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梅里美是十九世纪法国的著名作家，被誉为“法国中短篇小说的第一位大师”。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中短篇小说上，尤以女性人物形象塑造见长。本文笔者将从“野性回归型”、“宿命论者”、“宗教救赎者”，以及一般贵族女性形象四个方面来分析梅里美中短篇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并探讨梅里美独特的审美取向。这种取向暗含了他对未经所谓的“文明”玷污或异化的野性美的呼唤和颂扬，以及对文明社会道德观念的否定和批判。
　　关键词：梅里美 女性人物 形象 审美
　　
　　梅里美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中短篇小说大师和剧作家，被誉为“法国中短篇小说的第一位大师”[1]。与同时代的司汤达、巴尔扎克等作家相比，他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神秘的文化氛围，瑰丽的异域风光，性格鲜明的人物，以及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相互结合碰撞，从另一种角度对文明、人性等问题形成关照。
　　一.梅里美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
　　由于梅里美本人独特的审美追求以及对女性生存环境的认识与把握，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光彩照人，美不胜收。通过对梅里美文本的仔细研读，笔者认为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野性回归型”女性
　　这类女性无疑是梅里美塑造的最成功的一类，其中较为典型的有卡门、科隆巴和维纳斯雕像等。与其说她们是“女性”，还不如说她们是生理性别上的“雌性”，因为她们的言语行事、气魄胆量不仅不输于任何男性，甚至表现出比男性更为极端化的倾向。
　　卡门是一个波西米亚女郎，妖娆美艳，狂放不羁，敢爱敢恨，同时也狡诈异常，心狠手辣。她最突出的特点是“对自由的绝对向往和执着，不受任何原则和习俗偏见的约束”。[2]最后当她的情人让她在爱情与死亡中做出选择时，卡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亡。卡门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为自由而生，为自由而死，她的整个生命就是对绝对自由的完美诠释。如果说卡门因为对自由的执著追求让她在女性中脱颖而出的话，那么支撑科隆巴活下去的最高信念——为家族洗刷耻辱，则让她成了墨格拉的化身。当父亲被仇家暗杀时，她勇敢地担当起了家庭男性的角色，表现得异常勇敢。当法律不能给她满意的答案时，她用自己的方式报了仇。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这样写到：“在没有社会习俗约束的动物世界中，当雌性动物偶尔摆脱母性的奴役时，有时也能够和雄性保持平等。”[3]这说明人类社会还未形成时，女性与男性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然而，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将女性囚禁在越来越狭窄的天地里，而卡门、科隆巴们打破了这些代表着女性生存的禁忌与法则，让女性原始的野性的美得到了完全复苏和展现，是“邪恶”让她们充满了难以抗拒的魅力。
　　2、“宿命论者”女性
　　这类女性在梅里美的小说中所占比例较大，如朱瑟芭、爱谢、德·皮里小姐、特雷莎等。与梅里美笔下那些充满原始的野性美的女性形象相比，她们有其自身特点：首先，作为一个女性，她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女性意识微乎其微；其次，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存主体而言，其主体意识和对主体自我的超越意识早已被磨平，[4]有利于男性生存的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无形中充当着“造型师”的角色，将她们按照男性的要求重新进行塑造。
　　《马铁奥·法尔哥尼》里的朱瑟芭对儿子福尔图纳疼爱有加，但当丈夫要枪杀儿子以向齐亚尼托·桑比埃洛谢罪时，她没作出任何反抗，人类最伟大的母爱在夫权的压制下也失去了它的力量。女性忍辱负重的隐忍精神在《塔芒戈》中爱谢的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爱谢心甘情愿地被丈夫拱手送人，没有任何反抗；在自己快要饿死时，把存活的机会交给了丈夫。在爱谢的潜意识中，丈夫就是主人，是自己所信仰的“神”。因此，他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
　　对于这类女性，梅里美批判的态度极为明显。在他眼中，这类女性无论有多大差别，但本质却是相同的：她们都没有与命运抗衡的勇气，一味地逆来顺受，忍辱负重，最终造成了自己悲剧的命运。她们是文明的受益者，但最终追求自我幸福的动力，却被文明附加在她们身上的种种枷锁消磨殆尽。因而她们的悲剧起源于文明。
　　3、“宗教救赎者”女性形象
　　欧洲自古宗教信仰的传统可谓根深蒂固。虽然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对这种状况有所改善，但其受益者并不包括女性。资本主义前期欧洲妇女的地位与以前相比并没得到很大的改善，社会地位依然低下，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各种伦理道德的约束。社会伦理习俗限制了她们的一切活动，却没给她们任何宣泄自己情感的途径。因而，许多女性虔诚地把自己奉献给了上帝，宗教成了她们进行自我救赎最重要的方式。然而，这些皈依宗教的女性不仅因自身坚定的信仰而深受其害，而且也在不自觉中成了宗教的帮凶，造成了更多人的悲剧。
　　梅里美笔下的这类女性形象不多，最突出的是《阿尔赛娜·吉约》中的德·皮埃纳夫人。德·皮埃纳夫人一生忙于从事教会的慈善事业，使自己成为了“圣罗克教区享有名望的妇女”。[5] 但她身上所体现出的对宗教的狂热实际上是对自身虚伪的掩盖，而对宗教不加任何怀疑的盲信则使得她变成了一位没有丝毫人情味的“完美女性”。最终，她因嫉妒禁止德·萨利尼和阿尔赛娜·吉约单独见面，使得阿尔赛娜·吉约在对爱情的绝望中死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德·皮埃纳夫人的行为加速了阿尔赛娜·吉约的死亡。
　　这类将宗教视为世间一切罪恶的解救者的女性形象受到了梅里美含而不露地尖锐批判。梅里美本人偏好并赞叹女性身上那种原始野性的美，一种未经“文明”改造过的天然美，因而对这类女性形象的披露也是毫不留情的。
　　4、一般贵族女性形象
　　由于梅里美独特的审美倾向，这类女性人物在其小说中出现得并不多，《罗斯基》中的伊乌尔卡小姐、莉迪亚小姐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伊乌尔卡小姐美丽漂亮、聪明机灵，爱开玩笑，有很强烈的虚荣心，充满了少女的朝气，与一般的贵族女性并无二致。这些女性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其人性中最为原始的野性因子已被文明消灭殆尽。她们是时代的宠儿。但是，对于这些“完美女性”，梅里美也没有手下留情。在她们身上表现出了文明的不堪一击，随时都面临死亡的危险。伊乌尔卡最后被野性大发的丈夫给活生生咬死的悲惨结局，就体现了作者对欧洲文明的强烈批判。
　　二.梅里美的审美取向
　　通过对梅里美中短篇小说中女性人物的深入分析，笔者认为这些女性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代表原始的野性美，如卡门、科隆巴等，另一类则是文明的化身，如德·皮里小姐等。梅里美对这两类形象的态度也是极为鲜明，对前者赞扬、肯定；对后者批判、同情。卡门、科隆巴可以说是美狄亚精神的另一种表现，即性格上的偏执和情感上的缺乏节制，或者说用极端的手段和方式表现极端的维护个人利益的愿望；而代表文明的这类女性，她们的本性却因文明的包围而消失殆尽。所以，梅里美认为人类在享受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好处的同时，也深受文明之害，最突出的便是人类内心深处野性的消失。
　　《伊勒的维纳斯像》从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梅里美的美学宣言，展示了他独特的审美取向。作家这样描写那尊极为精致完美的美神雕像：“我惊异地发觉雕刻家显然有意要在雕像的脸上刻画出一种凶恶的狡黠。这个美丽得使人难以置信的脸庞，流露出轻蔑、嘲讽和残暴。我从未见过这么美的雕像。”[6]梅里美笔下的这尊美神，其神情里有很多难为文明社会有教养的人所接受，甚至视为邪恶的东西。梅里美有将原始状态的美与文明社会的道德观念相对抗的意图。也就是说，梅里美肯定和弘扬的是未经文明异化的野性之美，他所否定和批判的是美的异化力量——文明社会的道德观念。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梅里美所颂扬的女性，从身份上讲，都属于文明社会的“法外之民”。卡门不过是一个强盗、小偷加走私犯；嘉贝莉埃勒实际上是一名妓女；科隆巴似乎更接近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然而为父报仇，她不惜采用阴谋诡计，这些同样被文明社会视为邪恶。但在梅里美的笔下，这些邪恶野性的女性身上却常常焕发出某种超乎常人的精神力量和人性之光。她们虽为社会不容，或被一般人视为异端，但却绝对真实，遵循自己的人生规则，绝不屈从妥协，也绝不作势利和观念的奴仆，不懈、勇敢地追求自己想要的一切。当然，正是这种美使卡门、科隆巴等人超越了邪恶、野性本身，获得了永恒的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1]郑克鲁．梅里美传奇小说[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2]徐丹玲．男权主流社会的反抗者——再论嘉尔曼[J]．文化视野，2007（3）．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4]刘彩蓉．浅谈梅里美笔下异质女性的悲剧性存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
　　[5]梅里美．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集·阿尔赛娜·吉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6]高文惠．野性的呼唤，人性的挖掘——梅里美创作浅谈[J]．德州师专学报，2000（1）．
　　
　　张文静，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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