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很多文人保持了应有的操守和良心，他们都把归隐作为自己最终的归宿。尘世的流俗，黑暗的官场，让他们不想与世俗同流合污，要坚守知识分子的原则和良心，要守候自己高贵的精神家园。于是，他们选择了归隐。作为中国古代文人代表的苏轼到底是否归隐，专家学者历来对此持有不同见解。
　　许多学者认为苏轼从来没有真正地想做一个隐士。对“归去”的反复吟唱，只是他对于陶渊明代表的士人出世精神的承继与发扬而已。李泽厚先生指出，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也有学者认为苏轼始终徘徊在仕与隐之间，内心矛盾，最终没有迈出归隐的那一步，“归隐”之于他，是无奈，是向往，是对现实的逃避，却不是生命价值的终极实现方式。有的学者认为苏轼在黄州、阳羡等地都曾买田，是实际上的暂时归隐，也有人认为苏轼虽然买田，但是始终未能真正归隐。
　　笔者认为苏轼是心灵的归隐，是真正的归隐。
　　中国人历来就讲“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或“小隐在山林，大隐于市朝”。那些所谓的隐士看破红尘，希望依赖周围的环境忘却世事，沉湎于世外桃源，隐居于山林，这只是形式上的“隐”而已，这是小隐；真正有能力的人却是匿于市井之中，那里才是藏龙卧虎之地，这是中隐；只有顶尖的人才会隐身于朝廷之中，他们虽处于喧嚣的时政，却能大智若愚、泰然处之，真正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心境，能在最世俗的市朝中排除嘈杂的干扰，自得其乐，因此他们隐居于市朝才是心灵上真正的升华所在。真正的隐者不是肉身的归隐，而是心灵的归隐，笔者称之为“心灵归隐”，这才是真正的隐者。
　　纵观苏轼的一生，其精神状态从“人间歧路知多少？试向桑田问耦耕”到“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再到“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是一个逐渐解脱的过程，尽管这三种心境在许多时期是交融一体，但占主流的仍然是“心灵的归隐”。在苏轼的现有350首词作中，有87首词101次使用了“归”字，扣除15首词中15次与归隐思想无关的“归”字，仍有72首，占全部词作的五分之一。而以“隐”、“还”、“逝”等其他词语咏叹归隐主题的还没有计算在内。可见，苏轼确实有着一颗归隐的心灵，而且伴随他的一生并随着不同时期而变化：由早期的思乡、归耕的具体寄托到黄州时期（含离黄赴汝途中及居住常州期间）的“聊从造物游”（《菩萨蛮》）的超脱，再到晚年的“北归”与“天涯未觉远”（《发广州》）的同一。
　　苏轼的归隐情结几乎从他一踏入仕途就已经产生，并且伴随了他的一生。无论是不得意时的仕宦（如通判杭州和知州密徐时期），还是痛苦的黄州、惠州、儋州的贬谪，抑或是较为得意的元祐时期，“归隐”始终是他“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难以挥去的情结。苏轼科举成功就去做官了，他刚进仕途就想着归隐，他和弟弟子由经常讨论怎么归隐，总想自己有一天能够不做官。苏轼曾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物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这表明了苏轼对待金钱，对待富贵的态度，他认为金钱也好、做官也好，只是暂时用它；但是精神、心并不能留在这个上面。
　　如果苏轼可以随其流，扬其波，定会生活得很好，但他是个不识时务的俊杰。他有着那个时代的人不能明了的东西，尤其是不适合官场中的价值观。熙宁变法时期，如果苏轼苟从王安石就不会有“乌台诗案”和黄州流放；元祐更化时期，如果他苟从司马光则不用屡求外放。这种“独立不随”的精神，在苏轼词中的表达就是“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也是“自怜冰脸不时宜”，“尚馀孤瘦雪霜姿”（《定风波·咏红梅》），其中的主要支持力量就是心灵归隐情结。因为，士人如果不以仕宦为人生目的，自然就把功名看得轻了；如果随时有着 “欲隐则隐”的情怀，则自然不会阿谀苟合、随波逐流。因此，旷达的体认与隐含的悲哀才是一个完整的心灵归隐情结，才能体现一个完整的苏轼。
　　苏轼的心灵归隐了。孔子的“孔颜之乐”、庄子的“游世”思想以及禅宗的“随缘”思想使苏轼超脱了贬寓黄州、惠州和儋州的痛苦，使其人生境界上升到了天地精神的人生审美高度，从而建立起心灵归隐的精神家园。心灵痛苦的解脱和心灵矛盾的超越，这是苏轼政治上受打击后一贯的思想挣扎，一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收尾，余韵深长。旷达不羁是先生的本性，遗世独立的道家思想几度让先生在出世与入世中徘徊挣扎，于是乎，空漠中的旷达不羁更让人感觉无尽的深刻沉重。苏轼此时，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空漠中，旷达不羁地退避。这是苏轼这种高品味的文化人所能对世俗表达不满的唯一途径。“江海寄馀生”其实和“羽化而登仙”一样，是他又一次精神上的解脱，苏轼的归隐，不过是追求一种精神自由、合乎自然的人生理想。大隐隐于市，如同任何一位有着大彻大悟的前人，苏轼的归宿是他自己的“内心世界”，苏轼归隐是将心灵净空，放归田园，这是一种高度的宁静与超然。他的归隐那么特别，以致并不拒绝悲哀与感慨，并不拒绝人民大众，相反他与大众联系更加紧密。他的归隐是隐身官场，实则融于大众之水中，这是真正的心灵归隐。他那颗坚定的心灵似黑夜中一盏不灭的心灯，寂寞但不会孤独，惆怅但绝不失望。
　　苏轼坚守心灵归隐，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是苏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并对三家思想兼容并蓄，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现其心灵归隐的精神体系。
　　儒家讲求入世，苏轼做官锐意进取，渴望建功立业，济世报国，干一番大事业，这也是典型的儒家入世思想的体现。“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欲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敬佩英雄，更渴望成为像周瑜那样“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千古风流人物”，甚至在已经“鬓微霜”的年龄，仍旧能够发出“又何妨”的呐喊，强烈的入世精神表露无遗。他会为政治上的失意而悲伤，“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壮志未酬，功业无成，失望至极，更从反面表现了苏轼强烈的进取精神。儒家的思想在他的性格中体现为忠诚、刚正、忘我、爱民。他忧国忧民，为民做事，刚正不阿，光明磊落，在政治上坚持自己的见解，坚持正道，不趋炎附势。这正是他大隐隐于朝的心灵归隐的具体体现。
　　苏轼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讲求辩证处世，物我合一。“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人生就像一场梦，辉煌像周瑜一生，失意像“我”苏轼一生，都是一场梦而已。“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人生在滚滚不息的长江面前，是多么的渺小，一切的失意潦倒，愁苦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只是一个瞬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此事古难全。”逝者如斯，“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卒莫消长也”，“人无尽也”，水、月、人都是既变又不变的。变是永恒的，不变也是长久的。人作为大千世界的一分子也是与时同进，与物古今相生。苏轼喜欢放眼宇宙，跨越时空对比，着眼天地，物我古今合一。这是多么深奥的道家辩证法，多么可贵的人生相对论！纵然有“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英雄气概，但一句“而今安在哉”的反问，一下子使苏轼的精神空间提升到一个超迈古今、独步天下的辽阔境界。伟大与渺小，都只是历史长河的一个瞬间啊。世事都将转空，横空的人物都终成过客，倒不如寄情酒歌，托意箫音！这不正是道家所追求的那种，通过理性的思辨，而达到的乐观、旷达、超然、自适、超越功利、一切淡然处之的人生态度吗？道家的生存方式是归隐。苏轼深受道家影响，自然少不了对归隐的向往。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他所追求的并非外在的“身”的隐退，而是内在的“心”的归隐；他向往的所“归”之处正是一个使自己复杂灵魂安放解脱的精神家园。
　　佛家思想同样深深地印入了苏轼的人格和心灵之中。佛家说“万事皆空”，人生中的原本使人烦恼、让人心焦的诸种悖论，生死、贫富……都可以被化解。所以，苏轼渴望超脱生死、贫富、得失、祸福、荣辱等一切世俗的悖论对人的心灵的束缚。 “还以世俗，永与世俗忘。”他对功利人生结局看得透彻，对富贵等悖论淡然处之。苏轼的一生并非无风雨。三次遭贬，一次坐牢，可谓大风大雨，他却能不惧风雨，一任平生，笑看阴晴。如果说这些都不算什么，最让人佩服的是能够做到无风，无雨，无晴。就好像仕途中时有晴雨，但在苏轼的心中却无晴雨，十分平静。这不正是禅宗所说的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佛性常清净，何处染尘埃？”那种内心极其平静、淡然、超脱的心灵归隐吗？
　　在苏轼的内在人格精神中，儒、道、佛三家思想不是独立的，而是三家相互为用，以一种开放的兼容态度，取三家之精华，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然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博大丰富、体现苏轼心灵归隐的精神体系。苏轼心灵归隐的意义则在于把儒家的积极入世与道释庄禅的超然出世变为与时代同步，使得道释的出世思想不仅未成为消极因素，反而成为一种独立于污浊现实之上的精神支撑。他卓然不随，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刚正、磊落、乐观、旷达、超然。所以，余秋雨先生称赞苏轼“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能够看得很远却又并不陡峭的高度”。
　　其次是政治理想的失落，使苏轼心灵归隐。
　　在封建社会，正直的知识分子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境地。他们深受正统的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和教育，一开始都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他们的尴尬不在于他们想做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于他们在成为朝臣后依然坚持着这种人格上的自我要求。这必然会与以皇权绝对权威、权利高度集中于皇帝、家国同构为主要特点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产生矛盾。正直的知识分子若想在仕途得志的同时坚守住心里的那份清高与高贵，确实不太容易。很多隐士在归隐之前都是满腔热血、志向远大的，然而他们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保持人格的高贵，这早已注定了他们的尴尬处境。这就是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人格与官场现实的二律背反。
　　苏轼的一生宦海沉浮，多次被贬谪，甚至被贬到当时荒芜的惠州。虽然苏轼没有自怨自艾、消沉颓废，反而处处洋溢着他的达观豪放、豁达洒脱、自信乐观。但是苏轼毕竟在仕宦生涯中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只有与同僚好友步上云龙山，享受云龙山水、放鹤招鹤之闲趣。这种心灵的归隐，才使苏轼得到生命的意义，回归自然的人生。他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向往“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的山人生活方式，试图过山人式的“芒鞋”、“樵渔”、“采药”、“游阆苑”、“学道”、“欲仙”的隐逸生活：一种生命自由与精神自由的追求。苏轼的这种归隐就其本质而言并非外在的“身”的归隐，而是内在的“心”的归隐，苏轼构建了一种新的心灵归隐文化机体，即人性的解放和生命的自由。
　　总之，苏轼的“归隐”，带有一种对于人生归宿的终极性思考。这种“归隐”和对归宿的终极性思考，不是形式上的归隐所能够实现的，而只能通过心灵的归隐才能实现主体的人生价值，使人的生命与自然融为一体，在审美观照中获得精神的超越和解脱。苏轼的心灵归隐“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从而树立起一座中国古代文人心灵归隐的精神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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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胜利山东省泰安市宁阳一中271400）

• 刘胜利： 苏轼,心灵归隐的精神丰碑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