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好人孙绍振语文世界(初中版)2011年第9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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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166616

[ 孙绍振文选 ] 　　

厦门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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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好人

◇ 孙绍振

　　1969年底，或者是1970年初，我的记忆有点模糊了，反正是春节前夕。我从上海得到通知：华侨大学解散，教师务必迅速回校，下放农村和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虽然冠以神圣的“蹲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名义，但是，在最亲近的人弃我而去的日子里，又碰到这样的事，心情就像上海的天气一样阴沉起来。挥别送我上车的堂兄，上了火车以后，就发现皮夹不见了。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好在火车到漳平的时候，我要下车到同事林子贵家去拿两个樟木箱（那时，上海人结婚，福建的樟木箱是上等的嫁妆）；可以借一点钱。樟木箱挺大，力气比我大得多的林子贵抢着为我挑到火车站，我向他借了五块钱，算一算到厦门住一夜旅馆一块钱，吃一顿晚饭五毛钱，可以饱得打嗝。到泉州的汽车票是两块五左右，再花一角五分钱，乘公共汽车到华侨大学。“多乎哉，不多也。”孔乙己的喟叹冒出我的嘴边，心情为之一振。
　　可是樟木箱一上了火车，乘务员说太大，要补托运票。一下子花去了两块多。火车上一顿饭起码是三毛钱。全部财产只剩下不到两块钱。买一张汽车票到泉州是绝对不够了。
　　当火车在厦门火车站停下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六点左右了。
　　我挑着两个大樟木箱，从台阶上走下来的时候，满头大汗，顾不得心疼箱子不断磕着水泥棱角。
　　虽然是极左的时代，然而厦门人的生意头脑还相当灵活。车站前一群小伙子，推着自行车，帮助运送行李。我的狼狈相马上引起其中一个的注意。我记得清清楚楚，他穿着皮夹克，挺帅的，推着车子过来兜揽生意。我老远就嚷嚷：“别来找我，我身上没有钱。” 但是，小伙子仍然把车子向我这边从容地推过来。我绝望地望了他一眼：“我连住旅馆的钱，还不知道在哪里呢?”他把车子往起一支：“没关系。我不要钱。”
　　他那闽南人的豪爽使我震惊了。他从容不迫地把樟木箱往他车子加长的后架上绑牢，就领着我到了一家小旅店。他用厦门话向一个小老头诉说我的困境。那小店负责人显然是他的朋友，显得颇为动容，表示可以免费提供住宿。床位都看好以后，就拿出登记本来，要工作证。可是我的工作证已经被小偷提溜走了。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空前紧张，“清理阶级队伍”进入高潮，阶级敌人无孔不入，革命的警惕性成为人生第一荣誉。那小伙子向他说情：人家上海来的知识分子，白面书生，你看看他哪一点像外逃的阶级异己分子；年纪轻轻，哪一点像历史反革命？
　　他说得振振有词，可他的朋友无动于衷。两个人在我是否可能是坏人的问题上，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最后，他绝望了，用最清晰的语调，一字一顿的，狠毒地把那个平时省略了的最后，也是最脏字眼讲了出来，然后飞快地拉着我的手远走高飞了。
　　他很快恢复了情绪，把我带到厦门汽车站，找到当时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一个中年妇女。他们大概有点认识吧，她显然很信任他，因而也就很同情我。还没有听完他的叙述，就叫食堂工友给我打了一碗饭。
　　我本来只指望她让我在候车室坐上一夜，没想到她竟主动提出让我到工会办公室去，那里有一个长沙发。她说，正好有八个复员的海军经过这里，没有买上今天的车票，你们做个伴吧。在当时沙发是很少见的，就是住旅馆也不能享受弹簧的阴性的柔情。但是，我仍然不能安眠。因为我口袋里的钱还不够买一张到泉州的票子。那小伙子看出我的忧虑，就主动提出：有什么东西可以拍卖的？
　　说起来，我那旅行袋里也真可怜，除了一袋上海的大白兔糖果以外，只有几件衣服。他就把大白兔糖果鲜艳的包装露在外面，大声叫卖起来。马上就引来了一堆围观的人。可惜的是，没有人对糖果有兴趣。叫了半天，只有一个搬运工模样的人，把我的旅行袋打开来仔细察看了一番，提出了我十年前做大学生时穿的，已经褪色了的绒衣，正面、反面反复观察、抚摸，又紧张思索了一番以后，问我多少钱肯卖。我想十年前三块六毛钱买的，现在最多只值一块钱。但是，一块钱，加上我口袋里的一块多钱，还不够到泉州的车票，从泉州汽车站到华侨大学的公共汽车票还得一毛五。我就狠狠心，让我那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发作了一下：一块五毛。那搬运工，马上就要掏钱。可是小伙子厉声嚷嚷起来：一块五怎么行。这么厚的绒衣，起码五尺布票，一尺布票就要一块钱了。
　　我突然紧张起来，按党的政策规定，买卖布票是违法的。但是，我的舌头失去了抗辩的力量，听任小伙子做主，以五块钱成交。
　　当我拿着一把带着那工人阶级体温的、粘着草屑和污泥的毛票和硬币的时候，心里并不仅仅是兴奋感激。当时来不及细想，只是本能地用最为文雅的姿态和小伙子握手，对他表示感激，隐隐感到所有感激的语言此刻都显得苍白而空洞。
　　当小伙子离开的时候，我望着他的背影，并不像鲁迅在《一件小事》中所写的感到越来越高大，却有一种压抑和怅惘像阴影笼罩着我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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