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与何为先生晤面，是2010年秋季，已记不大清是第几次坐在何为先生的房间里了。
　　2009年老人在家中不慎摔倒，导致股骨颈骨骨折，动了手术，我到徐汇中心医院去看他的时候，他说自己的体内有一块铁，那是打在股骨头上的钉子。我说手术成功，恢复也较好，不幸中之万幸，您是有福之人。一段时间后他已能在屋子里行走，外出要坐轮椅，生活质量降低了，但精神状态还是不错的。何为居住的房子，是他青年时代就住在那儿的老屋，在上海陕西南路的一条老弄堂里。虽然年代已久，但建筑质地良好，客厅向阳，窗外是一个方形天井，何老亲手种植的一棵玉兰树，叶子鲜绿而明亮。何老对我说，现在让他最感烦恼的是眼睛越来越差，既不能看，也不能写。眼睛不好，但思想情感犹在，还想写东西啊！他患眼底黄斑病变十多年了，曾多方求医无显效，对于改善视力早已失去信心。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具体地说是1958年，何为就从上海调往福建工作，其文字生涯从此便与福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直持续了30年。作为散文作家，他同郭风等人一道，为繁荣闽地文学创作、培育文艺新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上海是何为从文的起始地。1937年开始发表处女作，1938年参加上海各界民众组成的慰问团，秘密往皖南慰问新四军，其间见到了刚从延安过来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他把此行见闻写成报道式的散文，结成集子，取名《青弋江》，由万叶书店出版。《记史沫特莱》这篇文章，则是发表在柯灵主持的《文汇报》“世纪风”副刊上的。年岁大一点的人大抵还记得上世纪50年代的散文名篇《第二次考试》，其作者正是何为。这篇作品描写一次强台风之后与学生考试有关的故事，主题触及应试教育中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作品是通过袁鹰先生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很快获得社会的热烈关注。
　　在福建生活期间，何为写了大量散文作品，《临江楼记》等更是具有广泛的影响力。1976年金秋时节他有一次闽西之行，几天之中，三次登临杭县的临江楼——这是当年毛泽东曾经居住过的楼宇，第一次登楼自然生出一番感慨，几天之后再登楼，看到人人脸上都浮现难以抑制的喜悦，原来是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乌云过去，天空复归明朗。第三次登楼，站在最高处，迎风伫立，回顾十年风云，心底波涛涌动。回城之后很快写成《临江楼记》，一经发表，不少报刊转载，后来还被译成了英文和法文。与《临江楼记》同类的文字，还有一篇《春夜的深思和回忆》，那是抒发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之情的。从那时起，他怀着虔诚的文学理想，探索和追求新的文学境界，由此进入了又一轮的创作旺盛期。
　　作为我国老一辈散文家，何为素以严谨为文著称。他认为散文作为一种自由文体，表现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由于直接向读者倾诉衷肠，可以说是面对面沟通心灵。完成这样的倾诉和交流，就需要选择适当的文字方式。因此每写一篇文章，他都有一段长长的构思谋篇时间。主题确定后，如何开头、结尾，都有认真的考虑和设计。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他在墙壁上拉一条绳子，挂上一些写作时可能要参考的素材或资料纸片，他称之为“灵感的闪光”。稿子完工后，也挂在绳子上，叫做“悬索审读”。何为对此的解说是，写作时人处于兴奋状态，写完后需要冷处理，“挂”上几日，改上几遍，就放心了。像北方的孙犁一样，南方的何为也是一位十分讲究表现力的作家。读何为的散文，会发现他常常采用一些小说“元素”，文中有人物，也有一些故事情节。《第二次考试》如此，早年作品如《大地的脉息》《江边》《到钟楼去的路》等亦然。这是他寻求表现力的一种尝试。他坚持简约恬淡明快的行文风格，没有华丽的辞藻，遣词造句“惜墨如金”。一段淡然悠然的文字，有美的质感，每每还有超体积的蕴涵，而在阅读之中，又随时可以“触摸”到写作者饱满的内在激情。充分表达人的自由心志，由感性上升为理性认知再用感性与理性融合的文字表达出来，这就是一位久经锤炼的散文名家的“表现力”。在客厅绿窗前的谈话中，何老曾再一次地讲到表现力的话题。对于文章之道的探寻，他称之谓“有所追求”，即追求一种境界，对散文来说，这个境界就是美。何为深信文学的美学功能是天然存在的，换句话说，文学对于提升一个民族的趣味、格调有着一种天然的义务和责任。而以情景交融、心灵对话为特点的散文文体，美的元素更是必不可少的。何为一生中也写过其他文体的许多作品，并自称曾写过很失败的东西，但他在精短散文方面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并不鄙薄大散文、长散文，对大散文中的精品也予以充分的肯定，但他觉得中国古代散文中的传世之作，“五四”以来的散文名篇，绝大多数都是短篇章。
　　回沪定居后，何为曾先后整理出版了几部书稿，其中70余万字的《何为散文长廊》，集中了各个时期不同文体的散文作品，这是欣赏和研究何为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文本。继《长廊》之后问世的，还有《近景与远景》《纸上烟云》《何为精短散文》等集子。自1996年开始的几年里，他在《新民晚报》开辟一个专栏，每月写一篇随笔，晚报还为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即《纸上烟云》)。何为对我说，为晚报写稿，倒成了他晚年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说写这样的短散文，除了有一个精神寄托和释放的“窗口”，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心灵的寂寞，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身逢盛世，创作环境宽松，所以他写这些文章的时候，真正做到了敞开心扉，摆脱了因袭的精神重负。他为在有生之年获得如此的创作空间而感到由衷的高兴。笔者在退休之前作为编辑，约先生写稿，那时他已有眼疾，但仍曾得到过他《客居小楼》等文稿支持。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早年的何为是从亭子间走向文坛的，他为自己居住的小室取名“菩提楼”，当时常有一些文学同好到这里来作客，访客中有王元化、董乐山、束纫秋、徐开垒等。王元化先生还曾与何为在这个小房间里热议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这个亭子间，如今仍保留完好，笔者曾在何老的引领下，看了位于灶披间之上楼梯转角处的“菩提楼”，现在除了一张无人使用的小床铺，堆了许多书，还有一些杂物。步出小房间的时候，我很有感触——上海石库门、亭子间，曾经安顿并孕育了多少文学精英的灵魂，而“海峡”、“亭子间”这两个词体现在一位作家的身上，也是别具意味啊！
　　
　　（选自《文艺报》2011年3月9日版）

• 沈扬： 何为印象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