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周作人保释出狱，开始了他漫长而特异的晚年生活。至1967年5月6日其被“红卫兵”殴打虐待而死，共约18年。其间，他一直未曾搁笔，他的散文和诗歌创作获得了新的丰收。
　　一、周作人晚期散文创作概况
　　1947年夏，周作人侨居山海学生尤炳圻家时，给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这应该视之为他晚期散文创作之始。综观这一阶段创作，其主要成果为：
　　1.以致周恩来信为开端的大量书信，其中最重要的是《周（作人）曹（家仁）通信集》[1]与《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2]中所涉及的数百封。
　　2.以《饭后随笔》、《随笔外篇》为代表的大量小品、随笔、杂文、短论。“饭后随笔”是上海《亦报》为周作人设的专栏，由1950年元旦一直写到1952年3月9日，共写了567则。“随笔外篇”乃“饭后随笔”的“变体”，是《亦报》为周所设另一专栏，共写了120余篇。在此基础上，1953年之后陆续写下的此类短文亦不下数百篇。比较集中发表的有《大报寄稿》、《十山笔谈》等。
　　3.一些谈翻译的学术论文以及谈希腊古代女诗人萨伏的学术论文。
　　4.回忆鲁迅的多篇短文，后分别以《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中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为名先后出版。
　　5.大型文学回忆录《知堂回想录》[3]。周作人晚期散文的创作总量，仅次于从“五四”至三十年代的创作总量，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二、周作人晚年的矛盾心态
　　在致周恩来的信中，周作人这样写道：
　　我写这封信给先生，很经过些踌躇，因为依照旧的说法，这有好些不妥当，为用旧时新闻记者的常用笔调来说，这里须有些又是拍马屁，又是丑表功，说起来都是不很好听的。可是我经过一番熟虑之后，终于决定写了。现在的时代既与从前不同，旧时的是非不能适用，我们只要诚实的说实话，对于人民政府，也即是自己的政府有所陈述，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与以前以臣民的地位对于独裁政府的说话是迥不相同的。因为这个缘故，我决心来写这封信给先生，略为说明个人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意见，以及自己私人的一类事情。[4]
　　所谓“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意见”，赞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以及崭新的工作作风，这大概即是周作人所谓之“拍马屁”；而对自己下水附逆当汉奸的辩解，大概也就是他说的“丑表功”了。除了无法随北大南迁的辩解外，主要是这样一些段落：
　　是年（按即1937年）年底，北大第二院即理学院的保管教员走来找我，说日本宪兵队派人去看，叫两天内让出该院，其时孟森已病笃，马裕藻不愿管事，由我与冯祖荀出名具函去找伪临时政府教育部长汤尔和，由其当夜与日本宪兵队长谈判，北大二院得以保全，及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至北平视察，发表谈话，称为中国最完整保存之理科。北京大学图书馆及文史研究所亦以我的名义收回，保存人与物的原状，后来对于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是为此办法。及汤尔和病死，教育总署一职拟议及我，我考虑之后终于接受了。因为当时华北高等教育的管理权全在总署的手里，为抵制王揖唐辈以维护学校起见，大家觉得有占领之必要。在职二年间，积极维持学校还在其次，消极的防护，对于敌兴亚院、伪新民会的压迫和干涉，明的暗的种种抗争，替学生与学校减少麻烦与痛苦，可以说是每日最伤脑筋的事。这有多少成效不敢确说，但那时相信那是值得做的事情，至少对学生青年有些关系或好处，我想自己如跑到后方去，在那里教几年书，也总是空话，不如在沦陷中替学校或学生做得一点一滴的事，倒是实在的。我不相信守节失节的话，只觉得做点于人有益的事总是好的，名分上的顺逆是非不能一定，譬如受国民政府的委托去“堪乱”的特务工作，绝不能比在沦陷区维持学校更好，我的意见有些不免是偏的，不过都是些实话……
　　与敌人合作，在中国人中间大概是很少的，虚与委蛇不能真算是合作，若是明的暗的“抗争”自然更不是了。下面又谈了他的《中国的思想问题》等文章被日本作家片风铁兵骂为“反动老作家”一事，借以说明自己在日本人眼中“不是合得来的人”。
　　周作人的这封长信，是他在被判十年徒刑之后南京法庭上辩护词的翻版。一言以蔽之，他是“文化救国”的英雄汉，而不是什么汉奸卖国贼。
　　战火纷飞之中，周作人为何这样迫不及待地给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写这样一封“拍马屁”兼“丑表功”的信？显然是想用一面之词蒙混过关，摘掉汉奸帽子，成为文化救国功臣。周作人想得太美妙也太简单了。新文化运动的功臣周作人堕落为汉奸、卖国贼，谁人不知？哪个不晓？精明过人的周恩来怎会不知道你的底细？至少，你在南京高等法院的辩护以及十年徒刑的判决他怎会不知道？你现在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下水事敌说成是文化救国，周恩来怎能相信？虽然周作人的原信尚待查证，周恩来未予肯定却是毋庸置疑的。周作人的这一计彻底失败了。
　　既然失败，周作人便应该改弦更张，幡然悔悟，承认错误，重新做人。当时的中共领导层对周作人也正是这个态度。毛泽东的第一秘书胡乔木向毛打报告，主张让周作人写一书面检讨在报上公开发表，以了此案。然而，周作人写了没有？写了几次？认识如何？至今未有任何书面材料。据知情人楼适夷先生说，他是写来写去总不“达标”的：
　　南京解放后我们把他释放，回到北京，后来就安排他做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约翻译，翻译希腊、日本的古典文学作品。他要求用周作人的名义出版书，中宣部要他写一篇公开的检讨，承认参加敌伪政权的错误。他写了一个书面，但不承认错误，认为自己参加敌伪，是为了保存民族文化。领导上以为这样的自白是无法向群众交代的，没有公开发表，并规定以后出书只能用周启明的名字。——这个书面听说有六千多字，因我当时还没到出版社，没有见过。我是1952年到出版社的……有一次胡乔木同志特地与我谈话，要我们重视周作人的工作，给他一定的重视和关心；还要我作为出版社的负责人之一，亲自和他接触。还说过现在虽不方便，将来他的作品也是可以适当出版的。[5]
　　周作人当时为什么拒绝公开检讨？他是怎样想的？也许是念念不忘他的“文化救国”吧。然而这样一来，周作人一案便始终无法了结。在偌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周作人成了一名唯一的“黑户”——没有户口，没有选民证，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但是他的八道湾住所始终（“文革”前）安然无恙，居委会、派出所都知道这里住着一位特殊人物。似乎也无人不知毛主席对他的一句评价语：“文化汉奸么，养起来，让他翻译希腊和日本文学作品。”正是根据这一评语，胡乔木安排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发给他200元（后增至400元）人民币，让他翻译起希腊和日本文学作品来，这当然也是一种老有所养，加上报刊杂志不断的约稿和优厚的稿费（特别是香港报刊的稿费），周作人的生活费用的确是有保证的（相当于当时一、二级大学教授的收入）。沉浸在他所翻译或涉猎的希腊、日本文学中，也自有人所不及的乐趣在。然而，周作人的内心平静吗？坦荡吗？这恐怕很难说。1951年2月28日是周作人的67岁生日，他写了一篇《六十七岁生日记》[6]，全文如下：
　　不知今日为可祝邪，为可诅邪？诞生为苦难之源，为自己计，自以少遇见此日为佳耳。先君没于37岁时，祖父卒年68岁，但也在诞日前半年，余今乃过之，幸乎？不幸乎？庄子述尧对华封人之言曰：寿则多辱。若是（我以为这是很对的），则亦是不幸也。但我现今目的只在为人与为工作，自己别无关系，故仍愿能忍辱负重，再多译出几部书来，那么生日还是可祝，即长生亦所希冀者也。虽然在一方面死而速朽也是极好的事，不过其利益只在个人而已。早晨孙儿辈来拜寿后书此志感，写毕胸次洒然。
　　无论中外古今，生日都是一个愉快的、庆贺的日子。然而周作人却生出“可祝邪？”“可诅邪？”“幸乎？”“不幸乎？”一系列的感慨，这正说明了他内心的不平静。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代元勋，自己竟落到了这步田地，活着还有什么意义？然而死就好吗？何能甘心？周作人虽然决心要活下去，“寿则多辱”也不怕，但他内心的痛苦与矛盾始终也摆脱不掉，一直伴随着他。他曾经自称“乞者”，写过一首《乞者自歌——书奉郑子瑜》，诗曰“叫乞东门事偶然，闲来且咏相半篇。慈仁巷里无仁者，只掷泥沙不掷钱。”[7]这不同样是感慨自己的身世吗？1964年他的八十大寿到了，他又写了一首《八十自寿诗》[8]：
　　可笑老翁垂八十，行为端的似童痴。
　　剧怜独脚思山父，幻作青毡羡野狸。
　　对话有时装鬼脸，谐谈仍喜撒胡荽。
　　低头只顾贪游戏，忘却斜阳上土堆。
　　“装鬼脸”、“撒胡荽”、“贪游戏”都是他游戏人生的写照。什么汉奸不汉奸，什么“黑户”不黑户，现在都成了笑谈，还有什么计较的必要呢？在这种旷达诙谐之中，正反映了他十余年中内心的滚滚波涛。正像钱塘江潮，汹涌澎湃之后，也就风平浪静了。周作人内心的矛盾痛苦无不投射在他晚期的作品中。不妨说，理清他内心的矛盾痛苦正是理解他晚期作品的一把钥匙。
　　三、小品、随笔等的成就与不足
　　周作人晚期的大量小品、随笔等短文，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创作实体，必须认真分析对待。
　　首先，周作人已经步入老年，“庾信文章老更成”，他的文笔已经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几乎他的任何一篇短文，都可以写得简洁、凝练、短小精悍、耐人寻味。尽管他的“饭后随笔”等都是应报刊之需的应时应景之作，但在同类文章中，它们却是独具风貌，有些篇则属不可多得。这里不妨略举数例。
　　“饭后随笔”的第262则《姚长子坟》，介绍了绍兴明末的佃农抗倭英雄姚长子，让人感动。姚长子凶猛有力，一个人力敌数百名入侵倭寇，终因寡不敌众而被俘。倭寇迫他做向导，要他带他们逃回海边。姚长子却将他们带入了死地，三百余人全部被擒。倭寇虽然杀害了姚长子，他的英勇牺牲却名垂青史。姚长子事迹首见于明末张岱的《有明越人三不朽图赞》，《图赞》共收108人，分立功、立德、立言三项，多为缙绅大夫，唯姚长子以普通百姓“列于义的九人之中”。对抗倭民间英雄姚长子的赞颂，多少含有周作人自我忏悔的成分。
　　“饭后随笔”第418则《文人与吹鼓手》亦大有新意。文云：“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自己服务”，先进的知识分子（文人）已经成了“人民”的一份子，是人民中之“能吹奏者”，他感受到人民的喜怒哀乐……他一面是自己要吹，一面也正是人民所要他吹的……他不再是帮闲，已经回复了人民的地位，再从这里出发去发挥他的本领，为人民服务与尽自己的责任，便成为二元的了。”对于《四库全书》及《康熙字典》的抨击，也是其中的精彩之笔。在“饭后随笔”第424则《四库全书》一文中，他指出：“鲁迅平常有一个意见……他看不起《四库全书》以及《康熙字典》等官书。”而这个意见，“似乎一直不大为人所注意，所了解继承。”而这个意见，恰恰非常正确。他说：
　　乾隆开四库银收书，主要目的是搜查反满清思想，结果几百十种的文史列为禁书，一网打尽。就是古书中的“违碍”字样也都涂抹改作……
　　其次，皇帝忽发奇想，就任意改窜古书。乾隆大抵是读《三国演义》入了迷，要赏给关羽好谥号下令说陈寿《三国志》中“壮谬”的谥号不对，应改为“忠武”。这不但变乱古史，而且改了陈寿原文。
　　在“饭后随笔”第531则《谈康熙字典》一文中，周作人又说：
　　清朝皇帝统治汉人，有很巧妙而恶辣的方法，除用武力迫压外，更重要的是愚民政策，依照明朝成法，加重提倡八股，此外还有欺骗人的文化工作，即《康熙字典》与《四库全书》。
　　《康熙字典》原来是粗制滥造的东西，单靠着专制君主的威权，一直独霸小学界。1964年周作人再写《四库全书》一文，保留原文，增写三段，指出：“总之《四库全书》不能称为善本，因为它故意的改变了原来的面貌，来适合皇帝的好恶，所以不值得人民的珍视。”但是，周作人也指出：“《四库珍本丛书》、《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以及《四库书目提要》等都不可一笔抹煞，因为它们集中了很多学者的劳动成果，辑出了几乎消失的《永乐大典》的不少佚文，它们堪称《四库全书》中的精华，有它们也就可以不管那些篡改删削了。”
　　类似这样的精辟意见，在周作人的晚期散文中多有可见，这里可以再举一例，便是他对侯外庐先生的《从鲁迅笔名与“阿Q”人名说到怎样认识鲁迅并怎样向鲁迅学习》（《光明日报》1951年1月26日）一文的批评：
　　侯先生说，阿Q这名字取意之所在，由他推测，以为鲁迅大概是取英文“问题”的头一个字母，但他没有直接地用“？”而已。这解释得很好玩，但决不可能是事实，因为他是反对英文的（笔者按：指鲁迅反对在汉文中夹杂英文）。
　　侯外庐先生认为鲁迅的“迅”并非“跑得快”之意，而是“最野性最激烈之意”，应从中华民族的母亲生了“硬骨头”的典型儿女去了解，以小见大，鲁迅一开始便是“和中国的历史发展相呼应的”。侯先生这种望文生义的解释，代表了解放初鲁迅研究中的一种庸俗社会学倾向。周作人的批评是十分及时的。
　　像以前的散文一样，周作人晚期散文中的人物纪念、人物随笔也占了颇大的比重。像《纪念蒋抑卮君》、《丁初我》、《钱玄同》、《许寿裳之死》、《郁达夫的书简》、《许地山的旧话》等可为代表。在这些怀人之作中，他表明了鲜明的人民立场和革命态度，既斥责杀害郁达夫的日本宪兵，也声讨暗杀许寿裳的蒋介石集团，对于周作人这样有重大历史污点的人物，可谓相当难得。
　　“草木虫鱼”、生活小品之类的小品文，当然大大减少了。但1957年之后，也稍稍重整旧业，又写了一些，如《爆竹》（共12卷）、《蒲公英》、《桃子》、《养鹅》、《扬子鳄》、《猩猩的故事》等皆是，有些也写得兴味盎然。《爆竹》一文，并非炒冷饭，写出了新意，实属难得。
　　周作人的晚期散文也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产物。胜利的喜悦，狂欢的情绪，对祸国殃民的蒋介石集团的控诉，也一一展现在周作人的晚期散文中。紧跟革命形势，与人民大众共欢乐，说革命话，唱革命调，甚至直斥蒋介石为“蒋二秃子”，这都是鲜红的革命色彩，是那个时代的印记。即使有一种“左”的痕迹，也都是无可厚非的。
　　然而，这个鲜明的时代特色，却与周作人一贯倡导的反对“文以载道”对立了起来。晚期散文不仅“载道”，而且大骂“蒋二秃子”，大喊革命口号，即大载革命之道，为他自己歌颂，“为人民鼓吹”。孰是孰非？能够把今日之周与昨日之周截然对立起来吗？显然不能。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主席大力倡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周作人的晚期散文，正是这种思想改造的生动记录，好得很！是值得人们举双手欢迎的。
　　美中不足的是“好得很”中也流露了“左”的痕迹甚至挟嫌报复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对傅斯年、罗家伦以及“新潮社”的态度上。在“随笔小篇”第58则《<新潮>的泡沫》一文中，周骂罗家伦“不失为恶小人”，而傅斯年则纯粹是“伪君子”，对之进行肆意辱骂之。后来又专写了《傅斯年》（“随笔外篇”第115则）一文，骂他利用《新潮》名声，“由此起家，钻到国民党里去”，如何如何。面对傅因心脏病去世，大骂死有余辜。这显然太过分了。之所以为此，只不过因为当年傅认为他是汉奸，未替他说话。傅当年是“公仇”，而今周对傅却是“私怨”了。这显然很不应该，也很不高明。
　　如果周作人真正痛恨当年当汉奸的自己，何以对傅如此咬牙切齿呢？傅主张严惩汉奸，这有什么错？至于他“拥蒋反共”，这也是一种政治选择，即使错误，也不能否定其“五四”贡献，甚至侮辱其人格。不能不说，周老先生对傅、罗大泄私愤，造成了他晚期散文的一个病灶。
　　与此相关联，周晚期散文简洁凝练有余，但一览无余，缺少回环往复、一唱三叹的韵致，读多了难免索然无味。而内容上的重复过去，又显示“文章乃为稻粱谋”的味道。特别晚年为香港报刊所作，几乎有一半是炒过去的冷饭。虽然情有可原，但毕竟有失大家风范了。
　　四、周作人晚年书信——一宗宝贵的文化遗产
　　从上述1949年7月4日写给周恩来先生的信，到1964年8月21日写给章士钊秘书王益知先生的信（已佚），周作人晚年书信恐逾千封，这是一宗宝贵的文化遗产。特别是收入《周曹通信集》、《周作人鲍耀明通信集》中的七、八百封信，更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首先，这些书信是人们研究晚年周作人的第一手重要材料，周氏的思想、观点、情趣、社会交往、生活际遇等，在这些书信中都有生动反映，周作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资料宝库。
　　其次，这些书信生动地记录和反映了社会风云，特别是解放战争胜利前夕至“文化大革命”风云初起的近二十年间中国的社会剧变和人心动荡、胜利的欢呼、极“左”的愚蠢、生活的困顿、思想的痛苦……种种社会情态，都表现在这些书信中，它们是将近廿年间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侧影。
　　再则，由于这些书信是“五四”大文豪周作人所写，其中关于文坛的记述（哪怕一鳞半爪）便让人倍感亲切。这些书信中涉及的文人甚多，除了通信人外，鲁迅、郭沫若、巴金、丰子恺、许广平、废名、俞平伯、江绍源、孙伏园、沈尹默、章川岛、徐志摩、梁实秋、徐訏、叶灵凤、陆丹林、罗孚……涉及数十人之多，这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文人交往史都至关重要。
　　第四，因为周作人是一位卓越的希腊文学和日本文学翻译家，在他的晚年书信中也有大量涉及两国文学、作家的内容，这对研究希腊、日本的文学、文化以及了解中国的文学翻译状况，也都十分珍贵。
　　第五，鲁迅、周作人向称“二周兄弟”，1923年“二周失和”，兄弟二人分道扬镳。关于“二周失和”也成了文坛的一大迷案。由于二周兄弟谁都“雅不欲谈”，种种传闻和揣测便都成了“文坛小道消息”。而周作人的晚年书信却对此有了他自己的说法，由“雅不欲谈”到“不妨一谈”了。他的“不妨一谈”，也就让人们更加接近了事实真相——或者说周作人所提供的单方面“真相”。把这个单方面的“真相”和鲁迅、许广平所提供的另一单方面的“真相”归并在一起分析研究，便大致可以找到真正的事实真相了。
　　“二周失和”后，二人至1927年间仍然一直在大的政治、思想事件中并肩战斗（比如“女师大事件”、“3.18惨案”、“国民党清党”、合办《语丝》等），“大革命”失败后二人才愈走愈远。周作人不仅在《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中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三本回忆录中提供了有关鲁迅的大量素材，在晚年书信中，对鲁迅还有大量的、独具一格的、周作人自己的关于鲁迅的分析和评价。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这些分析和评价也就有了独特的、不可取代的价值。无论对错，都至为珍贵。
　　第六，“二周失和”的重要“酵素”是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鲁迅主要恨的不是周作人，而是这位日本女人。这位日本女人晚景如何？她和周作人感情怎样？这自然也是人们十分关心的话题。而在周作人晚年书信（还有日记）中，有对这位“终身伴侣”生动而独特的描绘，也是不可多得的重要材料。
　　第七，周作人与曹聚仁、鲍耀明、徐訏、郑子瑜等香港、东南亚诸位作家、文人的通信，不仅数量巨大，而且意义特殊。《周曹通信集》生动反映了两位老作家的惺惺相惜，没有曹聚仁，周作人的很多书稿、文章只能胎死腹中，曹氏为周氏开启了一扇南国的大门，周作人的晚年“活”了起来，他的满腹文章找到了“突破口”。而周氏对曹氏的感念、对曹著《鲁迅诗传》的赞许则深得曹心。二人的通信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文化史价值。《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则另具风貌，二人是两代人（差30岁），而且素不相识，虽有曹聚仁的引见，但二人主要是靠直接通信结识的，在七、八百封通信中，二人成了忘年之交、“神交”，二人的通信也成了京港文人友情的结晶。
　　周曹通信，周鲍通信以及周徐（訏），周郑（子瑜）通信等都反映了内地文人、作家与港台海外文人、作家之间的一些意识形态分歧，最突出的自然表现在对周作人和鲁迅兄弟的不同评价上。特别对周作人，港台海外不少文人、作家同情有余谴责、批判不足，特别像梁容若先生，甚至称周作人为“圣贤”，是“以身饲虎”，解民倒悬的甘地、托尔斯泰型人物[9]。还有一些文人、作家，提示要摆脱“国共两党”的成见，重新评价“汪伪政权”。在他们看来，“汪政权”不是日本侵略者的傀儡，而是沦陷区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所有这些观点，内地广大文人、作家、学者当然是不会苟同的。然而这些不同观点的提出，都大大开拓了人们的视野，这对问题的深入探讨是大为有益的。
　　第八，周作人的书信向来干净利落，且不乏幽默风趣。晚年书信文字更加考究，韵味更加绵长，让人百读不厌。这里试举一例，乃1964年6月10日至鲍耀明信之一部分：
　　文学研究会缘起是由我瞎诌的，因当时在耿济之家开会，大家要我起草，所以照办了……至于简章则由该会办事人所拟，不是我的手笔了。
　　起草“文学研究会缘起”乃新文学史上的大功一件，但周氏用“瞎诌”、“照办”形容之，何其举重若轻也。
　　五、不可多得的大型文学回忆录——《知堂回想录》
　　周作人晚期散文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是他的《知堂回想录》（原名《药堂谈往》），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大型文学回忆录。此书1960年12月10日开笔，1962年11月29日完成，写了整整两年。全书近四十万言，是周氏接近耄耋之年完成的一部巨著。
　　《知堂回想录》从著者出生写起，按时代顺序安排，一直写到他写作此书当时的状况，历时近八十年。共分四卷：第一卷由出生至江南水师学堂毕业；第二卷由赴日留学至回到绍兴教书；第三卷由离绍来京至1927年的“清党”；第四卷由“清党”后至1961年间。这部几近四十万言的巨著，其贡献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大型文学回忆录，跨度大、内容多，许多零碎事件都被“回想”串联了起来。它可以称之为一部清末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学通史。
　　第二，它同时也是一部周作人的自传，他曲折复杂的一生，都呈现在人们面前。由于周作人本身的复杂性，这部自传也就特别重要和耐人寻味。
　　第三，《知堂回想录》中涉及文化教育的笔墨，较之文学几乎有过之无不及，特别关于北京大学的内容，更是重中之重。《回想录》也未尝不可以称之为一部北京大学校史。
　　第四，《回想录》涉及的名人众多，从章太炎、陶成章到辜鸿铭、林琴南、胡适之、李大钊……不下数十人。对于每位文化名人的记述，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经典性。
　　第五，《回想录》也是一部周氏家史，写出了他和鲁迅的青少年时代、赴日留学、“五四”奋起以及“五四”后的重要文学活动。对于“二周”研究自然具有难得的重要性。
　　《知堂回想录》自然也有它的局限与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如周作人自己所说，它并非事实照录，它是有隐瞒有删节的：“凡我的私人关系的事情都没有记，这又不是乡试朱卷上的履历，要把家族历记在上面。”又说：“有些不关我个人的事情，我也有故意略掉的，这理由也就无须说明了，因为这既是不关我个人的事，那么要说它岂不是‘邻猫生子’么？”[10]这两方面的“略掉”，事实上都不无遗憾。“私人关系的事”应尽量多写，才显得丰富多彩。由于许多事情“都没有记”，就显得可惜了，至少影响了回想录的生动性和生活气息。有些看似“不关我个人的事”实际上并非无关，有些则属于重要的背景材料，删掉同样是可惜的。当然，如果都不“略掉”，可能篇幅太长，影响出版和销售。但即使增长一倍，这方面的影响也不会是很大的。
　　其次，关于“二周失和”，《回想录》缺乏应有的自我批评。在第141章《不辩解说（下）》中，他正面讲到了“1922年（笔者按：实为1923年）与鲁迅失和的事件”，他说：
　　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有十个左右，八月二日记移往砖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冲突，也只简单的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
　　可谓避重就轻，躲躲闪闪。周作人不敢面对恩将仇报、将大哥赶出八道湾的恶行。实际上赶走鲁迅、独占八道湾乃他们夫妇的一条毒计，所找的借口乃鲁迅偷看弟媳羽太信子洗澡。实际上许寿裳（季茀）当时即为文指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鲁迅既不是那样的人，周作人之妻住房窗外种满了蔷薇花，鲁迅即使想看也无法接近。当时章川岛与鲁迅住在八道湾的前院，是“二周失和”事件的目击者和知情者，他也极力否定所谓鲁迅窥浴之说。事情本来十分明显，窥什么浴？不就是鲁迅批评羽太信子大手大脚，花钱如流水，整个周家入不敷出甚至负债累累了吗？从1923年事件发生到周作人写《回想录》，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十年，他却仍然站在原来的起跑线上，纹丝未动。而广大读者（特别鲁迅、周作人研究者）却看得清清楚楚，所谓“窥浴”，不过是周作人夫妇的戏法而已。1950年之后，周作人先后写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中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三本回忆鲁迅的著作，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不承认“二周失和”是自己愧对鲁迅，这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原谅的。读者并不要求周作人把那剪掉的十个字念出来，大家希望的不过是要他说一句笼统的“对不住大哥”。然而，他不仅不说，却还在骂许寿裳“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这就太固执、错误了。
　　尤为恶劣的是，周作人还这样自我炫耀：
　　我很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按指《故家》与《人物》），也可以说对得起他的了。
　　这难道不是一种“丑表功”吗？仅仅这两本资料你就“不俗”了吗？“对得起”鲁迅了吗？事实上，这种态度本身便永远对不住鲁迅了。
　　再则，对他的下水降日当汉奸，当然也是不可能有正确认识的。整个抗日期间的内容，共有五章，即“176北大的南迁”，“177元旦的刺客”，“178从不说话到说话”，“179‘反动老作家’（一）”，“180‘反动老作家’（二）”。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巧妙的“擦边球”。担任“伪华北教育督办”期间，如何积极配合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如何去东京晋谒天皇、慰问日军陆、海军伤病员并各捐大洋500元；如何追随大汉奸汪精卫访问“伪满”，叩见溥仪；如何多次视察“治安强化”（即“三光政策”的“先进”地区）；如何全身日本侵略军戎装向“新民青年团”发表“大东亚圣战必胜”的演讲；如何在文章、讲话中，一再鼓吹“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共荣”……所有这一切卖国投敌的丑行一概不见，却大讲他如何被片冈铁兵斥骂为“反动老作家”以便强调自己并未与日本侵略者合作。所有内容，无非翻南京审判的案，无非说那十年的汉奸罪判错了他。这哪有一点悔罪的意思？《回忆录》口口声声说：“我不想写敌伪时期个人的往事”，“这些事本是人所共知，若是由我来记述，难免有近似辩解的文句，但是我是主张不辩解主义的。”似乎他不正视那段丑恶的历史倒成了一种高风格。至于“北大的南迁”、“元旦的刺客”之类，也都是为自己的下水投敌辩护。周作人甚至说他在降日期间写的不少文章“多是积极的有意义的”，这更是欺世盗名的弥天大谎了。总之，有关降日的这几章，与他对“二周失和”的辩解一样，都成了《知堂回想录》中无法取信于人的败笔了。
　　
　　注释：
　　[1]周作人，曹聚仁：《周曹通信集》，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73年版。
　　[2]孙郁，黄桥生：《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公司，1980年版。
　　[4]周作人：《周作人的一封信》，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2期。
　　[5]孙郁，黄乔生主编：《我所知道的周作人》，《回望周作人·知堂先生》，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周作人：《六十七岁生日记》，《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7]周作人：《乞者自歌——书奉郑子瑜》，《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卷）（封二书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周作人：《八十自寿诗》，《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4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9]孙郁，黄桥生：《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编者前言》，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0]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后记》，香港三育图书公司，1980年版。
　　（袁良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文研究所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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