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包拯（999—1062），论者大都称其刚正不阿、铁面无私。所谓“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宋史》本传），这也能从《包孝肃奏议集》中他那数十篇弹劾贪官佞臣的奏书中得到明证。而其后世小说戏曲影视中他那三口铜铡的威力，更将其对赃官污吏严惩不贷的威严的一面加以浓化以致神化。而笔者何以言其也有“和”的一面呢？
　　第一，包拯将忠君与爱民、将治民与为民、内圣与外王、内儒与外法紧密结合、融而为一。其理想社会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就是要竭力扭转北宋王朝“诸路饥馑，万姓流离，府库空虚，财力匮乏，官有数倍之滥，廪无二年之畜，兵卒骄惰，夷狄盛强”（《七事》，见《包孝肃奏议集》（卷一），以下见此集者只注篇名）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严重局面，维护北宋王朝的长治久安，亦即君臣之间、君民之间、天地之间、中外之间，安宁和谐，也就是包拯一再强调的“君臣协契，义同一体”“使教惇于上，民悦于下，召天地之和气，致邦国于永宁”（《论大臣形迹事》）；君是唐太宗一样的“英明好谏之主”，臣是魏征一样的“忠直无隐之臣”，“君臣道合千载，一时事无不言，言无不纳”（《进魏郑公三疏札子》）；“近自宫禁，远及边陲，杜渐防微，中外协济”（《谨天戒》）；“诏音所至，甘泽随降，和气应于上，民心悦于下”，“如是，则风化日益美，贤者日益耸，积之以久，和气洽乎上下矣。”（《请录用杨纮等》）。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上下内外矛盾为和气恰恰、成平治世，这是他立身行事、激浊扬清、惩治贪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鉴于“今政失于宽而弊在姑息”（《论星变》），所以，他主张“不用赃吏”，“如此，则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矣”（《乞不用脏吏》）；要求将“兴贩私盐”“巧图财利，冒犯禁宪”的淮南转运按察使司勋郎中张可久予以“重判”，以使“贪猥之辈，稍知惊惧”（《请重断张可久》）；连上七章奏疏弹劾奸官王逵，批评仁宗“知人用人之道恐有未尽”，反对对内臣“录秩权任，优崇稍过”，反对对谏官“殊不选择，但以年叙迁”，对举人要“依旧弥封誊录考校”，都是以严求治，以严求“和”。包拯本人要成为“尽心敢救天下之弊，敢当天下之责者”，就不能不如此的。
　　第二，包拯力主务德慎刑，中正慎罚。其实，以德化民，恩威并施，刚柔兼济，务德慎刑，是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理民治世的成功经验，也是儒家为政以德、先德后刑的礼治思想的具体实践。北宋建国伊始，鉴于晚唐五代的混乱，宋太祖实行的是严刑峻法，轻罪重判，法令苛细，至有条目数千之多。其后，宋代各朝，于法令条规，多有修订，条目虽减，酷虐未改。即使仁宗号称“惇仁”，但其刑法仍是残酷苛虐，凌迟、枭首等刑，每年仍是不在少数。特别是那些“刻薄好进之吏”，更是唯靠绷扒吊拷、钉剐磔枭作为审案判刑前的主要手段。包拯历官御史中丞、开封知府等，深知此弊，所以特上《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要求以德化民，慎用刑罚，明确指出“治平之世，明盛之君，必务德泽，罕用刑法”“王者亦当上体天道，下为民极。故不宜过用重典，以伤德化。昔暴世涉网凝密，动罹苦害，不下堪命，卒致溃乱。老子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其政闷闷，其民淳淳。’臣愿圣明鉴于此言，而无忽焉。方今民力凋残，国用窘迫，若乃专用刻薄好进之吏，则民不聊生，窃恐非国家之福也。”主张“赏德罚罪，在乎不滥”（《论星变》），“赏者必当其功，不可以恩进；罚者必当其罪，不可以幸免。邪佞者虽近必黜，忠直着虽远必恃。”（《上殿札子》）不能“用刑过当”（《乞不遣杨景宗知磁州》），因为这会造成刑罚滥用，而“刑罚一滥，则狡吏得以为奸，无所畏惧”（《论内降》），百姓不堪其酷，便会铤而走险，犯上作乱。包拯之所以连上七章弹劾王逵，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贪官“苛政暴敛，殊无畏惮”“枉行途配民吏，追摄干系五六百人在禁，锻成大狱”“一路之民，例遭枷锢，逃移死亡者无数”。可见，包拯之务德慎刑之“和”之“宽”，与对贪官污吏严惩不贷之“严”之“厉”，都是从“宽民利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将宽严、和厉合而为一的。
　　第三，包拯还主张任用“窜逐之臣”，尤其不可忽视。他在应对“策问”的《七事》中，有一段话，值得注意：
　　臣伏见近岁以来，多有窜逐之臣，或以无辜，或因小过，或为阴邪排陷，或由权要憎嫉，吹毛求其疵点，洗垢出其瘢痕，罪罟实繁，刑网太密，甚伤清议，大郁舆情。昔匹妇含怨三年亢阳，匹夫怀愤六月飞雪。近岁窜逐之人，讵之匹夫匹妇之伦也，得不逆和气、召灾沴乎？陛下固宜矜体而深惟之。《传》曰：“使功不如使过。”盖负责之人，自忿废绝，不能振起，一旦为明主弃瑕录用，则其自奋图报，倍万常人。愿陛下诏近岁窜逐之臣，有才行効实而本无过累，洎坐累获罪之轻者，或加牵复，或加宠擢，如此则圣造洪覆，同天之仁，使排陷憎嫉之风，不敢复为矣。
　　较之唐代，在包拯所处的仁宗朝，大辟之类死刑也是大为增加。《宋史全文》卷七上载：“贞观四年断死罪二十九，开元二十五年才五十八，今生齿未加于唐，而天圣三年断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视唐几至百倍。”更遑论“窜逐之人”的数量之大。旧时史家所谓真宗、仁宗两朝六十馀年，从无放逐大臣之说，显系粉饰太平之谬。天圣元年六月，殿中侍御史张存上书中说：“进士林献可因奏封事窜远方”；景祐二年十二月，范仲淹弹劾阎文应，“窜文应岭南，寻死于道”；景祐二年，“杖脊配沙门岛逄吉等二十二人”等等。确如包拯所说“近岁以来，多有窜逐之臣”。而按当时法律规定，凡是窜逐亦即流放之官，一般难以起复叙用。而包拯分析了窜逐之臣之所以遭受放逐的四种具体原因：有的是无辜的受害者，有的是犯有小小过错而被重判，有的是受到奸佞阴谋陷害，有的则是由于权势而遭嫉妒憎恨。对此，应该本着“使功不如使过”的遗训，或加牵复，或加宠擢。所谓“使功不如使过”，不能机械地理解为“与其使用有功劳的官员，还不如使用有过错的官员”，而是旨在强调使用有过错官员的重要性。因为这些人，“一旦为明主弃瑕录用，则其自奋图报，倍万常人”。这也是历史的经验。据《左传》记载，秦穆公曾经委派秦将孟明等率兵攻打郑国，郑之盟国晋国襄公率师援郑攻秦，导致秦国“殽之战”的惨败，秦之孟明等三个元帅尽皆成了俘虏。后来孟明向秦穆公请罪说“我之罪也”，而秦穆公却说是“孤之罪也”。仍然信任孟明，其后还任命他为元帅，攻打晋国。孟明率兵渡河之前，尽焚渡船，一鼓作气，取得胜利。《后汉书·独行传》亦记载，东汉时期，当某太守“有事当就斩刑”时，任职教授的索卢放对监刑的使者说：“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归心汉皇者，实以圣政宽仁故也。而传车所过，未闻恩泽。太守受诛，诚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惧，各生疑变。夫使功者不如使过，愿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斩，使者义而赦之，由是显名。”该传中虽然没有记载这位被赦免的太守其后有无戴罪立功的表现，但是索卢放的“使功者不如使过”的名言却能长期流传，为人引用。《旧唐书》卷七十六《李靖传》记载：唐高祖李渊的将领李靖，因延误军事当斩，被获免之后，戴罪再战敌人肇则，结果“靖率兵八百，袭破其营……临阵斩肇则，俘获五十馀人，高祖甚悦，谓公卿曰：‘朕闻使功不如使过，李靖果展其効。’”包拯正是继承古代成功经验又根据北宋现实提出任用“窜逐之臣”的。他之所以上奏《请召还孙甫、张环》、《请复韩贽等台官》，就是因为他们“才识明茂，资质纯正，先任御史，各以微累黜免，多历年所，屡经恩宥，勘会前来，所坐原情且非大故，弃瑕亦合录用……臣以为可复旧职。”以上都是在这种“使功不如使过”思想指导下的具体实践，而且确实也收到了一定成效。
　　《宋史》本传中称“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他之所以既严且和，原是出于忠君爱民的忠恕仁人之心。不过，笔者肯定却并不主张大力宣扬包拯，他与今之干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他之刚正不阿、铁面无私却又不无“和”之一面，又何尝不能给人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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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茂坤： 包拯也有“和”的一面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2年第2期