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的现场感和互动共创孙绍振语文建设2015年第1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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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建设 2015年第1期 ID: 359019

[ 孙绍振文选 ] 　　

演讲的现场感和互动共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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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的现场感和互动共创

◇ 孙绍振

　　我们的学者、企业家、官员到国外和同行交流，也许在智商上并不亚于对手，但就是在讲话时，离不开事前准备好的讲稿。一到现场对话，往往结结巴巴，而对方则谈笑风生，给人以相形见绌之感。这不但影响了我们的国际竞争力，而且影响了大国形象。在国内则更是这样，连一个小型座谈会都要念稿子。不能即席对话，成为国人素质的一大缺陷。原因何在？在我看来，根源在于语文课，语文课程本来是文本、作文和口语交际的三位一体。现在文本和作文都受到了重视，因为高考必考；而口语交际并没有真正展开，因为与高考无关。更为严峻的是，在语文课本上的口语交际理论，基本是错误的，例如人教社的初中语文课本口语交际一开始就是朗诵，殊不知朗诵既不是口语的，也不是交际的。与我国相反，美国中学就有口语交际课，初中是“public speaking”，也就是演讲，高中则有辩论。口语交际（有时叫作“communication”）和写作同为大学一切院系必修，不少大学有演讲系，演讲博士，演讲教授。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真语文的高度提出口语交际的特殊规律问题。系统展开比较复杂，为了避免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演绎，本文仅从一个经典文本的分析提出问题，以期引起关注。
　　一
　　关于《我有一个梦想》，我看了不少公开课的教案，大体都把教学目标定位在以下几点：整体感知全文，把握情感脉络；体会演讲词激情飞扬、极富感召力的语言特点；感受马丁·路德·金为民请命的战斗精神和反对“以暴易暴”的远见卓识。
　　这样的教案，基本上重复课文。固然，表面上教师也提出了问题，但所提出的问题，基本上是不能称其为问题的伪问题。例如，“我有一个梦想”中的“我”指的是谁？回答：不仅指马丁·路德·金个人，还包括千千万万黑人同胞。这完全是废话。从一开始演说，作者就说的不是个人，而是全体美国黑人。又如，哪些段落是作者的梦想？这也不是问题，因为文章中有直接的、反复的表白。教师提示：18～26自然段，六个“梦想”。再如，哪些段落是他产生这个梦想的原因？回答：1～7自然段。接着提问：他以怎样的方式来实现这个梦想？回答：8～17自然段，非暴力斗争方式。很显然，这样的对话其实是变相的段落大意。从某种程度上说，比之段落大意还不如。因为教师已经把段落大意归纳出来了，学生除了迎合教师的结论以外，根本没有主动提出问题的空间，只能处于被动接受状态。最后，教师据之总结出本文特点：思路新颖、清晰，结尾引人深思、令人振奋，印象深刻。很明显，所谓的特点，根本就算不上特点。如果仅仅是这样，这个演讲就不可能上升为美国一百年中划时代的经典。
　　然而，这样从一望而知到一望而知，满足于在文本表面滑行的教案却成为公开课的样板，可见指导思想混乱和教学低效具有普遍性。
　　问题在于教师的一系列问题和答案，都是明摆在文章中的，对于高二学生来说，并不是问题，因而，对话就不能不是伪对话。问题要成为真问题，起码是对学生初始感知有所触动，有所冲击，本以为一望而知，实际上可能一无所知。仅仅从文本表层去做形式逻辑的段落划分，不提出突破表层感觉的真问题，是不可能把握情感脉络的。文本是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而情感脉络则是潜在、隐性的。提出问题就是要突破有机的表层，进入深层。问题在哪里？其实就在文本内在的矛盾中。
　　二
　　文本开门见山提出，一百年前颁布《解放黑奴宣言》，强调黑人与白人平等自由，于法有据，理所当然，落实应该天经地义。关键词是一百年前。第二段把“一百年后”强调了四次。黑人仍然在“种族隔离的镣铐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下”，备受压榨。一百年前的理想和一百年后的现实，形成了“骇人听闻”的矛盾。
　　问题要真实和深邃，就要揭示出内在的、潜在的矛盾。情感脉络隐藏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理想的合法性和现实的不合法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于合法性，用了感情非常强烈的定语：“伟大的美国人”“灯塔的光芒”“欢乐的黎明”。对于不合法性，也用了情感非常强烈的形容语：“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枷锁”“物质充裕的海洋中一个穷困的孤岛”“流亡”“骇人听闻”。对比的强烈，表现了情感的强烈。要把握情感脉络，就得从这里开始。
　　这是情感脉络的“脉头”。对比的强烈性贯穿于文本后面几段：从“共和国的缔造者”“以气壮山河的词句向每一个美国人许下了许诺”，到“空头支票”；一百年之久，二十五万人之众，兑现支票之微，都为了反复强化情感。有些教案，感觉到了文本“排山倒海的语言气势对听众的震撼力”，甚至还涉及了“作为演讲词理论性与艺术性、鼓动性与形象性有机结合”，可惜的是，几乎没有一个把演讲词的特点落到实处。原因是，几乎毫无例外地把演讲和散文混为一谈，一味“揣摩朗读贯穿教学始终”。
　　殊不知朗读（包括朗诵）和演讲有根本区别。第一，演讲者和听众处在同一现场，有着交流的现场性、直接性。因而，情思必须聚焦，起码要抓住绝大多数听众，即使有百分之十的听众精神不集中，也可能影响到其周围的百分之十，导致现场情绪涣散。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必须现场见机调整，事后不管多高明的修改，脱离了现场也于事无补。第二，演讲者和听众是双向互动的，而朗读（和朗诵）其作者和听众在不同现场，是非现场性的，文章是单向传输的。演讲的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演讲者，而且取决于听众，氛围是双向共同创造的（下文详述）。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马丁·路德·金所面临的现场，有二十五万人之多。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命运，带着不同的喜怒哀乐前来，演讲在一开头就必须把这些不同的情感统一起来，让他们暂时忘记个人各自不同的一切，在一个焦点上凝聚起来。不明乎此，一味依赖朗读，其实是盲人骑瞎马。
　　三
　　明确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马丁·路德·金为什么开宗明义，抬出“一个伟大的美国人”，对于二十五万人来说，不言而喻是林肯，游行的出发点，乃是林肯纪念堂，点出了这些，就是突出了现场感。显然，他可能还觉得不够感性，接着特别点出了“今天我们就是在他的雕像前集会”。现场感的形象化强化了现场氛围。一些老师感到了演讲的“鼓动性”，却不知鼓动性离不开现场感。美国卡内基演讲术认为，演讲一定要准备，但不能事前完全准备好。事前准备好的，就不是现场的。念讲稿肯定失败，就是因为稿子挡住了眼睛，而眼睛是灵魂的窗子，是现场交流的重要通道，把唯一的窗子关上，一些随大流而来的消极分子肯定就会注意力涣散，控制不住消极听众的注意力，会造成会场的骚动。把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演讲的思想焦点上来还不够，更重要的是集中到所有人有目共睹的感觉上来（林肯塑像）。有了这种共同的感觉，思想才可能凝聚起来，构成热烈的甚至狂热的氛围，产生鼓动性的效果。许多教案都强调要把握演说的情感脉络，却忽略了情感的特点就是“动”，所谓情动于中，所谓感动、激动、动心、动情、触动，关键都在于动，动就是变动，就是情感从一种状态转换到另一种状态。鼓动性也是动，煽动性更是动，指的是情感从低到高，达到顶点，即高潮。　　鼓动性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正面的，如上所述，开头对林肯的赞扬；二是负面的，也就是接着而来的“空头支票”，这是很尖锐的，用了相当口语化的、很粗率的词汇（bad check），在美国开空头支票就是没有诚信，但是，他指出这张神圣的支票是林肯开的，而百年来美国政府使之变为“空头”。从这个暗喻再引申出第二个暗喻“资金不足”，把百年来的美国政府暗喻为破产的银行，这相当不客气，在美国是相当严峻的指斥。这就叫作鼓动性甚至煽动性，但是，语言上用了相当文雅的书面语词语（insufficient funds），在修辞上把委婉和尖锐结合起来，就把鼓动性、煽动性适当节制。接着，顺理成章地引出正面的暗喻“不相信正义的银行已经破产”。又把现行政府和百年政府做了区分，你的银行是“正义的”，而且有着“巨大的机会之库”，应该是不会破产的。本来开头已经说过，诺言不可信，那是过去，而现在说，我们还是相信你们，支票会兑现的。接下去，情绪化的语言转化为第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可谓大笔浓墨，用了几个复合的句组，从正面说，提醒美国现在是“非常急迫的时候”，从反面说，不能冷静下来，搞渐进主义的等待。然后用三个相当华丽的比喻，甚至动用上帝的名义来形容这个紧迫性。不但如此，而且带着警告性的严厉，漠视迫切性和“低估黑人的决心”的后果，“对美国来说，将是致命伤”。
　　1963年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而是开始。有人希望，黑人只要撒撒气就会满足；如果国家安之若素，毫无反应，这些人必会大失所望。黑人得不到公民的基本权利，美国就不可能有安宁或平静，正义的、光明的一天不到来，叛乱的旋风就将继续动摇这个国家的基础。
　　把“叛乱”这样的字眼拿出来，那就意味着暴力，就意味着动摇美国根基。这样思想和情感的脉络就达到了第一个高潮。
　　许多教案都强调了这篇演讲的非暴力思想的伟大，但是，恰恰没有看到，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不是绝对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化为暴力。看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理解马丁·路德·金非暴力的深刻。事实上，马丁·路德·金在策略上有精致的考虑。这次大游行，乃是对两个月前肯尼迪当局提出的“自由民权法案”进行群众性的支持，事前他和其他黑人领袖决策：演说要尽可能保持平和，也就是克制（to keep their speeches calm），避免挑动“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或者“公民抗命”情绪，故在语言上回避了他在1960对美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NAACP）以“黑人和美国人的梦”为题的演说中的一些尖锐语言，如“显而易见，白人优越主义分子践踏了这个梦，而我们的联邦政府以其冷漠和虚伪表现出对这个梦惊惶失措，从而背叛了这项正义的事业”[1]。尽管如此，联邦调查局（FBI）还是把他当作“美国最主要的敌人”[2]。另一方面，在当时的黑人中，具有相当明显的暴力倾向。就在他这篇演说发表引起轰动之后，激进的黑人领袖（Malcolm X）还谴责他的演说“太妥协了”，“光是听到压迫者和愤怒的革命者光着脚在睡莲叶子垫上，念着福音，弹着吉他，唱着‘我有一个梦想’”。[3]正是因为这样，马丁·路德·金特别提醒，在斗争过程中，不能容许“抗议蜕变为暴力行动”，不能“为了满足对自由的渴望而抱着敌对和仇恨之杯痛饮”。还原到历史语境中去，就不难看出马丁·路德·金的智慧：在极端的暴力反抗和极端的反动压制思潮中间，找到最佳平衡策略。这种平衡的睿智就在于不能以全部白人为敌，而是把广大白人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
　　不能因此而不信任所有的白人。因为我们的许多白人兄弟已经认识到，他们的命运与我们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他们今天参加游行集会就是明证。他们的自由与我们的自由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不能单独行动。
　　但是，这种策略仅仅是政治性质的，马丁·路德·金不满足于此，将之提升到精神的崇高上去：“必须永远举止得体，纪律严明”，应该“升华到以精神力量对付物质力量的崇高境界中去”。
　　四
　　严格从文本分析，和情感的第一个高潮相比，这里出现了一个转折，不再是激情的强烈鼓动，而是相对冷静，相对理性。应该说，这是情感脉络的一个变化，一个起伏。
　　在情感的脉头，他向林肯致敬，但没有采取林肯在葛底斯堡著名演说的风格。林肯的风格是那样简洁、朴实，通篇平静陈述，连最重要的结论，虽然用了排比，却不是词采华瞻的句子的排比，而是没有并列形容词的介词结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可以说精练到不能再精练的程度，亏得孙中山将之传神地翻译成并列的句子“民有、民治、民享”。林肯之所以能够这样宁静，是因为现场不同。南北战争胜券在握，林肯的演说发表在为双方战死者安葬的典礼上，聆听者怀着哀悼的深思。马丁·路德·金面对的则是群情愤激的人群。诺言一百年来未曾兑现，拒绝冷静下来，不能忍受渐进主义的等待。故他在理性的转折以后，仍然采用了激情和华彩的语句鼓动。这种鼓动，很快变成了抒情：而抒情的逻辑只能是极端的，情感的分量是在排比句中叠加的，实际上让抒情变成了煽动：“只要密西西比仍然有一个黑人不能参加选举，只要纽约有一个黑人认为他投票无济于事，我们就绝不会满足。不！我们现在并不满足，我们将来也不满足。”他还特别点明南方黑人聚居的密西西比、亚拉巴马、南卡罗来纳、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北方城市中的贫民区，但不管那里黑人的遭遇多么悲惨，也不能陷入绝望。说到这里，他回到六年前他的《黑人和美国人的梦》中去：“我仍然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深深扎根于美国的梦想之中。”这时候，一个黑人歌手Mahalia Jackson大喊一声：“把我们的梦想告诉他们。”（Tell them about the dream， Martin！）[4]
　　在这个歌手的激发下，马丁·路德·金离开了他事前准备好的讲稿，即兴发挥起来，所用的完全是抒情语言，而且是个人化的：
　　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