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衣服马是鞍”，“佛靠金装，人靠衣装”，“三分人才，七分打扮”，这些俗话虽失之偏颇，却也道出了衣饰打扮在人物美中的作用。中华是个衣冠古国，全人类的衣饰之考究精美，没有能与中国比拟的。衣饰也是人的身份、性情、风度、处境的“标志”，令人一望而可以大致判断此为何许人也。黑格尔曾说：“人通过改变外在事物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些外在事物上面刻下他自己内心生活的烙印。”又说，“不反对外在事物的人是这样办的，就是对他自己，他自己的自然形态，他也不是听其自然，而要有意地加以改变。一切装饰打扮的动机也就在此。”所以，在小说中写人，无不先“交待”此人如何“穿戴”的，说评书也免不掉这一节。谁带一项“中冠”，谁穿一件“蓝绸直裰”，谁蹬一双“小靴”，总有那么几句。
　　 曹雪芹虽不落窠臼，但没有废除衣饰的叙写，倒是加强了细度。雪芹为何注重这个“外表”？因为他是位大画家。画人物除了“头脸儿”，神态是用功夫的部位，不待赘言之外，另一重要的就是“衣纹”。而曹雪芹描写衣纹之巧妙绝伦，堪用“衣纹学”来称呼。
　　 《林黛玉进贾府》一回中，雪芹借黛玉之眼，来写出府中人物的衣饰，譬如王熙凤——
　　 ……这个人打扮与众姊妹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仙妃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顶上带着赤金盘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
　　 可谓极力铺陈、工笔重彩！在衣饰上选取了头饰、裙饰和服装三个点道出了王熙凤珠光宝气及俗不可耐的特点，也反映了她内心的空虚。“那些偶像穿戴和装饰得看起来很华丽，但是，可惜！他们是没有心的。”达芬奇也曾说：“你们不见美貌的青年穿戴着朴素无华的衣服反比盛装的妇女美得多么？”过分的装饰，往往反映内容的空虚，求美反而失去美，甚至得到的是丑。曹雪芹写王熙凤的衣纹，收到了上述美学效果，使我们对王其人有了深层次的了解。
　　 至于宝玉，在本回则是叠笔——
　　 一语未了，只听外面一阵脚步响，丫鬟进来笑道：“宝玉来了！”黛玉心中正疑惑着：“这个宝玉，不知道是怎生个惫懒人物，懵懂顽童？——倒不见那蠢物也罢了。”心中想着，忽见丫鬟话未报完，已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公子：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剪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委缎排穗褂；蹬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桃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顶上金璃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一时回来，再看，已换了冠带：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小辫，红丝细束，共攒至顶中胎发，总编一根大辫，黑亮如漆，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角；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绫裤腿，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
　　 只这一段，叠写了宝玉的两处衣纹，宝玉便活现于纸上，在黛玉眼里的宝玉分明是一个眉清目秀、英俊多情的年轻公子，不但看不出有什么惫懒与懵懂，而且眼熟，产生亲切感。其实，在整部《红楼梦》中，曹雪芹对男人的衣饰一字不屑去写（严格之至）。宝玉虽为男性，却写他的衣饰，而且是重笔叠笔。何也？雪芹著书不为男子，只传女儿，宝玉虽属于男，但性与女亲，甚异于世俗“浊物”——原系一部书的真正主人公，故持笔“优待”。
　　 在“黛玉入府”一回中，除宝玉外，雪芹也是只写女儿衣饰，对迎春、探春、惜春，虽只是一笔带过，“其钗环裙袄，三人皆是一样妆饰”，但也不放过。即使写与“别家不同”的丫鬟，也有一句“只见一个穿红绫袄青缎掐牙背心的丫鬟”。宝玉初见黛玉，只写她眉眼态度，却一字不提衣饰。难道在大家心目中位置最高最重的女主角，倒不需要写她出场亮相的打扮？——而且整部《红楼梦》中，也没有写她的衣饰（只在“白雪红梅”回中写了她的斗篷和小靴。当时写众人斗篷各异，当然包括黛玉。）这恐怕就是曹雪芹对她这个人有一种超衣饰的认识，此为一画衣饰，会把她“框”住了，即“定型化”了。他以为一些她的衣饰会有害无益，有损黛玉的形象，像黛玉这种人是不需衣饰的，不用包装的。而衣纹服饰这些外在的东西，正是曹雪芹所不齿的。
　　 在《林黛玉进贾府》中，可以看出曹雪芹的“衣纹学”，我们也能领会到《红楼》艺术的真魅力之所在，可以体会到《红楼》“衣纹学”的美学价值。
　　
　　 刘元朋，教师，现居山东平度。

• 刘元朋： 《林黛玉进贾府》中的衣纹学　/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