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寓含人生哲理的散文诗孙绍振语文建设2013年第11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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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建设 2013年第11期 ID: 358682

[ 孙绍振文选 ] 　　

《风筝》：寓含人生哲理的散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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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筝》：寓含人生哲理的散文诗

◇ 孙绍振

　　鲁迅的《风筝》一文，从表面上看来，是不难懂的。一般教师大致都能把握文章的基本精神，但是，似是而非的说法比比皆是。
　　有一位教师这样总结：“本文描写兄弟之间发生的误解冲突，展现了浓浓的亲情，揭示了封建社会陈腐思想对儿童自由、活泼天性的扼杀，深刻阐述了‘游戏是儿童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这一深刻道理。作者将深厚的兄弟亲情与严肃的自我解剖精神融为一体，将自我批判与社会批判成功地加以结合，体现了含蓄而深邃的立意。”但是，仔细推敲起来，这个论断不止一处不到位。“揭示了封建社会陈腐思想对儿童自由、活泼天性的扼杀”，这就相当空泛。“封建社会陈腐思想”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究竟是哪方面的封建“陈腐思想”，扼杀了儿童活泼的天性呢？不加分析，不加限定，这在逻辑上就犯了概括过宽的毛病。至于说“深刻阐述了‘游戏是儿童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这一深刻道理”，就有点无中生有之嫌。文章根本就没有“阐释”这个道理，只是作为肯定的前提，再说这个道理在当时就近乎常识，谈不上深刻。
　　另一篇评论说文章“无疑是对封建宗族制度摧残儿童的罪恶进行控诉”，也不太准确。如果是控诉，那么罪恶就在制度，但是文章又说“我”经过深刻反省认识到这一无可挽回的过错之后，心情无比沉重，具有“忏悔”性质。“控诉”是针对制度的，“忏悔”是针对自我的。二者具有对立的性质，如果不将二者在什么条件下统一起来分析清楚，就有自相矛盾之嫌。
　　上述之所以经不起推敲，原因就在于不讲究逻辑，论述时不是从文本的整体深度出发，而是从印象、从感觉出发。印象和感觉固然是从文本中来的，但是可能有缺点：第一，不够全面，只是熟知一望而知的，对于知识结构以外的则视而不见；第二，流于表面，对于深层即使有所意会，但没有及时将其转化为语言，故所表述往往无序，甚至自相矛盾而不自知；第三，有时难免主观臆断、无中生有。克服这种毛病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对文本进行具体分析。这里的具体分析并非从字出发，不分轻重地纠缠于字、词、句、段、篇，而是要对关键词推敲咀嚼。抓住关键词，这是问题的要害。
　　有的文章，所记之事，一望而知，但是，其所以动人却不仅仅因为事，而是因为事中有情。汉语里的“事情”这个词是很深刻的，比之英语的thing，多了情感的因素。事是在表面的，而情却是在表面以下的。文章动人首先在抒情，真正动人的，不是一般的感情，而是特殊的、唯一的、不可重复的感情。这种情往往不直接说出来的，而是隐含在事的里面。哪里的文字隐含着特殊感情，哪里就是关键词，就要抓住不放。下面就来找找《风筝》的关键词，分析一下其间隐含的特殊情感。
　　文章一开头写作者看到风筝，想起故乡早春二月的风筝，本是怀乡，如果不是欢乐，至少也是亲切的回味，但是，作者看到风筝的浮动，却有一种“惊异和悲哀”。“惊异”可以理解，已是中年，在他乡回味童年。“悲哀”则很特殊，就是关键词。为什么悲哀，这是文章意脉的发端。回忆起少年时代故乡的风筝，一方面是春日的杨柳发芽和山桃吐蕾，以及孩子们对天上风筝的着迷，构成一片“春日的和煦”；但是，那风筝却是“寂寞的”“伶仃的”“憔悴可怜的”。风筝本身是无所谓“寂寞”“伶仃”“憔悴可怜”的，风筝的特殊性是由情感的特殊性决定的。这里透露出来的是，已到中年的作者心情比较复杂，不仅仅有“悲哀”，而且有“寂寞”“伶仃”“可怜”，“寂寞”可能是自己的，而“伶仃”和“可怜”好像不是作者自己的。
　　意脉发展下去，进入第二环节，引出了少年时代和小兄弟的冲突。“我”“嫌恶”风筝，认为放风筝是“没出息”的，而小兄弟却喜欢风筝，因为受到禁止，只能长时间“呆看”空中的风筝，有时风筝跌落，小兄弟欢呼，跳跃，这在“我”看来是“可鄙的”。后来发现弟弟在偷偷地制作风筝，对此“我”的感觉是“破获秘密的满足”，踏扁了尚未完工的风筝，获得“完全的胜利”。这里的事，不仅仅是自我的，而且有小兄弟的。这个幼小的“多病”“瘦得不堪”的弟弟唯一的爱好就是风筝，不让放，不能买，就自己做，而且是偷偷地做。风筝被踩踏之时，他“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我”“傲然”地走后，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我”在他乡看到风筝的“寂寞”“伶仃”“可怜”，实际上是带着记忆中弟弟的神情。
　　意脉的第三个环节是“惩罚”，二十多年以后“我”知道自己这样的行径有一种“精神虐杀”的性质，心情因而感到“铅块”似的沉重。在意脉的发展过程中，这个环节是转折性的，也是文章内涵比较深厚的地方。二十多年前的一件小事，就事论事，无非就是把小兄弟的风筝践踏了，剥夺了他游戏的乐趣，是一次性的，并不是一贯的，却用了一种严厉的定性：“精神虐杀”。这是从问题的性质来说的：宗法等级的专制野蛮性质，有权逞一己之快，任意摧残小兄弟的感情。“我”顿悟到自己曾经是这种体制的麻木执行者，有所“忏悔”，因而心情感到“沉重”。
　　意脉的第四个环节是以补过讨得“宽恕”，以求得解脱“沉重”，得以“轻松”起来，而小兄弟的反应却是：
　　“有过这样的事吗？”他惊异地笑着说，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
　　从事来说，这本来该是结束了，人家已经忘记了，没有积怨于心，自然也没有宽恕可言，同时也就意味着当时对弟弟的心灵伤害并不大。而且事情过去这么久了，自己本该轻松了。然而，接下来是情感的第五个环节，也是文章意脉的高潮，很值得分析：
　　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不能希求什么，就是没有希望，因而心仍然沉重着。这里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没有希望而沉重。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我”希望什么？显然是希望弟弟和自己一样已经觉悟到对儿童天性的扼杀是残酷的，这是宽恕自己的条件。然而，弟弟却忘记了。弟弟为什么忘却？为什么“无怨”？在“我”看来，这是很严重的失望，明明是对于弟弟的“精神虐杀”，弟弟却没有感到虐杀。被虐杀者感觉不到虐杀，这才是最大的悲哀。如果弟弟感到过痛苦，而且记忆犹新，就意味着觉醒。感觉不到痛苦，就意味着不可能改变。正是因为如此，最后鲁迅才这样说：　　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
　　意脉的关键词，又回到文章开头看见风筝的“悲哀”上，而且变成了“无可把握的悲哀”。悲哀“无可把握”，就是因为受害者没有受害的感觉。没有痛苦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不知受伤的受伤是不可救药的受伤。祥林嫂是这样，阿Q是这样。严酷的宗法等级专制，对于孩子的精神虐杀太平常了，比这更为严重的虐杀也是家常便饭，因而对之习以为常，以至当时就没有感觉，日后就连记忆都没有了。只有怀着启蒙主义理念的鲁迅才会对弟弟忘却而深感无可奈何的“悲哀”。
　　丈文丈章写的是一丈个故事，而丈且是记叙丈性质的，这丈在《野草》中是很特别的。从文体来看，《野草》是散文诗集，在写法上大都是暗喻的、象征的、虚拟的、梦幻的，直接抒情也是哲理、格言式的。把这样的记叙性质的文章收入其中，似乎格格不入。这样写实的文章，具有童年回忆性质的文章，似乎应该放在《朝花夕拾》中，但是，却没有。原因就在于，它本质上不是回忆童年的写实性的文章，而是一首散文诗。《野草》中散文诗的特点，不但是诗性的、抒情的，而且是带着很强的哲理性的。抒情散文，以情动人，而哲理性散文诗，则往往情理交融。鲁迅曾以同样的题材写过一篇《我的兄弟》（鲁迅《自言自语》之七，见《新发现的鲁迅五四时期的佚文》，载1980年《鲁迅研究》第1期），在拆毁了小兄弟自制的风筝以后，他这样写：
　　我后来悟到我的错处。我的兄弟却将我这错处全忘了，他总是很要好地叫我“哥哥”。
　　我很抱歉，将这事说给他听，他却连影子都记不起了。他仍然是很要好地叫我哥哥。
　　啊！我的兄弟。你没有记得我的错处，我能请你原谅么？
　　然而，还是请你原谅罢！
　　这就是写实性质的散文，而不是散文诗。这里有的是就事论事，仅仅涉及自己与弟弟之间的关系，为自己二十多年前的过错请求兄弟的原谅，但是，兄弟虽然受害，却仍然亲切称兄长为哥哥。这在性质上是抒情，和《风筝》有根本的不同，没有《风筝》所蕴含的哲理：人与人之间无爱固然是野蛮，有爱也难以沟通，有的只是心灵的错位和隔膜。
　　这里涉及散文、诗歌、散文诗的区别问题，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散文诗这种体裁，本非中国所固有，亦非西方文学的传统形式。不止一部英语百科全书，都对之进行了相当含混的表述。例如说它是介于散文与诗歌之间的，好像黑色幽默立足于悲剧与喜剧之间一样。一般认定其是19世纪80年代法国象征派诗歌反抗学院派的严酷格律的产物，以波德莱尔、兰波和爱伦·坡著作为代表。不过，他们的著作只是在格律上反叛，形式上不分行，在诗歌的内涵上并没有离开诗歌（一般以波德莱尔的《醉》为代表）。后来流传到世界各国，从德国的里尔克、卡夫卡，俄国的屠格涅夫，丹麦的安徒生，拉丁美洲的聂鲁达和美国的斯泰因，乃至把后现代的金斯伯格都包括了进去，显然是扩大化了。
　　不同民族的作家都把散文诗这种形式加以驯化，使之带上自己民族的特点，但并未偏离散文诗的核心特征——哲理性。中国五四时期的散文诗，受到更倾向于哲理的印度泰戈尔的影响。本来西方的传统理论，从亚里士多德到华兹华斯就一直强调诗的概括性与哲学的接近，虽然西方的百科全书无视泰戈尔散文诗的存在，但这并不妨碍泰戈尔的散文诗在五四前后影响了中国的散文诗。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发表了他翻译的泰戈尔的《赞歌四首》，以其爱的哲学（“童心、母爱、信爱”）影响了冰心和郭沫若，使五四时期的散文诗兴盛一时。泰戈尔对散文诗的贡献就是把淡雅的语言哲理化。不过他的哲理是一种带宗教色彩的和谐、爱的哲理，其精彩处往往成为格言。例如：“上帝对人说道：‘我医治你，所以要伤害你；我爱你，所以要惩罚你。’”“生命因为付出了爱，而更为富足。”在鲁迅写作散文之前不久，泰戈尔于1924年曾应孙中山之邀来华访问，引起极大轰动，故从某种意义上鲁迅的散文诗在哲理化方面多少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鲁迅的散文诗中的哲理却和泰戈尔相反，不是追求宗教式的光明、和谐，而是充满了对人生、对自我的无情的严酷的解剖，对人心黑暗的正视和孤独的战斗的坚持。
　　鲁迅创造了一种中国式的散文诗风格。《风筝》寓含哲理的深邃性就在这里，兄长对弟弟无爱，故有精神虐杀，容或由于宗法体制，但是兄长的忏悔出于爱心，却得不到共鸣，忏悔的结果是连希求（希望）都没有了，留在心头的只是无可奈何（“无可把握”）的“沉重”。这样来看，《我的兄弟》写的是个别的事和情，故只是散文，而《风筝》表现的则是普遍的人生哲理：亲情的隔膜与爱的错位。鲁迅之所以把《风筝》收入散文诗集《野草》，而不收入童年回忆《朝花夕拾》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