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歌欣赏的基础范畴（四）：意境孙绍振语文建设2015年第8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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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建设 2015年第8期 ID: 359187

[ 孙绍振文选 ] 　　

古典诗歌欣赏的基础范畴（四）：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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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歌欣赏的基础范畴（四）：意境

◇ 孙绍振

　　意境之美，并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全部精华所在。王昌龄《出塞》之一，之所以引起争议，就是因为它的后面两句，把豪情直截了当地抒发了出来。王昌龄的绝句，被赞为唐人第一，其实是需要分析的。直抒豪情的诗句，原不是绝句之所长。如《从军行》：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这样的英雄语，固然充满了盛唐气象，但是以绝句这样短小的形式做这样直接的抒情，不免显得单薄，至少不够含蓄，一览无余，缺乏铺垫。最主要的是，缺乏绝句擅长的微妙的情绪瞬间转换。想想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前前后后，有多少铺垫，有多少跳跃，有多少矛盾，有多少曲折。这种直接抒情，以大起大落为宏大气魄，不是绝句这样精致的形式所能容纳的。意境艺术最忌直接抒发，一旦直接抒发出来，把话说明了，意境就消解了，或者转化为另一种境界了。
　　这是我国古典诗歌的另一种艺术境界，至今我国的诗学还没有给它一个命名，使之成为一种范畴。它不以意境的含蓄隽永、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特点，它的特点不是意境式的温情，而是激情，近似于鲍照所说的“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强烈的感情的自然流泻”亦有息息相通之处。其想象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
　　中国诗并不仅仅以意境见长，有时直接抒发之杰作也比比皆是；但是，直接抒发容易流于直白，也就是流于“议论”。王昌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之所以引起争议，就是因为其多少有点抽象。当然，并不是所有类似议论的诗句都是命中注定流于抽象的。如李白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又如白居易的“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等，皆是千年来脍炙人口的名句。我国古典诗话曾经把这个问题提到理论上得出结论：“无理而妙”。最早是清贺裳（约1681年前后在世）在《载酒园诗话》卷一中所说的：
　　诗又有以无理而妙者，如李益“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此可以理求乎？然自是妙语。至如义山“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按：李商隐《瑶池》），则又无理之理，更进一尘。总之诗不可执一而论。
　　他的朋友清吴乔（1611—1695）在《围炉诗话》卷一中发挥说：
　　余友贺黄公（按：贺裳字）曰：“严沧浪谓‘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理实未尝碍诗之妙……理岂可废乎？其无理而妙者，如‘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但是于理多一曲折耳。”乔谓唐诗有理，而非宋人诗话所谓理。
　　这里所说的“无理而妙”，“理”是与人情对立的，与王维形而上的天人合一的物理、事理之“理”有根本的不同，主要是指与情相对立的“实用理性”。最初是宋代《陈辅之诗话》提出来的，说王安石特别欣赏王建《宫词》中的“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谓其意味深婉而悠长”。这种说法，太过感性，于理论似乎不着边际。
　　过了差不多五百多年，明钟惺（1574—1624）、谭元春（1586—1637）在《唐诗归》中联系到唐李益《江南词》中的“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以为其好处是“荒唐之想，写怨情却真切”，“翻得奇，又是至理”，就隐约提出了理论上的“情”与“理”的关系：于情“真切”，乃为“至理”，但又是“荒唐”之想；“无理而妙”，超越通常的“理”（“此可以理求乎”），才是“妙语”，结论是“无理之理”。在思想方法上，他们由此总结出一条，即“诗不可执一而论”。不要以为道理只有一种，从一方面来看，是“荒唐”的，是“无理”的；从另一方面来看，又是有理的，不但有理，而且是“妙理”，很生动。
　　吴乔在《围炉诗话》卷一中指出“无理而妙”，并不是绝对无理，“但是于理多一曲折耳”。关键是这里的“理”是唐诗的“理”，和宋人诗话所谓“理”，不是一回事。宋人的理是抽象教条之理，而这里的“理”是人情，和一般的理性不同，只是“于理多一曲折”。这就是说，这不是直接的“理”，而是一种间接的“理”。直接就是从理到理，而间接是通过一种什么东西达到理的呢？吴乔没有回答。
　　徐增（1612一？）在《而庵说唐诗》卷九中尝试做出回答：“此诗只作得一个‘信’字……要知此不是悔嫁瞿塘贾，也不是悔不嫁弄潮儿，是恨‘朝朝误妾期’耳。”意为不是真正要嫁给船夫，而是表达一个“恨”字，恨什么呢？无“信”，就是没有一个准确的期限，造成了“朝朝误妾期”，一天又一天，误了青春。这就是说，这里讲的并不完全是“理”，而是一种“情”。从“情”来说，这个“恨”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这不是通常的理，可以说叫作“情理”。其境界不是一般的“意境”，而是“情理境”。
　　通常的理，简而言之，是一种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因为商人归期无定，所以悔不该误了青春；因为船夫归期有信，所以还不如嫁给船夫。这仅仅是表面的原因，在这原因背后，还有原因的原因。为什么发出这样极端的幽怨呢？因为期盼之切，而这种期盼之切、之深，只是一种激愤。从字面上讲，不如嫁给船夫，是直接的、实用因果关系，而期盼之深的原因，其性质是爱，是隐含在这个直接原因深处的。这就造成了因果层次的转折，也就是所谓“于理多一曲折耳”。沈雄（约1653年前后在世）《古今词话·词辨上卷》说，王士稹（1634—1711）欣赏彭羡门的“落花一夜嫁东风，无情蜂蝶轻相许”，同样可以用贺裳的“无理而入妙”“愈无理则愈入妙”来解释。
　　从艺术方法上说，意境的内蕴与直接抒发是两条道路，也可以说是一对矛盾，意境回避直白，直白可能破坏意境。要使直白式的抒发变成诗，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与理（理性逻辑）拉开距离，用我的话来说，就是非理性的，或者超越理性的情感逻辑。可惜这样深刻的规律，古典诗话家往往满足于用篇幅短小的近体诗（律诗和绝句）来阐释，因而显得捉襟见肘。其实，这种无理而妙，妙在理是全面的，而情感是绝对的，《诗经》中比比皆是。如《伯兮》中的：“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这里的好处在于，极端化的，唯一的，这正是情感强烈的表现。又如《黄鸟》中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因为是所爱的，就值得拿一百个人的生命去赎救。　　在楚辞中，尤其是《离骚》中更是直接的政治抒情：“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为了自己的追求，就是死九次（或者多少次）也不后悔。
　　情感逻辑的绝对化正是诗的妙处所在。宋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中的《有所思》是一首民歌，其于爱情的直白，就更加以情感逻辑的极端化的“痴”为特点：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
　　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
　　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
　　摧烧之，当风扬其灰。
　　从今已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
　　在古典诗话词话中，与无理而妙类似的还有“痴而入妙”。这样极端的痴法，明明是空想，但骨子里却是极端的爱在起作用。在李白的诗里，主要是歌行体的诗中，与当时或后世的诗人相比，更是把极端化的情感逻辑发挥到以“狂”程度：“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如在被邀人京之时，他竞把自己的狂态不但直接表现出来，而且加以夸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至于那首著名的《将进酒》中，更是极端：“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如果以理性逻辑来衡量，这是不真实的，历史上因为饮酒则留下美名的，恐怕只有区区的刘伶，名声并不大。
　　诗的好处恰恰在于这种不符事实、不合逻辑的“无理”。至于白居易《长恨歌》的结尾：
　　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好就好在，爱情绝对到不受天地空间的限制，而且在时间上也不受宇宙存在的限制。李杨的爱，在这里还是超越了生死的。在开头，李隆基的爱还有“重色”的成分；但是，到了杨玉环“宛转娥眉马前死”以后，已经无色可重了，却仍然爱得神魂颠倒，而杨玉环就是成了仙也不改其爱情。这些都是把感情直截了当地讲了出来，不讲究任何含蓄，不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谈不上言外之意，完全是言内之意。
　　这样的经典之作，并不亚于近体的绝句和律诗，原因何在？就在于这种诗歌在理性逻辑来看是无理的，表现了情感逻辑的特征。这种情感逻辑，从内涵上来说，不遵守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也不遵守辩证法的对立统一的全面律，而是以片面性绝对化见长。有一点必须再度明确，这种直接抒发绝对化的艺术与意境的艺术，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是遥遥相对而又息息相通的。
　　参考文献
　　[1][清]丁福保编.清诗话：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7.
　　[2][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M].∥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478.
　　[3][清]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M].∥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09，225；[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同上477～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