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异国形象：海明威小说中的现代文化寓言》是近年来国内海明威研究的新成果，在研究思路上体现出较强的创新意识。该书对海明威创作中不同类型的异国形象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海明威异国形象创作的思想起源及其与美国民族精神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为深入发掘这位经典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有效的研究范例。
　　关键词：海明威研究异国形象多元文化
　　
　　作为20世纪美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海明威以其特立独行的行为和独具特色的艺术创作成为文坛上久盛不衰的热点话题。实际上，如果仔细考量海明威的创作，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这位具有典型美国西部硬汉特质的作家创作的作品大多是以异域他乡为背景的，从早期《太阳照常升起》中的西班牙潘普罗纳和《永别了，武器》中的意大利战场，再到中期《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非洲丛林和《丧钟为谁而鸣》中的西班牙内战，直到晚期《老人与海》中的古巴哈瓦那海湾……在以往的海明威研究中，这些现象要么被视为作家传奇人生经历的艺术写照，要么被当作作家寻找创作灵感的外部触媒，但如果换个角度来思考，海明威小说中所描写的这些异域文化空间是否是作家本人创作理念的某种体现呢？正是从海明威创作中这一独特的文本现象出发，李树欣所著的《异国形象：海明威小说中的现代文化寓言》，别具慧眼地选择了异国形象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将海明威的个性化创作与更大范围内的美国文化，以及20世纪的西方文化精神联系在一起，重新对这位经典作家的创作进行了定位。可以说，这部学术专著的出版为国内的海明威研究注入了新的学术活力。
　　一
　　异国形象，单从字面上理解，就应该是除作家本身所属的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形象。那么，作为文学研究中的异国形象又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在“序论”中，著者首先对“异国形象”的内涵和研究范式进行了简要说明。在简要分析了异国形象与一般文学形象的区别之后着重指出，只有作为作品核心主题组成部分的异国形象才能作为形象学的研究对象，这就进一步明确了这部论著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海明威作品中的异国形象分析来探究作家核心创作观的形成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这种研究思路的设定采用的仍是较为典型的传统文学分析方式，即由对典型形象的分析扩展到对作品主题的理解。可是，由于任何一个文化中的个体都持有关于自身文化的根深蒂固的观念，那么，对于异国的理解肯定包含着某种源于自身文化的“文化前见”，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异域形象的建构必然包含着“自我”与“他者”的双重关系，“异国形象主要起到了质疑描述者文化（‘乌托邦’）或维护描述者文化（‘意识形态’）的作用。” [1]（P13）
　　其实，美国文学中对于异域的关注始于民族文学创立之初，亨利·詹姆斯、马克·吐温等作家都曾从不同角度对异国，尤其是欧洲国家进行过描写，只不过他们的写作是为了从根本上明确新大陆自身的文化特征。那么，对于海明威而言，他又是出于怎样的目的开始了对于异域的想象性书写呢？在该书的著者看来，海明威个人断裂式的成长经历是促使作家走向这样一种创作道路的根本原因。海明威自幼受父亲影响，热爱大自然和野外运动，而且还渴望长大之后从事开拓边疆的工作，结果一战的参战经历不仅让他受到了身体上的伤害，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出于对战后美国国内高速的工业化和急剧扩展的城市化潮流的不满，他主动选择了出走巴黎，而此时的巴黎是各种先锋艺术此起彼伏的大本营，沉浸在这一艺术氛围中的青年海明威以《在我们的时代里》开始了自己对于时代的反思和对于异国文化的探索。应该说，著者的这一分析是从时代变化的全局着眼来把握海明威创作的原初思想基点，整体概括还是比较精当的，不仅阐明了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原因，也说明了作家进行异国形象创作的潜在思想动机。
　　二
　　该书的核心部分是对海明威作品中三类异国形象的艺术表现、形象特质以及相应的文化功能进行分析，所论及的作品不仅包括《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乞力马扎罗的雪》等那些广受关注的小说，还包括《死在午后》、《曙光示真》等极少受到关注的非虚构性作品，应该说，要想阐明异国形象是海明威独特创作观的核心表现就必须对作家的创作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与分析，而这样广泛的作品选择范围也表明著者对于海明威的整体创作有着较为清晰的内在把握。
　　书中分析的第一类异国形象为“西班牙形象”，这也被著者认为是海明威作品中最重要的异国形象。在通过对不同类型作品的分析后，著者指出传统的斗牛运动和乡村世界是作家构建这一形象的基本意象。尽管在现今的世界中，斗牛运动因其残忍血腥的暴力场面受到了强烈抨击并逐渐在各地被废止。在20世纪上半期这一运动的拥护者还是众多的，海明威就是最为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对于海明威而言，斗牛并非一场简单的人兽对决，而是代表着西班牙民族精神的古老艺术，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将狂放不羁的生命激情和冷静克制的行为力量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最终成就了一种带有生命悲剧意味的艺术”[2]（P91）。作家之所以刻意强调斗牛是西班牙民族精神的体现，其实是为了将尚未完全加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西班牙与包括美国在内的现代资本主义强国隔离开来，强化西班牙作为保持前现代文明状态的古老国家所体现出的富有生命激情且自信强韧的文化形象。与斗牛运动强调的自由而坚强的生命意志相一致，海明威塑造的西班牙乡土世界突出的也是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人们并未因外在的战争打击而丧失自身所具有的强健生命力。这通过对《丧钟为谁而鸣》中“精神救赎”主题的分析来完成，“（海明威）试图通过对战争正义性和道德性的反思将共和国理想和西班牙的‘古老事物’联系在一起，并将为自由和尊严而战的个体意识融入‘我与人类难解难分’的集体精神中，从而来净化暴力战争给人性观念带来的污损，并以此来强化与土地和谐相生的自然人性力量”[3]（P107）。由此，西班牙形象也被定义为现代世界中的精神乌托邦。
　　从著者对于西班牙形象的定位和分析思路来看，她所持的批评立场并非着眼于文本中塑造的异域形象与真实的异国之间的异同，而是以作家对异域空间的有意识建构为基础来考察作家的主观创作意图，以及这一潜在意图的实现对作家创作的反向影响和由此反映出的某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可以说，这样一种研究思路的设计还是很好地坚持了以文学分析为本位，并在不脱离具体文学文本的同时发掘文本中的特殊形象在相关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层面上的艺术功能，从而将文学文本内部的精细分析与文化外部语境的宏观把握这二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此而论，这样的个案分析也可以视为将文学审美研究与文化关联研究融而为一的有效范例。
　　依照这一研究思路，书中分析了海明威作品中的另外两类异国形象——意大利形象和非洲形象。其中，意大利形象作为西班牙形象的对立映衬物而存在，被作家刻画为在现代“暴力”打击下的西方世界的代表，并将这一形象作为“危机中的人类家园”象征，该形象的存在既弥补了西班牙形象中的“空白”，也表明了作家构建理想个体人格设想的必要性，凸显出由斗牛精神体现出的生命意识和行动观念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客观地说，由于著者在对《永别了，武器》和《过河入林》进行分析时对意大利形象的基本意象缺乏精确的提炼，这使得意大利形象的分析成为三类形象分析中最为薄弱的一个。在接下来的非洲形象分析中，著者以海明威的两部非洲游记和三篇非洲故事为研究对象，对这一形象中隐含的自然观念和种族意识的戏剧性转变进行了分析。由此认定非洲形象的变化表明了作家虽然在思想上部分超越了美国意识形态的某些虚假观念，并试图通过文化身份的变更来实现思想上的越界，但在现实的非洲语境中他还是落回到美国文化的界线内，“结果导致了他构想的‘崭新的非洲人的非洲’还是无法真正摆脱西方社会附庸者的地位，这使得作家对非洲的重新认识最终只是生成了一种新的幻象而已”[4]（P17）。
　　从书中描述的三类异国形象的整体关系来看，它们是互为补充、互相阐释的统一体，在文本中的功能是为了表现作家创作主旨，但同时也折射出文本之外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不同性质的文化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三
　　正如前文所说，形象学研究的根本目的不是对作品中的异国形象进行一般性描述，而是通过作家对异国形象的整体想象过程，探寻作家的价值立场及其文化构成意义。因此，著者在对异国形象进行归类分析之后，进一步发掘出海明威关于异国的建构性想像对美国当代文化的批判与建构意义，“正是通过对异国文化的有意识选择和创作，作家才完成了对自我文化身份的确立和超越，因而本土（自我）——异国（他者）之间动态关系的实质不仅是对他者文化的表述，更是对自我认同的反思，进而实现了对这两者的共同超越”[5]（P279）。这一结论不仅与序论中所论及的海明威异国形象创作的思想根源前后呼应，使得全书的论证完整而统一，也揭示出海明威的异国形象创作与美国文化精神之间的内在辩证关系，从文化反思的角度深化了海明威创作的经典价值。
　　总的说来，《异国形象：海明威小说中的现代文化寓言》通过异国形象这一视角，将海明威作品纳入了一个崭新的框架，不仅发掘出作家创作的独特内涵，也辨明了其艺术创作思想的文化建构意义。可以说，该书在海明威研究领域的突破和创新对于推动国内相关研究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注释：
　　[1][2][3][4][5]李树欣：《异国形象：海明威小说中的现代文化寓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吴兆蕾南宁广西大学文学院530004）

• 吴兆蕾： 多元文化视域下的海明威研究新成果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