水浒》我并不曾看过，听人夸道，说是笔力章法，可抵盲左腐迁”的苏霖臣相比、与“不能识左、史，就不能看这了；果然通左、史，又何必看他呢”的程嵩淑相比，都高明一筹。侯冠玉的问题是缺少师德，灵魂肮脏，以致成为谭绍闻吃喝嫖赌的“启蒙”者。
　　《歧路灯》展现了一帮“匪类”的引诱，使谭绍闻一误于盛希侨，再误于夏逢若，三误于茅拔茹，四误于张绳祖，五误于高皮匠，六误于管贻安，七误于钱可仰，八误于虎镇邦，九误于赵天洪，十误于武当道士，驯致家产败落，几近走投无路，从而展现了社会不良因素的恶劣作用，描绘了极其可怕的情景。
　　可以说，《歧路灯》敷演的“败子回头”故事，在那个时代并不多见；相比之下，绝大多数走上歧路的孩子，面临的更可能是彻底毁灭。这就有着强烈的警世、醒世意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歧路灯》是教育失败的挽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救救孩子”的呐喊。
　　教育，是永恒的主题。如今，教育更成了千家万户最关心的热点。“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如果通过对《歧路灯》的解读，通过与李绿园超时空的对话，从教育者和社会环境角度进行新的诠释，我们就会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当代家长，比王氏开通得多了。他（她）们不但支持孩子走散玩赏，还支持他们学习更多的技艺，甚至不惜代价让孩子去学琴、学唱、学舞。这倒不是他（她）们真正发现了孩子的艺术细胞，而是出于“望子成龙”的焦灼心情，指望凭借一技之长，让孩子迅速出人头地，成为歌星、影星、球星。他们总是按自己的意愿，不管孩子的兴趣如何，硬性为孩子制订人生轨道，于是经常，事与愿违，这成了一种社会的通病。
　　现在的学校，聘请的不是“只叫供粮米油盐”的塾师，而是要通过考试录取才能进入的教师。过去的做法，是由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学校要招收一百个学生，排在前一百名的就自然在录取之列，那录取的“分数线”就是第一百名的分数。为了防止有人录取了不来报到，又准备了若干备取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各个学校都不约而同地把分数线往上提：明明要招收一百人，却把“分数线”划在了第八十名；于是，第八十一名到第一百名的考生就得按不同的标准交费，而且还要有门路才行。面对这种情境，几乎所有家长都极端关注孩子考试的排名，他们常用“交钱”来恐吓孩子：“分数不够，就要交钱了！少考一分，就等于赔一万元！”想到自己是在为钱而学，学生还会有丝毫的乐趣吗？
　　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得天下英才教育之，是教师的最大愉快。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些要紧的内容在课堂上不讲了，却要交钱到课外去补教。家长一想到要掏钱给孩子进课外班，还会高兴得起来吗？这样，家长、学生与学校，一下子成了对立的关系。像这种师生关系，根本就不可能和谐。
　　教育的本质，是向学生传授他所不理解、未领会的生活经验与各种知识。作为教育对象的未成年人，往往有贪玩、好动的天性，不能有效地把持自己；在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必然要对他们进行约束，说些他们不爱听的大道理。一心迎合儿童的天性，彻底废除抽象的说教，是没有理由的。自从“与世界接轨”，教育观念发生了变化。开始说是“寓教于乐”，后来教也不要了，纯粹就是乐。不再提倡刻苦学习，“尺璧非宝，寸阴是竞”、“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教诲从学校中消失了。朱自清先生不赞同对《歧路灯》中的“理学话”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因为“那些理学话，又都是作者阅历有得之言，说得鞭辟入里，不蔓不枝；虽是抽象的，却不是泛泛的，所以另有一种力量，不至于老生常谈等”。有人反对向青年人讲世界观与人生观。可千万不要忘记，不是正确的世界观，就是错误的世界观；不是自觉的世界观，就是盲目的世界观；不是清醒的世界观，就是糊涂的世界观。嘲讽对世界观的讲究，甚至主张取消对世界观的思考，不是与时俱进，而是与时俱退。
　　从社会环境讲，李绿园提出要“亲近正人”。现在孩子“亲近”的是电视和网络上传播的垃圾文化。打开几百个电视频道，数以千计的文化节目，多半是些污七八糟的东西，戏说历史，解构经典，亵渎崇高，颠覆真诚。翻案风流行，把好人说成坏人，坏人说成好人。现在最可怕的，不是现实世界里的盛希侨、夏逢若、茅拔茹、张绳祖，而是虚拟世界里的赌王、匪首、帮主、教父。现实世界里的盛希侨、夏逢若、茅拔茹、张绳祖，人们能意识到他们是“匪类”，虚拟世界里的赌王、匪首、帮主、教父却被奉为“英豪”。有的孩子们公然以“长大了当贪官、泡美女、住别墅”为追求目标，问题还不严重吗？
　　李绿园要我们“用心读书”，被现代技术所控制的所谓“文化”，大片、摇滚、NBA、动漫等等，把宝贵的时间都占据了。有了MP3，年青人都在听，它的歌词旋律不断翻新，时间花在这上面，就没有时间读书了，孩子从小就没有读过几本正经的书；进大学了，还要去KTV，去给歌星捧场；已经缺乏刻苦读书的气氛了，还要跟着市场走，拼命游戏、玩乐，浪费时光，消磨意志，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业精于勤荒于嬉”，不能理解为教条主义的说教。
　　而最最重要的，是要找回“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找回“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找回“教育者必先受教育”的传统精神，如此，教育才会走上正路。
　　综上所述，如果真正认识到《歧路灯》的价值所在，就会找到《歧路灯》研究的兴奋点。《歧路灯》所描写的形形色色的世相人情，在今天就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歧路灯》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在今天依然有着现实的紧迫感和普遍意义，这就意味着对《歧路灯》的观照，就是对现实的参与，对《歧路灯》的研究，就取得了与同时代人的兴趣相一致的频率，就能在同时代人那里获得共鸣。《歧路灯》研究第二个热潮，就自然到来了。
　　
　　
　　
　　
　　
　　（欧阳健福州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35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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