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出门远行》解读孙绍振语文建设2007年第1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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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建设 2007年第1期 ID: 80881

[ 孙绍振文选 ] 　　

《十八岁出门远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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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岁出门远行》解读

◇ 孙绍振

　　这篇小说最早发表于《北京文学》1987年第1期，是余华的成名作。其情节极其荒诞,人物行事的原则显然违反常识，不合情理。这样怪诞的人物和生活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但这篇小说却成了当代小说的经典。
　　从艺术上来说，其探索性非常明显。它肯定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可以把它归入现代派之列。在现代派小说家看来，小说并不是人生的真实反映，而是作家对人生的自由想象和对人生意义的探索。探索不仅仅是在内涵方面，而且是在形式方面。现实主义小说的现实性的描写，并不是所有小说必须遵循的神圣规范，相反，任何规范都是艺术形式发展的桎梏，对人生的探索必须打破传统的观念，对艺术形式的探索也必须冲破经典的形式规范。按经典的形式，情节的发展要合情合理，有着鲜明的逻辑因果性。但探索性的小说，则有可能打破这种因果性，代之以反因果性。例如在这篇小说中，“我”以敬烟来对司机表示善意，司机接受了“我”的善意，结果却是粗暴地拒绝“我”乘车。“我”凶狠地呵斥他，他却十分友好起来。半路上，车子发动不起来，他本来应该焦虑苦恼，但实际上他却无所谓。车上的苹果让人家给抢了，他本该愤怒、反抗，但他却无动于衷。“我”本能地去和抢夺者搏斗，被打得头破血流，本该是非常痛苦的，但一点痛苦的感觉也没有。一车苹果被抢光了，司机却“越来越高兴”。抢劫又一次发生，“我”奋不顾身地反抗，被打得“跌坐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司机不但不同情和帮助我，相反却“站在远处朝我哈哈大笑”。整个小说的情节的原因和结果都是颠倒的，无理到了荒谬的程度。可是作者似乎觉得这样的荒诞还不够过瘾，对荒诞性再度加码。抢劫者开来了拖拉机，把汽车上的零件等物品，能拿走的都拿走了。司机有什么反应呢？作者这样写道：
　　这时我看到那个司机也跳到拖拉机上去了，他在车斗里坐下来后还在朝我哈哈大笑。我看到他手里抱着的是我那个红色的背包。他把我的背包抢走了。背包里有我的衣服和我的钱，还有食品和书。
　　如此荒诞，是不是绝对荒唐，绝对无理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小说就不成其为小说，而是一堆呓语了。仔细研读，你会发现，在表面上绝对无理的情节中，包含着一种深邃的道理。这个道理，至今还没有一个让人们广泛认可的归纳。
　　有人在解读这篇小说时，抓住“十八岁”这个关键词，认为小说的立意就是让孩子感受成人世界，成人世界的残酷使孩子震惊，使他“无限悲伤”“像汽车一样浑身冰凉”。这种震惊感，就是青春心理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但我觉得，这个解读还可以继续深化下去。小说展示成人世界的暴力，特别强调其荒谬性，荒谬的焦点在哪里？不在抢劫者的快乐，而在被劫者的快乐。如果只有抢劫者的快乐，就没有荒谬感了，就没有现代派小说的艺术探索了。小说的荒谬感是双重的，首先，被损害者对于强加于己的暴力侵犯，毫无受虐的感觉，相反却感到快乐；其次，被损害者对为了反抗抢劫付出代价的人，不但没有感恩，相反对之加以侵害，并为此感到快乐。另外，除了施虐和受虐，还有更多的荒谬渗透在文本的众多细节之中。小说有时很写实，有时又好像漫不经心。妙就妙在这种漫不经心上。常常自由地、突然地滑向极端荒诞的感觉，比如说，“我”被抢苹果的人群打得很惨：“……被打出几米远。爬起来用手一摸，鼻子软塌塌地不是贴着而是挂在脸上……”在写这样的血腥事件时，居然连一点疼痛的感觉都没有。如果用传统现实主义的“细节的真实性”原则去追究，恐怕是要做出否定判决的。然而文学欣赏不能用一个尺度，特别不能光用读者熟悉的尺度。余华之所以不写鼻子打歪了的痛苦，是因为他要表现人生有一种特殊状态，是感觉不到痛苦的痛苦。
　　不明白这一点，就看不明白余华为什么要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来看这个现象：孩子的眼睛是第一次看到，不可能习以为常，人生的怪异、人生的荒谬就凸现出来了。
　　车子上的苹果抢光了，车子的轮胎都卸走了，“我”为了保卫苹果被打伤了，鼻子挂在脸上，司机站在远处朝“我”哈哈大笑。从现实主义的因果逻辑来说，这样描写缺乏合理性。然而余华不是现实主义作家，他有意向传统情节的因果性挑战，在小说结尾，他并没有承担给读者揭示谜底的责任，相反，他好像无缘无故地让这个司机跳到了拖拉机上，把“我”的背包抢走，还在车子里朝“我”哈哈大笑。
　　这是现实的悲剧，然而在艺术上却是喜剧。这让我们想到了阿Q死到临头还想要出风头。鲁迅也把人生的悲剧当作喜剧来写的。
　　喜剧的超现实的荒诞，是一种扭曲的逻辑，然而这种扭曲的逻辑启发读者思考许多深刻的悖谬现象，甚至可以说是哲学命题：为什么本来属于你自己的东西被抢了你却感觉不到痛苦？为什么自己的一大车子东西被抢了而无动于衷，却把别人的一个小背包抢走还沾沾自喜？缺乏自我保卫的自觉，未经启蒙的麻木、愚昧，从现实的功利来说，是悲剧，从艺术哲学的高度来看，则是喜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最为荒谬的现象背后潜藏着深邃的睿智：没有痛苦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
　　当然，余华的这个短篇的价值，还在于他的语言所创造的一种荒谬而又真实的张力。“我”走在山路上，找不到旅店，想搭车。“我”站在路旁朝汽车挥手，“努力挥得很潇洒”，可是司机看也没有看他就“他妈的过去了”。“我”就追，“一直追到汽车消失之后”，然后“对着自己哈哈大笑”，但是又马上“发现笑得太厉害会影响呼吸”，于是“立刻不笑”。在接着走路的时候，“心里却开始后悔起来”，“后悔刚才没在潇洒地挥着的手里放一块大石子”。这些句子，在正常语境中，都是不通的，但在这里却是很艺术的。看来，这是一种极端随意、怪诞的感觉，然而又不完全是怪诞，在怪诞中有某种深沉的启示。
　　为什么追不到车，起初没有懊丧，反而哈哈大笑？主人公还年轻，还是第一次出远门，对于人生的险恶还没有体验，对自己的生命和前途还没有多少思索，因而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只当作好玩。其次，在觉得好玩之后，在更深的意识深处，就产生了仇恨。这个纯洁的心灵上居然冒出了拿石子去砸司机的邪恶念头。这种邪恶的可怕在于，主人公并不觉得邪恶，相反觉得好玩。在余华看来，对于是非善恶的麻木，并不仅仅是成人世界的特点，在未成人世界，也是同样存在的，只是和成人世界相比有程度上的不同。这实在是人生的荒谬。余华与许多作家肯定人的善良不同，他刻意突出人性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严峻的现实，并不完全是作家艺术想象中的荒谬。作家以无理的外部形式揭示了内在的邪恶，既是思想的也是艺术上的创新。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不能从一般意义上去学习这篇小说的语言。在一般语境中，“哈哈大笑”是欢乐的表现，而文中的“哈哈大笑”，却有复杂的内涵。
　　值得欣赏的还有以下几处：
　　下巴上那几根黄色的胡须迎风飘飘，那是第一批来这里定居的胡须，所以我格外珍重它们。
　　在通常情况下，刚刚生出来的胡须是很稀少、很短的，是不可能迎风飘飘的。这里把它写成迎风飘飘，是有意的夸张，表示对自己的调侃。至于“定居”，也好像用词不当，本该慎重地用来表示居民比较长期的迁入。用这个词，是表达胡子一旦生出来就不会消失的感觉。对几根不成气候的胡子格外“珍重”，这样大词小用，有对自己的嘲弄，或者叫做自我调侃。我们在读鲁迅的文章时，经常会遇到这种字里行间的反讽意味。如在《铸剑》的结尾：
　　于是现出灵车，上载金棺，棺里面藏着三个头和一个身体。
　　百姓都跪下去，祭桌便一列一列地在人丛中出现。几个义民很忠愤，咽着泪，怕那两个大逆不道的逆贼的魂灵，此时也和王一同享受祭礼，然而也无法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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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严隆重的葬礼，忠于君王的义民，却不得不向杀死君王者下跪。在这种尴尬中隐含着鲁迅对愚昧的臣民的讽刺。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此后是王后和许多王妃的车。百姓看她们，她们也看百姓，但哭着。此后是大臣，太监，侏儒等辈，都装着哀戚的颜色。只是百姓已经不看他们，连行列也挤得乱七八糟，不成样子了。
　　一方面是所谓忠愤的义民的愚忠，一方面是一般百姓对看女人的热衷。
　　余华的行文风格虽然与鲁迅有很明显的不同，但在超出常规的用词方面，和鲁迅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我看到那个司机高高翘起的屁股，屁股上有晚霞。
　　这不是有点不和谐，搭配不当吗？晚霞应该是很有诗意的，为什么要和屁股联系在一起呢？而且这样的用语，在后面还出现了。这说明作家刻意地追求的恰恰不是诗意，不是美化，而是一种反诗意，“丑化”。因为，作家要表现的不是人们美好的、善良的一面，而是丑恶的、麻木的、愚昧的一面。
　　余华的语言艺术还有相反的一面，那就是颇有诗意的象征。在这篇小说中，“旅店”这个词使用了十多次。为什么他要这样不厌其烦地提醒读者呢？
　　这个“旅店”，是“我”原本追寻的目标，“我”在路上走了整整一天，已经“看了很多山和很多云”，“觉得自己应该为旅店操心”。这是带有象征意义的，也就是说，人生已经有了一定经历，需要一个歇脚的地方，需要一个人生的阶段性休整，当然这不是体力的休整，而是精神上的休整。因为一时还没有“旅店”，才有“搭车”的念头。在某种意义上，“搭车”和“旅店”是对立的。这两个词有着丰富的内涵。人生是个旅程，旅程的象征是汽车，汽车是不断运动的，但人生又要有驿站，也就是旅店来休整身心。汽车、旅程是如此残暴，如此野蛮，惊人的荒谬，看来和休整身心的要求是不相容的。但是，小说写到最后，作者对汽车的感觉却是另一个样子，这是小说思想的另一个焦点：
　　天色完全黑了，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的我。我无限悲伤地看着汽车，汽车也无限悲伤地看着我。我伸出手去抚摸了它。它浑身冰凉。那时候开始起风了，风很大，山上树叶摇动时的声音像是海涛的声音，这声音使我恐惧，使我也像汽车一样浑身冰凉。
　　我打开车门钻了进去，座椅没被他们撬去，这让我心里稍稍有了安慰。我就在驾驶室里躺了下来。我闻到了一股漏出来的汽油味，那气味像是我身内流出的血液的气味。外面风越来越大，但我躺在座椅上开始感到暖和一点了。我感到这汽车虽然遍体鳞伤，可它心窝还是健全的，还是暖和的。我知道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我一直在寻找旅店，没想到旅店你竟在这里。
　　整篇小说似乎都在通过旅店和汽车的对立，强调汽车象征人生的险恶、人生的荒谬，可到了这里，不但没有荒谬感，没有邪恶，相反成了诗意的、温暖的归宿。
　　这里作家显然在向读者显示，虽然人性是邪恶的，世界是荒谬的，但即使被抢掠得、被剥夺得同汽车那样，“也”如同“自己”被损害的伤口“一样”，“都可能使自己感到安慰，成为自己心灵的归宿”。也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一座残存的座椅，漏出来的汽油味，“那气味像是我身内流出的血液的气味”。这就是说，被损害者、被剥夺者虽然遍体鳞伤，但是心灵并没有被剥夺，心灵并没有遍体鳞伤。作者唯恐读者不明白，又从正面提示说，“可它心窝还是健全的，还是暖和的”，“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心窝”未曾受到摧毁这一点上，这部受尽伤害的汽车，成了“我”的心灵的旅店。
　　正是因为这样，小说的笔调从最初的反讽，到最后变成了象征的抒情。
　　文中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红背包”。它和旅店、汽车一样是有象征意义的。
　　在小说的结尾，这个被司机抢去了的红背包又出现了。作者倒叙“我”十八岁，父亲让“我”出门，为“我”准备好这个“红背包”，对“我”说：“你已经十八了，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
　　“我”就这样背着“红背包”，“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整个故事本来是很灰暗的，为什么作者要让背包是红的，而不是其他颜色？红色的象征意味，虽然不一定是革命的，但肯定是带着光明和希望的。
　　这就是说，作者有意在结尾不让读者太悲观，这个光明的尾巴是作品主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笔是很重要的，但是，为什么它会被绝大多数读者和评论家忽略呢？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读者和评论家太粗心，或者缺乏修养；二是作者的这一笔表现得还不够充分。我想，后者应该是主要原因，因为作者表现人性的邪恶，用了独特的荒诞手法，真是别出心裁，让读者惊异，让读者沉思。但是在结尾处，主要用诗意的象征手法，这个方法，就其形象的感染力以及手法的独特性来说，可能是略逊一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